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苗向黑白文娱表示，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北京文化还会有三部重磅影片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乌尔善导演《封神三部曲》之一、贾玲的导演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和易小星导演的回归之作《沐浴之王》——后两部喜剧片也都是由张苗担任制片人和发行人，“今年我特别想让观众笑一笑，高兴一下，今年要成喜剧专业户了”。
作者：蓝二
编辑：王子之
版式：王威
“这次的主创邀请，完全不存在去‘磕’这一说。”
“我们鼓励每一组导演做他们最擅长、最舒适的创作。”
“葛优老师带头到现场，一下就踏实了。”
“确保影片有尽量宽泛的观影群体，这非常重要。”
“希望《家乡》能是今年华语电影的前三甲。”
总制片人张苗并不认为《我和我的家乡》来自于一项所谓的“任务”，他认为这更像是一次创意的启发。
围绕着脱贫、小康的表达主题，定性喜剧类型，取中“变化、空间、小人物的幸福感”三个核心要素；而恰在去年国庆档结束后的10月8日敲定了《我和我的家乡》这一电影名，推动项目正式进入快车道，到成为今年国庆档冠军，整整一年时间。
对于数次以爆款电影辟出新市场新赛道的北京文化而言，今年的核心任务就是用创作拉起市场。就像是《家乡》的存在，从出发点论起它当然是一番重要的时代表达，一场与宏大视角或重大事件无关的主旋律内容探索，也是一次特殊创作的挑战，然而时间无意中赋予的另一重重要性则在于，这是上映的第一部2020年开机的院线大片。
“它成了当时我们心目中的救市之作，中国电影人自己帮自己，让大家看到中国电影创作者在疫情的冲击下并没有趴窝，还在工作，还在生产好的内容。”
《家乡》之后，北京文化还在对其他重点项目进行适当提速，以应和市场之需。张苗向黑白文娱表示，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就会有三部影片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备受期待的乌尔善导演《封神三部曲》之一；以及贾玲的导演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和易小星导演的回归之作《沐浴之王》——后两部喜剧片也都是由张苗担任制片人和发行人，“今年我特别想让观众笑一笑，高兴一下，今年要成喜剧专业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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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总体上来说还处于前期阶段，每一次新的解题尝试，也都是在给市场和行业增加了一个新的范例和样本。
《我和我的家乡》能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新变奏在于，在前期以重大事件、宏大叙事、传统英雄面貌先牵动起一批成功的主旋律商业片之后，中国式大片的视角开始有了迁移和下沉，在大片中有了以平民触角和生活观察为主体的细微创作。
脱贫这样一个新的时点性的题材，《家乡》是怎么进行解题的？
“我们能够想到的第一反应就是喜，喜迎小康，给老百姓带来的一定是快乐，而在电影上面最接近或者最适合表达快乐的类型，肯定是喜剧类型。”
张苗做电影的理念非常明确，既然现在是一个类型片的市场，创作表达就应该以一种鲜明的类型化的结构和对话方式去抵达受众。在他看来，一开始就将《家乡》的类型定义准确，是影片取得市场成功的方向性要素。
项目敲定的第一时间，作为牵头人之一的总导演宁浩就提出，这样的一部喜剧创作，一定要请到张艺谋导演担任总监制，通过他在艺术性、创作方向上的极高见地来为影片进行把关。而在张艺谋导演和总策划张一白导演的加入下，《家乡》初定的表达主题迅速得到了关键的进一步梳理。
“变化”，被定为影片的讲述核心。
《我和我的祖国》是以时间为线索，《家乡》则以“空间”为连接——家乡万万千，取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位来成为代表。
“小人物”，则成为变化的见证主体、发生主体和推动主体。
几位统筹者一致认为可以兼容并蓄不同的喜剧风格，鼓励不同创作者用他们各自最熟悉、最擅长的喜剧创作手法去表达，而这种风格和手法的多元，与不同地理空间的相匹配，恰又可以给出关于“笑与泪”幸福感的不同人文风貌。
喜剧“梦之队”的建立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共识”过程——“最早在片名确定的时候，国家电影局和宁浩导演就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批优秀的导演组合”。
“导演们知道这个创作方向后，反应都非常积极，因为这几年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共鸣的，在短时间内就确定了加入此项目。”
五个空间，宁浩选择了创作“张北京”十余年后的新故事，徐峥走进了自己熟悉的东部人文，邓超与老搭档西安人俞白眉选择了西北故事，闫非、彭大魔带着东北阵容主导的开心麻花回到了东北，而陈思诚则选择西南贵州想尝试点新挑战。
“高质量的电影作品一定是真实的内心表达，这次对于所有导演包括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创作挑战是，相对年轻的导演不见得熟悉乡村题材的创作。所以当每组创作者选定了区域之后，他们都花了时间去采风，真正根据当地生活的观察、对于变化的感受，他们提出说我想做什么，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这就是这部影片非常健康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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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这样一部分段式的电影，张苗的感受是“既省心，又极具压力和挑战”。
