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诞生日 ，那些在天安门上空“飞翔”的人们！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开国大典上，人民空军的17架战鹰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的检阅。事后，外电惊呼：中国共产党人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多年后，有人这样评价开国大典受阅飞行：

“17架拼凑起来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对共和国诞生那天来说，确实是一种骄傲，虽然今天我们看来，难免产生些许羞涩、寒酸——但对于白手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它却具有了开天的意义。”

参加庆典的人们

开国大典上的飞行员们

在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中，飞在最前面的9架P-51战斗机为第1、第2、第3分队，每个分队3架飞机，组成3个“品”字队形。

紧接着是第4分队：2架“蚊”式轰炸机组，组成“一”字排开的队形。

第5分队由3架C-46运输机，组成一个“品”字队形。

第6分队由1架L-5通信联络机和2架PT-19教练机，组成一个“品”字队形。

开国大典上的17架飞机就是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

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们也是来自四面八方：

方槐、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选派到新疆学习的老红军干部；

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则是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

空中受阅总领队邢海帆，以及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党组织一声号令，这些共产党员就按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适时驾机或者从地面历险归来；

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有识之士，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驾机起义。他们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

参加飞行受阅的部分飞行员合影

这些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员们，在以后各自的工作中为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王玉珂驾驶从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飞机参加10月1日开国大典后，10月3日奉命到上海试飞“蚊”式轰炸机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赵大海团长、孟琎副团长则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

飞机为何带弹飞行？

按理说，像受阅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与子弹是分离的。

“但是开国大典那么大的群众集会，不能不考虑防空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掌握制空权。”曾经参加开国大典受阅和防空指挥的李裕如是回忆。

1949年3月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航空局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的情况下，成为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为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局长作了肯定的回答。

方槐和航空局几个处长，用两个晚上和一个白天的时间，拟制了一个受阅飞行的初步方案。第三天上午，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准时走进聂荣臻办公室，在座的还有一位曾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苏联空军中将。

常乾坤(右)与同为东北老航校创始人之一的蔡云翔

方案汇报完毕后，方槐处长凑到聂荣臻跟前：“聂代总长，我有两个问题请示：第一个是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对安全有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受阅飞机还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是否带弹？”

聂荣臻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第一个问题你请示他！”苏联空军中将介绍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降落就行了。”

至于飞机是否带弹，后来决定受阅飞机中可有4架带实弹。所谓带弹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

据李裕回忆：“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从青岛派飞机空袭北平南苑机场后，虽然我们已经解放了青岛，但国民党空军在台湾、舟山群岛等地还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样，开国大典安排在下午，鉴于当时飞机的性能和飞行保障条件，国民党空军即使胆敢来犯，也存在诸多困难。后来一些资料证实，国民党还真做了空袭北平的准备，由于各种综合原因，最终还是没有敢来。”

方槐

为了防止空中受阅飞行时敌机来偷袭，开国大典那天，2架P-51战斗机飞行员阎磊、赵大海，2架“蚊”式轰炸机飞行员邓仲卿、王玉珂奉命带弹参加受阅飞行，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总理说，飞机太少那就飞两次

9月1日晚上，军委航空局召集华北航空处和飞行中队的负责同志开会，专题讨论空中受阅飞行的具体实施工作。会议确定受阅计划由方槐负责牵头，受阅训练由飞行中队长徐兆文负责实施，受阅保障由华北航空处负责。

在解放军档案馆，笔者查阅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其中程序（四）明确：“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现场示意图

从9月2日开始，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人员，在南苑机场投入了紧张的飞行训练。他们以东西跑道假想为天安门，作检阅航线的飞行训练，因为徐兆文在训练中受伤，受阅飞行总领队由邢海帆担任。尽管伤势未愈，徐兆文几天后便归队，担起机场塔台指挥等地面工作。

起初，只用了9架P-51战斗机，编成三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据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回忆：聂荣臻代总长看到9架编队飞行后，认为准备参加受阅的飞机太少，于是又增加了2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3架通信教练机，共计17架飞机编成5个“品”字队形、1个“蚊”式双机梯队，前后跟进。

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编者注：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看了飞行演练后提出：领队的战斗机（9架）飞行速度快，在通过天安门后，可以转回去，接到教练机的后面，再通过一次天安门。这样，就有9加17共26架（次）飞机受阅飞行了。

邢海帆等预演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时，正值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委员们听到飞机的轰鸣声，问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飞机？周恩来副主席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来保卫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个个笑逐颜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开国大典已进入倒计时，大家最担心的是飞机的安全，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员都立下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个场面是庄严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多年以后接受笔者采访时，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中将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誓词：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蒋介石不敢再来了！”

10月1日，凌晨5点，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进入了南苑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除天安门指挥部外，华北航空处在王府井南口对面设指挥所，既指挥受阅飞行又承担作战指挥。指挥所里一共有3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华北航空处航行科科长李裕，一位是苏联专家阿弗谢耶维奇，还有一位叫杨劲夫，担任俄文翻译工作。

战机在南苑机场整装待命

16时，受阅指挥部下达起飞命令，参加受阅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让速度小的教练机、运输机先起飞，P-51战斗机、“蚊”式飞机殿后，依次起飞，在通县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

16点35分，无线电里传来“空中受阅开始”的命令。作为“头雁”的邢海帆，立即带领空中编队飞向天安门，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由东向西依次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检阅。整个广场形成了欢呼的人潮，沸腾的海洋。

“看！”周恩来总理用手指着空中3架运输机中的头一架对毛泽东主席说：“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毛泽东主席点头向空中招手。

开国大典上的陆军、海军、空军方队

战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好！好！蒋介石该害怕了，不敢再来了！”受阅飞行完成后，苏联专家阿弗谢耶维奇在指挥所拉着李裕的手兴奋地谈论着。可李裕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懈怠，他正指挥两架P-51战斗机和两架“蚊”式轰炸机在空中巡逻，并按计划组织小型飞机再次升空，在天安门广场撒发宣传传单。

当晚，部分受阅飞行员应邀到北京饭店参加盛大的国宴。当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看到身着飞行服的邢海帆时，都称赞说：“你们飞得好！”

曾有一架飞机突然离队

在外人看来，整个受阅飞行是完美无瑕的。仅以人民空军当时的装备、人员条件来说，开国大典当天的飞行堪称超水平表现。

但事实上，飞行过程也非一帆风顺。通过天安门后，邢海帆按照原定方案率9架P-51飞机，右转弯，绕北京城墙飞行，衔接在第6分队教练机的后面，再次通过天安门。这时，第3分队的谭汉洲看到自己驾驶的P-51战斗机机头冒烟，并发出“呼呼呼”的闷响，飞行速度也随即降下来了，情况十分危急！驾驶技术精湛的谭汉洲临危不惧，他判断是飞机发动机的故障，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空军飞行队列

为此，谭汉洲通过电台报告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李裕当即同意谭汉洲脱离机群，左转弯在南苑机场着陆，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问题。当时，天安门城楼上也有人观察到这架飞机突然离队向南飞去，便打电话询问原因，李裕如实说明飞机故障的情况，并报告已平安降落。

国人为之骄傲的红色战斗机群

在共和国的元旦， 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 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 飞临北京上空！ 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红色的战斗机群， 三架接着三架， 打天安门前飞过， 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 数不清的红旗飘动， 数不清的手臂挥动。

当年，乘坐受阅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有一位名叫马凡陀的诗人，他写了这首诗歌——《红色的战斗机群》，表达了大家当时的喜庆心情。

回首在开国大典上的飞行受阅，当年飞行员之一的林虎将军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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