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信息传递：为抗战做出杰出贡献的邮政

19世纪中叶，欧洲爆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正式进入“电气时代”。相比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市场的兼容性更强。简而言之，第二次工业革命更能把其成果分享给普罗大众。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帮助更大】

二次工业革命的贡献

在信息层面，二次工业革命带去电话、电报等先进科技产物。哪怕一个人站在南极，另一个站在北极，只要他们身边有电话线和基站设施，就能完成即时通讯。这对传统邮政行业的冲击不可谓不巨大，毕竟在没有高铁的时代，一封信从北京发往上海，最快也需要数天才能到达收件方手中，怎么可能与即时通讯的电话与远距离“传真”的电报相提并论？

执政者们很快发现电话、电报在军事、政治上的用途，迅速摒弃传统的邮政系统，改用电话、电报作为指挥工具。

【信息传输效率上，电报比信件高太多】

可传统邮政并非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对于中下阶层人士，电报和电话的成本过于高昂。以民国时期最发达的江浙沪地区为例，一封从上海发到苏州的电报每字1角、镇江1角1分。在北方这个价格更高，济宁1角3分、临清1角4分、天津1角5分、大沽1角6分。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一份电报的价格可以抵得上20-40斤的猪肉。别说位于底层的普通市民、农民，就连一般的中产阶级也不敢拿电报当信件使用。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抓住一只大玳瑁，其他媒体如实报道，唯有《世界日报》将其说成是乌龟。愤怒的《世界日报》社长觉得这会降低报纸的公信力，便想发电报斥责驻京记者，但由于电报的费用高昂，选择简略内容。于是，他发文称“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这封电报在第一时间传遍全国，成为中国人民茶余饭后的笑谈。从侧面也印证了电报的昂贵。

【更重要的是，扣除上海等发达地区，大半个中国与清末并无太大区别】

因此，邮递寄信依旧是大众的最佳选择。高阶层的精英人士也并没有完全选择电子通讯设备。正如汽车普及后，许多指挥官依旧喜欢骑马一样，旧时代的印记并不容易消退。许多大儒依旧热衷于使用信件+文言文的方式交换信息，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女也喜欢写情书，而不是打电话。直到今天这种习惯依旧保存，不得不让人感慨传统力量的强大。

抗战时期的邮政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邮政立刻展现出来低成本、低配置的优势。918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并扶持末代皇帝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77事变后，日军侵入华北，并在淞沪会战中击败蒋介石，成功占领上海，并成功拿下江浙沪地区。

当大半个中国都沦陷后，西部地区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沿，仅有的物资需要优先供给军方。同时，因日军战机轰炸基础设施，导致电子通讯的成本大增。以云南为例，电报资费为省内5角，省外7角5分；长途通话分别为4.5元（40公里以内），500—1000公里每公里增加3元，1000公里以上每公里增加6元。除重要军事用途外，只有大公司的重要商讯才能享有这类服务。

低成本的传统邮政在这一刻迅速展现出它的优势。据统计，1939年函奸数量为1538.5万，1940年达到2192.4万，1945年达到惊人的3235.3万。

作为最先近代化的东亚国家，日本很清楚信息传递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邮局成为日军重点攻击对象。当事人早在古北口抗战时，日军就出动轰炸机集中攻击邮政系统。1937年4月16日，“敌机16架分三面布阵，向密云围袭，其来时技术极为敏捷，掩人不备，肆行低飞，进退如意。前后共投下炸弹不下百枚之多，炸毁房屋十数所，炸死军民二十多名，公安局、电报局均被炸毁，当地商民均纷纷逃避。”

所幸雷达此时依旧是盟军独有的技术，日军战机很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执行对中方的轰炸。中国邮政出于保险起见，让麾下工作人员于白天去野外躲避，等到太阳西沉，再回邮局办公。彼时野外生存不像今天，没有专门的野营设施，没有专门的炊事工具。而邮局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原本的大学生，是民国的天之骄子。按理来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他们应当捧着铁饭碗，享受着优渥的待遇。可是，国难当头他们却毅然决然地走上一条与之前规划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正是靠着他们的奉献，抗战中的信息交互才没有完全断绝，中国人民在经历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