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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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涌入了3000多份诉讼书，几乎是往常全年诉讼案件总和的十倍。

包括特斯拉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塔吉特百货公司、沃尔格林公司和家得宝公司在内的大约3500家美国企业，就美国对逾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一事起诉特朗普政府。

这些诉讼认为，特朗普政府违反了行政程序，没有在规定的12个月内结束征收关税，“武断、任意、滥用自由裁量权”，使美国企业的利益遭到巨大损失。

美国声称对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此时反而与资本集团“反目”。美国维护的究竟是谁的安全，让出的又是谁的利益？在美国，政府与资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就需要从美国资本集团的发家史说起。

从垄断组织到十大财团

美国建国后，一直奉行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到内战前夕，美国东北部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胜的企业通过合并、排挤中小企业，逐渐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垄断组织。

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出现了产业资本。

由于美国在一战期间经济损失较小，战后出口商品增加，国内的垄断资本又掀起了一轮资本集中运动，合并领域主要为重工业。随着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美国金融资本应运而生。

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的大国，政府大力将战争期间由官方投资的军火工业低价转让给各大财团。

上世纪60至7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期，新兴科技行业涌现出了新的资本集团，美国企业出现了第三次合并浪潮。

垄断组织从金融、军事、能源等关键领域入手，与国家实现了近似于“绑架”的高度融合，最终形成了包括洛克菲勒、摩根等在内的十大财团。

“金钱政治”与政商利益共同体

美国财团势力的膨胀很快开始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政治领域。资本集团为了控制政治，使出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

各大财团往往通过联合中小财团选定支持者参与总统竞选，战后的杜鲁门由摩根财团扶植，肯尼迪的支持者来自洛克菲勒财团，约翰逊代表德克萨斯财团的利益，尼克松则出身于加利福尼亚财团。

除了大财团争夺总统人选，中小财团也会争取政府官员的要职，战后美国政府很多官员都是亦官亦商。各资本集团争夺政府职位，当然不是为了选出人才服务于美国人民的福祉，而是希望左右内外政策的制定。

主要在海外做生意的财团希望扩大对外贸易，经营国内企业的财团则主张关注国内，每个财团都竭力使自己支持的派别能够制定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内外政策。

除此之外，资本集团还会利用各类组织来影响政府决策。主要由企业高管组成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对外政策制定上有较大影响力，而洛克菲勒财团在该会拥有主导地位。

典型案例还包括由大银行家与政府要员组成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等。除了政府组织，一些民间团体（如商务委员会）、企业组织（如美国商会）和基金会也都是财团影响决策的工具。

资本家起初发展基金会是为了避税，后期也逐渐利用基金会进行证券交易、房地产投资，渗透美国的外交、文化、体育事业。

垄断财团有时还为某些“民间”学术机构提供经费支持，使其研究影响政府决策，例如，美国的中东政策就出自通用汽车、埃克森石油和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布鲁金斯学会。

随着八十年代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美国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一道对全球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扩张，不断拓展生产贸易的网络与边界，其自身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逐渐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

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供应基地和消费品输出市场的地位，全球化将会永远按照这一模式运行。

至少到这一阶段为止，美国的政治国家与资本集团的利益都是互洽的，美国的金融霸权、军事霸权和相关的金融资本，以及军工复合体资本力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主体，政治国家为保障资本安全提供了军事霸权，依靠霸权地位制定世界市场的贸易规则，为资本跨国攫取利润保驾护航。

资本利益的分野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将全球化分为1985-2001年“幸福的全球化”、2001-2014年“痛苦的全球化”以及2015年开始的“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

正是在后两个阶段，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十几年中迅速发展，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国商品的快速涌入与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造成美国制造业衰退与产业空心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权力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不再具有完全垄断经济霸权的能力，于是产业资本转向反对全球化，而继续在全球化中获利的跨国金融资本则支持全球化发展，两者利益的不同成为新的冲突来源。

政治光谱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极化成为美国政治的新特点，出现了产业资本与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极左翼民众联手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局面。

政治现象往往体现两种资本博弈的结果，产业资本出身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就将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作为主要议题。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美国打贸易战保护的是谁的安全与利益”，首先要明白，美国的政治链条是由军事工业复合体——选民——议员——政治企业家组成的，战争停止以后，这个链条靠什么维持？

靠树立新的敌人。

新冠疫情应对不力的事实可以用“中国病毒论”甩锅，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可以用对华强硬政策制造话题，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也是这一点的鲜明体现。

华为不仅仅是抢占苹果公司市场份额的智能手机与电脑生产商，华为还在领先研发5G技术，这是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挑战。

美国政府竭力遏制华为，目的是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技术霸权及军事霸权，保障了这些，美国的资本集团才能继续保持对世界市场的垄断。

然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两种资本及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

此次新冠肺炎危机中，防疫物资的短缺暴露出美国实体经济衰落，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没有得到好转。

要想迁回影响国家安全的物资生产线，国家必然要求加强经济主权，但比起利润，在全球追逐最低劳动力成本的跨国资本并不十分在意自己的“祖国”。

当跨国企业的利益成为特朗普四处点燃贸易战的牺牲品，可以预见政治国家与资本间的利益共同体将变得岌岌可危。

9月中下旬美国政府向英特尔颁发了对华为的供货许可，这也许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选择——向资本集团让步，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利益之争中根据两者的角逐结果变更政策。

11月的大选临近，新冠疫情加剧着矛盾，不同利益背景的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说着“让美国继续伟大”、“为美国人的福祉”之类冠冕堂皇的口号。

只是，灯塔国民主神话的背后，真正影响决策的恐怕还是华尔街金融精英、硅谷科技巨头……

票选出的总统真的会优先考虑“全体美国人”吗？至少在当下与可预见的未来里，答案大概并不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