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元朝帝后贵族为何对瓷器的态度和兴趣颇为冷漠呢？

中国古代陶瓷器兼具物质、精神双重属性。上古时代， 陶器即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而成为礼仪用品。至唐代，“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进入文人士大夫视野，成为赏鉴的对象。因饮茶、赏玩、供奉、祭祀等方面的需求，部分瓷器摆脱了物质功用蜕变为精神产品，其审美价值日益凸显。宋以降，复古思潮兴起，崇古、鉴古、玩古是推动陶瓷鉴藏及交易的重要因素，在帝王、权贵的共同推动下，元、明两代由文人主导的瓷器鉴藏和交易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 文章来源：《市场鉴藏》2019年第1期，作者：吴明娣、常乃青 /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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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蒙古族崛起并统一天下，因与农耕民族文化相异，“瓷器坚脆而沉重，在迁徙中，易损坏，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既难适应他们动荡的生活，更同他们高价值、易携带的物品要求相抵牾”[1]，因此元朝帝后亲贵更偏爱金、玉、珠宝等，对瓷器的态度则颇为冷漠。因对瓷器的轻视， 元早、中期，宫廷珍藏瓷器的现象并不多见。元代孔齐《至正直记》中甚至有“窑器不足珍”这一论断，认为“余然后知定器、官窑之不足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为然”。这一观点与元朝统治阶级的好尚不无关系。受中原文化的浸染，元统治者对瓷器的认识逐步改变，但终究无法如两宋帝王权臣那般钟爱瓷器。

元朝虽于至元十五年（1278）设立浮梁瓷局，但在众多官府作坊中，瓷器窑坊却仅此一处，对瓷器的态度于此可见。随时间推移，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增进，特别是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包括蒙古族权贵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于瓷器的态度已不同于元初。元代官府定制瓷器并加款识即表明了这一点。如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定制的“枢府”款瓷器、东宫詹事院下辖军事机构左卫率府订制的“东卫”款瓷器。元文宗图帖睦尔较之此前蒙古族君主更多地接受汉文化，还雅好丹青 [2]，他在位期间设立掌管皇家祭祀的太禧宗礼院定制“太禧”款瓷器 [3]，该器具有象征意义，意味着蒙古族统治者也效法两宋烧制瓷礼器。现存印有八吉祥纹和缠枝莲纹的卵白釉“太禧”铭盘是元代瓷礼器的代表作，瓷礼器的烧造体现出元晚期统治者已认同瓷器的价值， 元晚期景德镇窑制瓷工艺水平提高也与此相关。既然皇家允许瓷器进入庙堂、祭祀神明，那么其他阶层使用、赏玩、馈赠、品鉴、珍藏瓷器也就顺理成章了。

元 卵白釉印花“枢府”款折腹盏 高 4.5cm，口径 11.5cm（上图）

元 卵白釉印花“福真”款盘（枢府瓷） 高 4.3cm，口径 13.4cm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藏（下图）

虽然，元代贵族对于赏鉴瓷器的兴趣远不及两宋，但在原南宋统治的江南地区，仍更多地保留宋时传统，特别在文人阶层。热衷瓷器赏玩、鉴藏一如既往。《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4] 一节记载，孔齐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 在杭州“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会同其同道“荆西人氏王德翁”对此物进行了细致鉴别，认为其“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又指出需谨防“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之仿品。从中可见，瓷器鉴藏在江南颇为兴盛，以致在杭州市场上有哥窑器出售，与友人共同对瓷器进行品评，反映了元代瓷器仍如宋人着眼于胎质、釉色，还透露出元代市场上有名窑仿品，不难推测当时古窑器也如同法帖、名画一般供不应求，因而出现仿品。元代鉴藏者对宋代定窑瓷器的推崇导致定器仿品的出现，还涌现出仿定器的名手—— 彭均宝，在山西霍县设窑，以专门仿制定瓷闻名于世，因而有“彭窑”之称。在元代市肆中，瓷器是交易品类之一， 而鉴别、购买古物已作为一种雅好存在于文人的交游活动中，尤其是对故国之物的购求，促动收藏宋及宋以前的古物成为一时风尚，上海青浦任明（卒于至正十一年，1351） 墓中出土八件官窑瓷器，其中包含一件元代官窑鬲式炉 [5]， 佐证了元代江南文人士大夫仍承袭宋代传统，偏爱青瓷的釉色、纹理之美，珍重形制仿青铜器的青瓷器。

元代江南地区书画、古铜器、古砚、古琴等品类鉴藏及交易相对活跃，对陶瓷器鉴藏、交易也起到了带动作用， 往往热衷书画收藏者，也鉴藏铜器、瓷器、漆器等名物， 所谓“好事者”不仅有士大夫、缙绅，还有工匠、商贾及其他社会角色，参与鉴藏、交易的群体数量较之南宋有所扩大。这主要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对南宋故地的“南人”采取歧视政策，致使江南士子难以求取功名，怀才不遇者远多于前朝，寄情丹青、器玩成为不甘沉沦者的选择。既出于保全国故的赤子之心，也借此疗治痛失家国的心灵创伤。这些潜在精神动因无疑推动了包括两宋名窑瓷器在内各类古物的鉴藏、交易。

元末明初的江南，赏玩、鉴别、品评、收藏、交易为一体的购藏体系已见端倪，曹昭《格古要论》中对相关品类较为系统的论述可充分说明这一点。曹昭生于鉴藏世家， 对古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赝，正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6] 的做法直接出自家学，也是对宋元金石学传统的继承。《格古要论》分门别类地论述了 13 种物品，其中专列古窑器论一章，对柴窑、汝窑、官窑、董窑、哥窑、象窑、高丽窑、古定窑、古磁器、古建窑、古龙泉窑、彭窑、古无器皿 13 类古窑器物加以品评。后世王佐又在此基础上增补了大食窑、吉州窑、古饶器，除大食窑是后世所言“铜胎掐丝珐琅”，其余均为宋元名窑。书中不仅论述诸窑瓷器的特征，而且对其优劣、真伪加以品鉴，并记录了部分瓷器的价格，其中对定窑着墨较多，记述各类定窑瓷器及其价格的高低 [7]。而在论及象窑、霍窑、吉州窑、高丽窑等器物时，仅用“不甚值钱”一言以蔽之。另外，书中还记载古董商贩为谋利假借“新定器”之名销售霍窑瓷器，“好事者以重价收之”[8]，既说明霍窑与定窑瓷器在外观上颇为相类，在市场交易中易被混淆，更透露出元代、明初藏家对定窑瓷器的珍视。明晚期定窑瓷器作为瓷器价格的参照标尺，甚至明末清初的文献中也有“宣、成之器又将与定瓷竞胜”[9] 之言，与元末明初古窑器的交易状况以及鉴藏家的著述所产生的影响不无关联。明初，古窑器的价格与古书画名作真迹难以相提并论，甚至和古砚、古琴亦不能比肩， 古窑器在《格古要论》的 13 个门类中排名第九，位居显要位置。这一情况直至明中、晚期才有所改观。值得关注的是，《格古要论》在描述定窑器时提及 ：“损曰茅，路曰篾，无油水曰骨，此乃卖古董市语也。”[10] 可见在当时的古董市场中，存在评价瓷器瑕疵的行业术语，反映出古陶瓷交易在当时已形成一定规模，且交易方式和鉴藏观念已相对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