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芒的背后：俞敏洪是如何打造新东方帝国（一）

任何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背后无数的艰难和辛酸，是很多人看不到的，本文整理了俞敏洪在创业中所经历的阵痛和改变，以期给各位校长带来启发。本文由办学一点通整理，转载请注明。

故事追溯到40多年前，俞敏洪还没有想到自己日后将会成为一代“教父”，当时他的理想只是考上家乡的江阴师范学院，可以不用喂猪种地。但197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让他体会到，人生时常充满绝望：英语33分；次年再考，英语55分，俞敏洪依然名落孙山。

他坚持到第三年的理由是不能吃亏，得坚持到对自己有一个交待，这是俞敏洪第一次在绝望中寻找到的希望。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高考，终于给了自己一个交待，考上了北京大学英语系。

而立之年被北大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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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北京大学，俞敏洪班上出身农村的孩子只有3个。当时相貌和英语都不惊人的他在北大痛苦挣扎了5年，多出来的一年“奉献”给了肺结核。在养病的日子里，俞敏洪身心放松地读了600本名著，他说，这是他在北大除学英语外的最大收获。

　　1985年，俞敏洪毕业时，正值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英语教师人才奇缺。喜欢北大宁静生活的俞敏洪斗胆“混进”青年教师队伍，一个礼拜授课8节，就此拉开了他教育生涯的帷幕。

1990年，中国出国大潮正波澜壮阔，“百万雄师过大洋”。潮流浩浩荡荡之下，北京街头各种TOEFL、GRE培训班如雨后春笋出现，北大校里校外也不例外。校内培训班被老一辈教师把持，不愿和前辈抢饭碗的俞敏洪只能校外觅食。结果由于影响到了校内培训班招生，莫须有地被北大记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他觉得呆下去没有意思，只好选择了离开。那时是在1991年底，他即将迈向而立之年，从北大辞职成了人生的分水岭。

“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俞敏洪说，“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新东方初创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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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幸运和不幸，都在北大降临于他。但俞敏洪并没有就此消沉，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毅然选择离开。离开北大的俞敏洪，也经历了所有创业者必须经历的“先寄人篱下，再自立门户”的程序。不同的是，居无定所的动荡生活逆转了俞敏洪的家庭地位，“妻管严”变成“夫唱妇随”。为备课，俞敏洪背破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俞夫人则体贴有加，灯下帮忙抄写备课手稿，这便有了俞敏洪成名作《GRE词汇精选》———GRE江湖宝典。

没有教学资质，没有团队，也没有办学经验，俞敏洪想创办自己的培训部怎么办呢？正好北大有几个退休的老教授在附近办了一个民办东方大学。俞敏洪找到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办英语培训部，每年交15％的管理费。借块牌子还能白拿钱，东方大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寒冬夜晚，俞敏洪拎着糨糊桶静待夜黑风高时寻觅电线杆张贴广告。白天俞夫人正襟危坐等在电话旁，接待学生报名。多年以后俞敏洪曾回忆这段历史：

俞敏洪在中关村[-1.17% 资金 研报]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那是一间10平米、漏风漏雨的屋子。外面支一张桌子，再放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员工只有两个人——他是一把手，妻子打下手。开班初期生源少，俞敏洪常常一个人骑车，拎着糨糊桶，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冬天里，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冻成一块，不贴广告的时候，他就和妻子待在“教室”里虔诚守候，盼着来报名的学生。第一天开张，只来了两个学生。看见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房子，报名册上干干净净，两个学生满脸狐疑。俞敏洪见状连忙推销自己，好说歹说让两个学生交了钱。

夫妻俩正高兴，两个学生又回来了。他们心里不踏实，把学费又要了回去。接下来的星期六[，又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1000多块啊！一天的工夫，是我在北大教书四个月的工资啊！”俞敏洪说，虽然白天已经数清楚了，但晚上回家后，两口子还是把钱摊出来数，一边数着带角币的散钱，一边感叹，“来三个了，来三个了。”

俞敏洪还是担心，虽然很多学生来，但看过报名册就都走了，是不是觉得报名的人少，担心自己是骗子？第二天，他在托福、GRE的报名册上各填上30个假名字，造成从第31个开始招生的假象。

身份的转型并未让俞敏洪立刻适应市场竞争。创业早期他请人贴广告，阻碍别人招生，对手雇人把贴广告者捅伤。俞敏洪报警，警察说，事太小，杀人的案子都处理不过来。为了尽快疏通关系，处理这件事，俞敏洪请一个刚刚认识的警察朋友，托他请刑警大队的一个政委出来“坐一坐”。因为俞敏洪不会说话，只会喝酒；也因为内心不从容，光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就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就回不来了。那天，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憷，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下午7点还有课，他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眼角的泪痕犹在，该干的事却不能不干，按俞敏洪自己的话说，不办学校，干吗去？