“每一组导演和他们的制片人、主创团队都是非常优秀的，也有着长期合作的默契。作为总制片人，我跟他们合作，这个过程总体上是非常愉快和顺利的。”
创作中，每个单元的选题由每组导演团队自主原创，在对创作方向、主题和剧本共同商讨，形成共同认可后，张苗和出品方就会对各导演团队进行充分的支持和放权，让导演们以自己最舒适的方式选取自己最信任的团队去拍摄制作。而包括张艺谋导演、张一白导演在内的统筹把关者，则会在包括策划、剧本、后期时的很多关键节点上给予帮助。
比如对于演员，就是由各单元团队自主选择，遇到需要统一协调之处再由张苗等帮助解决。在张苗看来，这一过程中，各团队都很好地兼顾了影片的艺术性、艺术表达水准，与市场对演员组合的期待，在演员阵容上的周到思考很重要程度上确保了影片有一个尽量宽泛的观影群体。
“这次不管是导演团队，还是数量较大的演员群体，大家都是非常积极配合的，完全不存在我们需要去‘磕’下谁。”
有充分的放权，同时也有收合的关键处。为了保证多团队参与创作的影片能够准时准确交片，整部影片有统一的制作时间表，有总后期的统筹。这也正是张苗所说极具压力和挑战性的地方，“尽管每一部都是短片，但基本上跟五部电影同时开机的感受是一样的，你可能面对五部叠加的各种问题和需求”。
电影在今年的拍摄尤其会遇到许多突发或变数。
比如宁浩《北京好人》和徐峥《最后一课》就是很典型的代表，前者在拍摄期正遇上北京第二次疫情，而后者7月在浙江拍摄则碰上了今夏几十年一遇的暴雨洪灾。严重且不可控的变数，对于这部必须在一年内制作完成上映的影片来说，无疑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拍摄期间，北京疫情小规模出现反复，但当葛优老师和宁浩导演带头准时出现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整个剧组一下就踏实了。”
作为总制片人，张苗所负责的响应体系在此时发挥作用。在最大的努力下，北京的景依然是难度巨大且充满变数，常常是当天六点要拍，到四点才能解决，整个剧组都会整装候场，不敢浪费任一点时间。“天天都像打仗，老觉得今天拍了，第二天就不知道景还有没有，还能不能拍。”
浙江的情况也是同样争分夺秒，在雨水最密集的拍摄时间，整个剧组随时准备好，雨一停就见缝插针地拍。一场户外茶山的戏份，尽管当时并未下雨，但乌云不时遮挡住太阳，光线亮度达不到要求，演员和拍摄团队就在景中等，云开雾散的瞬间就开机，几分钟内抢一条。
“面对今年的各种困难，整部影片如期完成，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尽量全力以赴地照顾到创作和生产的基本规律，不能说时间短了就胡来。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这部影片的创作我们是很大程度上遵守了规律的，我相信观众从最后呈现的效果来看应该也是比较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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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集体创作作品接连两年成为国庆档冠军，口碑票房双丰收，也连接起了最广泛的社会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业内的许多探讨也都在寻找“分段式”内容的创作规律与创作边界。
而张苗则向我们强调，整体感和完整性依然是一部电影的基本素质，分段式表达并非万能钥匙，也不会是常态，目前仍只是适合某些特殊题材的一种创作尝试。与此同时，他也分享了此次尝试中的一些心得。
“我认为分段式创作应该避免的最大问题，就是要避免每个短片单元都不错，但影片整体观影感受不理想的问题。”
在张苗看来，此次《家乡》在保证逻辑和情感整体性上做了很多努力。其中的最大前提在于，自一开始整个大团队就在影片的类型和情绪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做喜剧片，打出有笑有泪的幸福感，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导演再按自己的风格拿出选题讲述故事，就是一种合理的多元化，它能让人们找到各个地区的要素，既有同质性，又非千篇一律，可以从方方面面去体现“变化”。
“初剪后，我看到的每一支影片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像宁浩导演一贯的黑色幽默，经典叙事；而思诚导演，一贯的、环环相扣的强喜剧逻辑，丰富色彩的热烈表达。每个人都如我们期待的做出了很好的自我完成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是手里有一把好牌，但这把牌的排列顺序以及连接方式也是至关重要。最大的挑战就落到了如何调整列队身姿，让让五支影片整合在一起更加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张苗带着团队特意做过四个城市的八场观众测试，五支影片的播映顺序不一样，带给观众的整体观感会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些实际面向观众的调研观察，也被吸纳到了总后期调整统筹中，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选择。
宁浩《北京好人》的娓娓道来将观众引入，陈思诚的《天上掉下个UFO》将喜乐情绪一下拉满，喜剧的这两个极端探索后，徐峥《最后一课》带来了一个情感的高潮，继而邓超俞白眉的《回乡之路》延续这种情感的抒发，最后落在闫非彭大魔的《神笔马亮》将笑与泪重新进行了表达，并以一种绝对的温暖感收尾。五支影片情感的起承转合给观众带来的观感，与一部传统三幕式电影，形成了基本的重合。
“许多同行看片后说，我们这次很重要的成就就是，这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从创作上，我们觉得很欣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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