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诗经》从三千删到三百？我们被司马迁的《史记》忽悠了！

关于《诗经》，普遍存在两大误解：一是《诗经》中收录的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二是孔子将《诗经》中的作品删减至300首，故有“诗三百”之称。

先说第一点，《诗经》确实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但这不意味着这是里面收录的是最早的诗歌作品。原因很简单，文学作品的最初载体并不是文字，而是口头语言。因此，很多初期的作品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对此，鲁迅先生在《门外杂谈》中有过非常精辟且通俗的论述：假如那时候大家（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

在鲁迅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小新还想拓展一下：再之后呢，我们的祖先可能会想着把话说得动听一些、把道理讲得透彻一些、把故事说得动人一些，于是就产生了韵律、叙事、抒情和议论。但在知识被贵族阶层垄断之前，大家的叙事和议论应该都是自发的、真诚的，而韵律也是自由的，就是觉得怎么好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来。

但在《诗经》中，我们既能看到一些真诚的作品，也能看到一些比较虚假的作品，既能发现一些自由活泼的作品，也能发现一些僵化陈腐的作品。而后世文学，也一直延续着这种状况。我们说《诗经》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应当包含这个层面。

再说第二点。《史记.孔子世家》有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是关于孔子删诗的最早说法，又因为《史记》的影响力及后世学者的鼓吹，这种说法也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孔子删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知道，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司马迁应该不会搞错这个，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也一致）。据《左传》记载，在鲁襄公二十九年的时候，也就是孔子八岁那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看周朝的音乐。于是，乐师们依次为他演奏了《周南》、《召南》、《邺》、《鄘》、《卫》……这个顺序和今天看到的作品排序是一致的，因此《诗经》不是孔子编排删定的。那年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在此之前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孔子可能没改编排顺序，但是删掉了子目录下的一些作品啊。比如现在我们看到《周南》底下有11篇作品，但以前可能有110篇呢。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当时已经年近70。但是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在这之前就提到过“《诗》三百”。

而孔子及其弟子都并未谈到或删诗甚至是编诗之说，如果孔子真的做了这样一个大工程，这么多弟子不可能没有一个不吹嘘一下的。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一些的春秋诸子，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孔子删诗”的说法。这说明，在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说，孔子也根本没干过这个事儿。

再者，如果孔子真的删了大量诗，那么在孔子之前的古籍中应该会发现不少逸诗，也就是现存《诗经》中没有记载的原属于《诗经》的诗作。《国语》、《左传》等作品中都引用了很多《诗经》的作品，但逸诗很少。《左传》引诗经217条，但逸诗仅有13条，而这些逸诗还很可能是在孔子之后才弄丢的。这也可从侧面正面孔子没有删诗。因为如果孔子真的删了很多《诗经》中的作品，那么逸诗应该也很多。

最后，如果孔子当时真的删了诗，那么为何还要保留一些不雅之乐、不符合礼义的“淫诗”？孔子本人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放郑声、远佞人”，他对“郑风”可谓是深恶痛绝。如果他真的删诗，那首先应该是把这些全部删掉。

另外，像《静女》描写的是青年男女幽会的过程，《蒹葭》写的是难以和意中人亲近，这些都是不符合礼义的。《大车》写的是主人公想争取婚姻自由与心上人私奔，这完全违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之道。但这些诗都保留了下来，孔子删诗却连这些都不删，那还删啥呢？

小新认为，“孔子删诗”是一句从司马迁的《史记》这里开始流传出来的谣言。孔子当然也确实对《诗经》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是针对乐的方面，而非诗的内容。孔子本人的表述是：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只可惜乐的部分已经完全失传，如今我们只能看到诗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