创业期间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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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俞敏洪创办新东方学校。初创的时候的，俞敏洪是极为艰难的，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极度的困窘。当时俞敏洪四处筹钱办培训班，由于钱不够，很多班都办在大杂院中。让俞敏洪没想到的是，这些经历，居然差点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1998年8月21日，俞敏洪开车回家。他一个人住在某小区一幢楼的三层。晚上9点多，俞敏洪进了楼门。然而，楼道内的感应灯不亮，他正纳闷时，在二楼三楼的交叉点下来两个小伙子，一前一后把他堵住了。一把手枪顶在了俞敏洪头上，一个小伙子掏出一个针管，朝他胳膊就是一针。另一人在他的背包里找到了进门的钥匙。注射的药很快产生了作用，俞敏洪陷入了昏迷。

一个多小时后，俞敏洪在自己的家里苏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手脚都被布条捆着，被劫匪扔到了床上。一种巨大的求生本能袭来，俞敏洪侧身滚下床，跳到了客厅里的电话旁。他用下巴先“按”下免提键，然后“拨”号码。打完了电话，他又陷入了昏迷。第二天醒过来时，他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诉他，劫匪给他注射的麻醉剂是动物园给大型动物使用的，剂量大得吓人，而且推的速度很快，他是捡了一条命。

令俞敏洪想不到的是，对他下此狠手的劫匪，其中之一就是与他相识的张北。俞敏洪曾因办学跟张北接触过，用他的一个园子办了一期班。1996年，张北因购买、私藏枪支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在这期间，他和“哥们”曲云童提起了俞敏洪，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捞上一笔。

曲云童在老家买了麻醉针，带着催泪枪来到了北京。案发当晚，张北让曲云童拧松了楼道里的感应灯，并在楼道里看着外面的车位，等到俞敏洪上楼时就出现了上述的一幕。两人在俞敏洪卧室的衣柜上层找到了200多万元的现金。张北在公安机关供述，曲云童把200多万元装进包内后，要杀了俞敏洪，他给拦住了。（本段内容来源于法制晚报 ）

新东方去家族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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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早期是个体户家族式的状态，对此俞敏洪在多次演讲中，也提到：当时我是先一个人干,发现学生多了以后没有办法,把我老婆从她的单位招回来,她来跟我一起干，她负责前台招生报名，我负责贴广告。新东方三批人,一批是我的家族成员,我、我老婆,再加上我老婆的姐夫等等，这是新东方早期发展的雏形。

在发展的过程中，俞敏洪也意识到在家族企业的初始阶段，家族经营有诸多的优势：血缘和亲缘关系使得大家目标一致、齐心协力，而且内部沟通效率高，管理成本和代理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在经营困难的时候，家族成员如团结一致，更容易令企业走出困境。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所言不虚。

俞敏洪曾说：刚开始做的时候，新东方我用的都是家族成员，家族成员很便宜，比如我的姐夫，我老婆的姐夫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现代化结构，但是非常好用，你财务都可以乱七八糟的，不需要监控你的财务，天天贪污你的钱，反正贪污也是贪污在自己家里。干活不用计算时间，因为都是家庭成员。但是，如果在这样的家族一直做下去的话就会出大问题。于是，俞敏洪邀请徐小平、王强从国外回来共同打造新东方，当时包括俞敏洪在内的几个合伙伙伴都有家族成员在新东方内工作，徐小平、王强非常抵制，要求清退合作伙伴的家族成员。

为了做出改变，俞敏洪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撤换了自己管财务的妹夫。他的母亲听说此事，就在俞敏洪的办公室外面搬一条凳子，对着正在与高层研究工作的俞敏洪破口大骂。俞敏洪听到母亲的骂声，站起来思考一会儿，径直踱出屋子。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都以为俞敏洪要跟母亲理论。但当俞敏洪走到妈妈面前，让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俞敏洪“扑通”一声跪在妈妈面前，并且长跪不起。“男儿膝下有黄金”，俞敏洪的这一跪，跪出了真诚，跪出了善良，也跪出了对自己不会收回成命的决心。于是俞敏洪自己先带头，用了半年多时间把他姐姐、他老婆的姐姐和姐夫这些家庭成员从新东方清退出去了。

徐小平是俞敏洪大学文化部长，王强是俞敏洪大学的班长，俞敏洪找到王强那年，后者已在美国新泽西定居，而且任职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过着优渥的小资生活。一开始俞敏洪压根没敢奢望把王强请回北京。他认为自己讲课根本讲不过王强，王强的领导才能也比自己强多了，“我担心驾驭不了他，担心被他吃掉。 ”，但是让他惊奇的是王强还是来了。新东方刚开始所谓的合伙，其实就是包产到户，俞敏洪只是把新东方分成几个板块，比如徐小平：负责留学、签证、移民和咨询。王强：负责基础英语培训。俞敏洪：负责出国英文培训，并向前两者收取15%的管理费，也是在这一时期俞敏洪陆续引进了很多人才，新东方实现爆发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