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剧经典到骂声一片，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延续与困境有哪些

星爷是二十世纪末期香港喜剧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在香港电影时期，他的《007》《大话西游》《少林足球》等多部喜剧作品成为香港和内地人民心中的经典，他的“周氏无厘头”喜剧风格成为中国喜剧片的一种符号。2003年，香港电影开始进入合拍片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周氏喜剧并没有达到其在香港时期的巅峰状态。

1994年，作为周星驰导演的第一部喜剧片，《007》获得了3752万港元的票房收入。作为香港喜剧片的代表人物，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少林足球》《西游记降魔篇》等作品获得了极高的口碑与高额的票房收入。

2003年，香港电影进入了合拍片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星爷在内地创作的电影作品引起了观众的质疑，甚至是失望。虽然也有《美人鱼》这样打破多项电影纪录的优秀作品，但是也出现了口碑与票房均不如意的喜剧电影作品。今天将从内容、形式、题材、视听表现手法等方面分析进入合拍片时期后，星爷在喜剧电影创作上的延续与困境。

一、合拍片时期周氏喜剧的延续

自1994年星爷的《007》上映后，周氏喜剧迅速在香港电影市场夺得一席之地。进入合拍片时期，《西游降魔篇》《美人鱼》等合拍喜剧片也在大陆电影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票房成绩。从香港电影时期的周氏喜剧到合拍片时期的周氏喜剧，可以明显发现在作品中，周星驰针对内地观众，对周氏无厘头喜剧这一符号做了改变，以迎合内地电影市场的审美，并尝试将周氏喜剧艺术创作推向更高的艺术高度。

（一）故事内容的延续

以《新喜剧之王》为例，可以看到周星驰在影片内容上展现了其早期经典作品的创作思路，依旧是喜剧外壳包裹着悲情内核。在影片中，如梦为圆演员梦，对演技努力揣摩却屡次遭到周围人物的打击与嘲笑，表现了对影视圈浮躁风气的抨击；老演员马克在拍戏时用数数字来当台词和对中文台词远没有英文台词熟悉时的情节，表现出了对崇洋媚外和失职怠工现象的嘲讽。周星驰在嘲笑剧中人物的同时进行自我审视，这一手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现实生活中的感情问题在这部电影中也有表现。影片中女主与查理的爱情故事就是现实中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被欺骗后孤寂的身影让人不禁沉思。还有影片中人物多次说的“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光努力是没有用的”等对白，除了是对影片人物的写照，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但在延续的同时，周星驰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内地元素融入到电影中，主要体现为在电影叙事上更多地注重温情。在《功夫》中，街头混混阿星完成了自我救赎并战胜邪恶，最终收获了他期盼已久的爱情。又如在《长江七号》中，周星驰并没有着力表现传统科幻片中人类与外星人的大战，而是在科幻大背景下，将重点放在了父子这种小人物之间的故事上。

（二）选材的固守

在题材上，《新喜剧之王》所呈现的是与《喜剧之王》一样的内地“群演”人物形象，而这一形象也是周星驰自己在演艺生涯早期不受重视、受尽嘲讽的现实投射。在《新喜剧之王》中，女主角如梦在条件极差的底层环境下看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受尽冷嘲热讽。周星驰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对底层社会群体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在演艺初期饱受冷落与鄙视经历的再现。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少林足球》中贫穷落魄的球星、《长江七号》中穷困潦倒的父亲、《007》中历经坎坷的卖肉老板以及《破坏之王》中遭遇窘迫的主人公阿银，都是对底层环境中小人物的呈现与关怀。

（三）经典形式的再现

周星驰在早期喜剧电影创作中注重三种元素的使用，即对动作、身体与语言元素的运用。从他早期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将这三种元素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状态。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对苏乞儿受尽苦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他那大量夸张随性的动作。在《上海滩赌侠》中，以主人公为首的群舞“叉烧包”，是一种对舞蹈动作的模仿。这种动作的模仿与夸张构成了香港喜剧电影三重意义中的以动作为主性、注重身体极致性的两大重要特征。在《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的“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等台词与唐僧颠三倒四的台词则构成了第三种意义特征——语言的附从性，语言在周星驰的设计下成为了动作的有力衬托。

在《新喜剧之王》中，周星驰依旧延续了这些早期香港喜剧电影的特征。如片中过气演员马可在模仿《大话西游》里时光倒流的动作以及做出一系列没有因果的动作时，就是对身体极致性的体现。女主在被父亲质问为何没有盒饭时被抽打的行为，是用戏剧化的动作来替换语言所带来的喜剧性。而以“从现在开始到宇宙爆炸”为代表的一系列近似癫狂的台词和夸张地掏出香肠和鞋子等，便是一种语言的附从与动作形式上的夸张。这些特征都是周星驰在内地合拍片时期对自己早期喜剧风格的延续。

