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纠正了极左的思想,避免了之后我党再决策错误出现巨大的损失。而这个会议上有几个人却是被直接罢免了职务,他们就是博古等人,博古本来姓秦,家乡在江苏无锡,他曾经去往苏联留过学,很受当时苏联的思想影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而在1930年博古回国之后,他跟王明的关系十分的不错,直接促使他的职位提升很快,以至于后来年纪轻轻的他成为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
但博古此人虽然学习了极其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理论方面确实遥遥领先大部分人,但当时正处在战争时期,博古在领兵开战方面却不是一把好手。于是他请了李德来当我党的军事指挥。但大家都知道,李德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军师,他只是一个情报人员,虽然也曾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关于把理论用于实践,他同样是两眼一抹黑。特别是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不够了解,在第五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博古因为过分信任李德,遵照李德的智慧和判断,导致红军打了个彻头彻尾的败仗,最后只能进行转移。
而后在长征过程中,博古和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央的领导权,两个人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继续执行他们错误的决策和路线。而后的湘江大战,红军更是直接损失惨重,部队里渐渐对领导人产生了怀疑,质疑上位者的决策出现了错误。
这就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公开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评,但二人却没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反而一直在说敌人的强大和智谋,拼命为自己寻找借口,但最后依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那么此次会议之后,这两人又如何了呢?
这两人虽然在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一直不能理解,情绪十分低落,但看着红军找准了方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渐渐地也开始支持内部的决定。而在大部队到达陕北之后,李德直接留在了红军大学任教,讲一些军事方面的理论知识,而后返回了苏联,他参加过苏联红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学的讲台上,最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一直到1974年李德去世,享年74岁。
而博古呢,因为知道自己不适合指挥打仗,他自己也比较偏爱理论,于是他开始从理论宣传这方面入手,翻译了许多的马列著作,为我国的马列思想翻译了众多的参考文献。而后他还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创办了《解放日报》,为解放初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1964年,博古前往重庆参加宪章审议工作,但飞机却在返回的途中出事,博古遭遇空难离世,仅有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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