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也许是我们滥砍滥伐和灭绝物种导致的苦果

新冠疫情再次敲响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警钟，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人类近十年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于近日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2010年商定的预计到2020年实现的20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

联合国警告道，“人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避免灾难。

随着人类的滥砍滥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生物的种类正在不断减少，导致COVID-19等疾病大流行的风险不断增加。

许多生态学家都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但近日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点：一些物种正在走向灭绝，与此同时，那些生存下来的物种——例如老鼠和蝙蝠——更有可能携带潜在的危险病原体，而人类可能会被传染。

Nature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物多样性与疾病大流行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与新型疾病

研究团队对六大洲约6800个生态群落进行了分析，发现生物多样性因人类活动而减少的趋势与疾病暴发之间的确存在关联，但没有对未来新型疾病可能会在哪里爆发做出预测。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警告人们，”伦敦大学学院的生态分析员凯特·琼斯（Kate Jones）说，“但根本没人关心。”

琼斯是研究团队中的重要成员，一直致力于研究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和新型传染病之间的关系。

过去，研究团队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现在，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如何绘制全球疫情风险图和预测疾病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前不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举行了一个在线研讨会，探究生物多样性减少与新型疾病暴发之间的关系。

IPBES打算就二者关系的科学性做出一份专家评估，推动各国政府在纽约9月举行的联合国峰会上，做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承诺。

其他人则呼吁政府行动起来。

7月24日，一群跨学科科学家，包括病毒学家、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在Science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滥砍滥伐和打击野生动物贸易（包括销售和消费野生动物，因为它们很可能携带危险的病原体），减少大流行发生的可能性。

刚果盆地被砍伐的热带雨林

在新型疾病的传播过程中，人们最先关注的往往是疫苗研发、疾病的初期诊断和控制。

纽约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动物学家彼得·达什亚克（Peter Daszak）则认为，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他说，COVID-19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生物多样性在病原体传播中的影响，因此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达什亚克指出，琼斯等人的最新研究，为人们采取行动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健康风险，我们正在寻找改变行为方式的方法。”

疾病背后的经济和文化

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疾病数量有所增加，SARR和禽流感的暴发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这很可能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牲畜接触增多导致的结果，因为人们迁入了未开发的地区。在人类向自然的扩张中，环境变化、与动物接触增加等现象出现地愈发频繁。

今年4月，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乌干达，森林砍伐和栖息地破坏，导致灵长类动物与人类接触明显增加，因为灵长类动物要冒险走出森林获得食物，而人类要冒险进入森林收集木材。

印度街头的猴子

但是，在过去10年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减少是否会使病原体数量增加？

琼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答案读是肯定的，因为这通常会导致少数物种占据主流——而这些物种往往携带着危险的病原体，人类有被传染的风险。

琼斯带领团队前往了世界各地的几百个生态研究地点，包括原始森林、农田、城市……共收集了超过320万份记录。

最后，他们发现，随着生存环境从自然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生物多样性减少，我们已知的携带传染病毒的物种数量（包括143种哺乳动物，如蝙蝠、啮齿动物和各种灵长类动物）正在增加。

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是研究疾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的可能性。该小组已经对非洲暴发的埃博拉病毒进行了评估，根据发展趋势、可能宿主物种和决定病毒传播速度的社会经济等因素，绘制出了风险地图。

地图与过去几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疾病暴发的地点吻合度较高，表明根据土地利用、生态、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来预测风险的方法是可行的。

一些研究人员呼吁，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要谨慎。

非盈利组织地球创新研究所的创始人、热带生态学家丹·麦普斯泰德（Dan Nepstad）表示，“说实话，我有些担心，如果人们认为这就是下一次大流行会出现的地方，他们集聚会在这里砍伐更多森林。”

他认为，滥砍滥伐、捕猎和野生动物交易背后，其实是经济和文化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才能真正奏效。

一位售卖野味的妇女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行动负责人、流行病学家易卜拉希马·索塞·福尔（Ibrahima Soce Fall）也认为，了解农村偏远地区的生态，以及社会和经济趋势，对于预测未来疾病暴发的风险至关重要。

“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滥砍滥伐、无组织采矿、无计划发展，未来会暴发更多疾病。”

唯一的出路

IPBES即将发布的报告中，有可能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科学家和决策者需要更全面地对待边远地区，解决公共卫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许多科学家和环保人士都呼吁打击野生动物贸易。但达什亚克表示，野生动物贸易只是疫情拼图中的一小块，完整的拼图还包括狩猎、牲畜、土地使用和生态。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上的野生动物市场，维持着许多人的生计

达什亚克说：“生态学家应该与传染病研究人员、公共卫生工作者和医务人员通力合作，跟踪环境变化，评估病原体转移的风险，减少人类活动带来的危险。”

上个月，达什亚克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政府可以通过打击砍伐森林和野生动物贸易，以及努力监测、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和家畜中暴发的新型病毒，来减少COVID-19等疾病大流行的风险。

根据达什亚克等人的估计，这些行动的成本约合每年220亿到330亿美元。但与COVID-19带来的5.6万亿美元的损失相比，显然不值一提。

福尔认为，关键是要让政府和国际机构在公共卫生、动物健康、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通力合作。

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始于2018年，于上月结束，其根源不仅在于疾病，还在于森林砍伐、采矿、政治不稳定和人口流动。

福尔说，必须把资源集中在最危险的地区，并处理好人与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关系。

如果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部门能顺利地合作，“就会有一些早期预警机制”。

编辑 | 田晓娜；参考 |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