二、合拍片时期周氏喜剧的困顿

作为一代香港喜剧片的代表人物，周星驰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所展现出的喜剧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其喜剧作品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更是让他本身成为了一种喜剧符号，并在20世纪末的香港喜剧电影市场中经久不衰，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 CEPA 签订以后，面对香港本土电影市场的衰落与大陆电影市场的崛起，包括周星驰在内的一大批香港电影导演开始挥师“北上”，进军内陆寻求发展，但是观众观影口味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让周星驰引以为傲的“无厘头”艺术面临着挑战。

（一）从演员到导演的变化

无厘头艺术是周星驰首创的电影表演方式，他的银幕上有着他自己的一整套规则。作为首创者与应用者，周星驰无疑用诸多喜剧作品证明了他是成功的，他在《九品芝麻官》《007》《大话西游》等影片中给观众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形象。但是，当周星驰退居幕后，作为导演指导演员进行表演时，周氏无厘头的艺术特征便不能在银幕上很好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周星驰在对自己的艺术风格进行传承时是失败的。这种失败十分明显地体现为，观众在观看周星驰导演的影片时以一种自觉习惯将他的无厘头表演风格投射到影片中的主人公身上，而结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二）观众心理预期过高

有学者认为，艺术电影“所涉及的心理功能是期待的功能，或者说当期待受到我们的感情控制时，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于想象力的心理功能”。对周星驰而言，在大陆电影市场之所以没能达到在香港喜剧电影时期的极高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进入合拍片时期后，内地电影观众对周星驰导演的电影有着较强的“周氏无厘头”的心理预期，但是这种心理预期与现实银幕中周星驰指导演员所呈现的“周氏无厘头”有着较大的差距，从而导致观众对周星驰“北上”后创作的电影感到失望。可见，进入合拍片时期，对内地观众而言，最为紧迫的是要消除这种心理预期，尽快地接受周星驰已经从演员转变为导演的事实，而不是抱着“周氏无厘头”的心理预期来观看周星驰的电影。

（三）内地观众审美不同

周星驰能否冲破“周氏无厘头”的限制，创作出符合内地观众观影口味的影片，也是决定他“北上”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每个地域的电影市场所提供的影片，尤其是商业片，都是迎合当地观众观影偏向的。例如，南北方观众对喜剧片的审美偏好就不尽相同，冯小刚的喜剧片在北方深受观众喜爱，但是对南方观众来讲，这种“京味儿幽默”可能仅在理解上都会存在困难，同理，南方观众大爱的“海派清口”对北方观众也是味同嚼蜡。这也说明了地域文化对喜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合拍片时期周氏喜剧的展望

周氏喜剧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市场取得的成功，与其在电影中对香港文化的精彩表现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周星驰通过对肢体动作的极度开发，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电影表演手法，即无厘头表演方式，并通过这种电影表演手法隐含地表达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内涵。通过调侃、玩闹、放荡不羁的人物塑造，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发人深省。另一方面，周星驰对小人物的塑造极具香港特色。通过对平常人物的塑造，表现深层次的社会内涵，让观众对周星驰的电影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从这一经验来看，周星驰能否准确地把握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的差别，并将自身电影艺术风格与内地文化相融合，便成为周星驰成功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的关键所在。现今的内地电影市场，正不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喜剧演员，如徐峥、黄渤、沈腾等。他们通过讲述风格各异但亲近内地生活文化的喜剧故事，获得了大批内地观众的肯定。如徐峥的“囧途”系列、黄渤的《疯狂的石头》《心花路放》《疯狂的赛车》、沈腾的《夏洛特烦恼》等喜剧电影，均在激烈的票房竞争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于周星驰导演来说，他的周氏无厘头风格如何做好传承与发展，如何适应内地生活文化、满足内地人民的需求，便成为与这些内地喜剧人才竞争的关键点。

四、结语

作为20世纪末香港喜剧的一大代表人物，周星驰曾经引领了一个时期的喜剧辉煌，周氏无厘头的表演风格成为中国喜剧片的一种符号。他的喜剧作品在引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让人对现实产生反思，因此他在观众的力捧下走上神坛。进入合拍片时期后，观众对周星驰极高的期望与诸多不甚合理的期待成为他在内地创作合拍喜剧片过程中的负担。因此，当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作品未达到观众的预期值时，便无法在票房与口碑上取得让人满意的成绩。虽然周星驰一直在喜剧美学意义上尝试新的突破，但是最终依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寻求发展的大趋势下，周星驰也许会继续尝试，为观众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