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纠正了极左的思想，避免了之后我党再决策错误出现巨大的损失。而这个会议上有几个人却是被直接罢免了职务，他们就是博古等人，博古本来姓秦，家乡在江苏无锡，他曾经去往苏联留过学，很受当时苏联的思想影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而在1930年博古回国之后，他跟王明的关系十分的不错，直接促使他的职位提升很快，以至于后来年纪轻轻的他成为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
但博古此人虽然学习了极其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理论方面确实遥遥领先大部分人，但当时正处在战争时期，博古在领兵开战方面却不是一把好手。于是他请了李德来当我党的军事指挥。但大家都知道，李德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军师，他只是一个情报人员，虽然也曾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关于把理论用于实践，他同样是两眼一抹黑。特别是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不够了解，在第五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博古因为过分信任李德，遵照李德的智慧和判断，导致红军打了个彻头彻尾的败仗，最后只能进行转移。
而后在长征过程中，博古和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央的领导权，两个人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继续执行他们错误的决策和路线。而后的湘江大战，红军更是直接损失惨重，部队里渐渐对领导人产生了怀疑，质疑上位者的决策出现了错误。
这就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公开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评，但二人却没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反而一直在说敌人的强大和智谋，拼命为自己寻找借口，但最后依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那么此次会议之后，这两人又如何了呢？
这两人虽然在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一直不能理解，情绪十分低落，但看着红军找准了方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渐渐地也开始支持内部的决定。而在大部队到达陕北之后，李德直接留在了红军大学任教，讲一些军事方面的理论知识，而后返回了苏联，他参加过苏联红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学的讲台上，最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一直到1974年李德去世，享年74岁。
而博古呢，因为知道自己不适合指挥打仗，他自己也比较偏爱理论，于是他开始从理论宣传这方面入手，翻译了许多的马列著作，为我国的马列思想翻译了众多的参考文献。而后他还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创办了《解放日报》，为解放初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1964年，博古前往重庆参加宪章审议工作，但飞机却在返回的途中出事，博古遭遇空难离世，仅有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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