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新冠后，印度19岁女孩在救护车上被强奸

图/Times of India

后疫情时代，大众被打乱的生活逐渐回归正常轨道。经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守望相助的力量，恐惧、坚韧、合作、鲜花、掌声......构筑了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

但是，如果给疫情下一个注脚，强奸，注定属于那个最隐秘的角落。

在我们的认知里，疫情期间各地相对封锁、街道空旷，每个人都在减少外出频率，强奸案应该也会减少，但结果却并非如此。

确诊新冠后，

她在救护车上被强奸

当地时间9月6日，印度喀拉拉邦一个19岁的女孩在亲戚家隔离期间被诊断为阳性。随后她和另一位42岁的感染者送往医院。

如果不出意外，她会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然后等待痊愈。但一切在封闭的救护车里破碎了。

喀拉拉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考虑到群聚感染的风险，会把感染新冠的病患分别送到不同的医院。同时，考虑到避免医护人员被感染，通常只有重症病患送医时，才会安排1名护理师陪同，否则不会有额外工作人员陪同。

因为这个女孩和另外一名患者都是病情稳定的案例，所以车上除了她们，只有1名男司机。当另一个患者在其他医院下车后，这辆原本连接了生命和希望的救护车转瞬开向地狱。

男司机把救护车开到偏僻的地方，肆无忌惮地对女孩实施了性侵。

《今日印度》对事件的报道

直到次日凌晨，受害人才被他送往医院。

他还连请求带威胁地要求女孩保守秘密，但他没想到，女孩早已经偷偷录音，在成功逃脱后马上报警。

在后续追查中，男司机被警方查出不仅是个惯犯，而且还曾被指控涉嫌一起谋杀案。这样一个犯罪分子，却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印度卫生系统。

卫生部门既没有在车上配备女性医护人员，也没严格审查司机资质，因此受到了大众的严厉指责，喀拉拉邦接连爆发多次抗议游行。

这些抗议最后迫使相关部门做出了改变。

印度国家卫生部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涉案驾驶员已被开除并起诉，救护车也安装上定位系统，交给警方监控。负责运营救护车服务的GVK EMRI（应急管理与研究所）也发表声明，表示今后所有救护车司机，都要获得警方批准后才能上岗。

然而，这种发生在疫情期间的魔幻犯罪并不是个例。

同样是在喀拉拉邦，一个检疫员以阴性证明为要挟，要求刚刚结束隔离、急需正式医学证明的护士与他共度一天，在要求被拒后，他非法拘禁并殴打了这个护士，然后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检疫员威胁受害者

据《印度斯坦时报》7月24日报道，在印度最大的新冠护理中心内，一名19岁男性在洗手间强奸了一名14岁的少女，该男子还有一名帮凶帮其把风，后者还被指控对犯罪过程进行录像。

案发康复中心
图/印度斯坦快报

根据《新印度快报》数据，在今年的3月到5月，印度的卡纳塔克邦一共发生了64起强奸案和716起性骚扰案。而在西北的哈里亚纳邦，今年4月记录了66起强奸案、62起绑架案和142起性骚扰案，其中在66起强奸案中，多达17起是轮奸。

在美国，为了减少新冠病毒在狱中传播，美国纽约市先后释放了超千名犯人。然而，一名曾因强奸罪被判入刑的囚犯，在获释仅10天后，又因涉嫌性侵一名女子而被捕。

而在国内，疫情期间的性侵也有增长，根据香港性暴力中心RainLily提供的数据，他们在今年3月份一共接到了200多个求助电话，比前几个月增加了30%。

为什么疫情期间各地封锁，

性侵案却增加了？

一方面，社会压力导致性侵风险增加。

医学手段的发达，让人类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力和安全感，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从未消失。

疫情期间，社会大众的恐慌心理导致社会压力陡升，很多人心理不稳定，压力无处发泄，可能会触发性犯罪行为。

疫情放大了社会大众内心的恐慌

图/scmp.com

另一方面，社会系统缺乏应对经验。

根据犯罪学相关的文献研究，在疫情前后的变化中，社会正式控制水平的变化是最核心的因素。

灾难情景改变了社会正式控制的重心和方式，在社会资源重心向疫情倾斜时，原有的治安巡逻和社会秩序维持被打断，加上缺乏疫情期间的罪案处理经验，造成了社会正式控制弱化，从而增加了犯罪率。

注：社会控制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政权、法律、纪律、各种社会制度、社会中有组织的宗教，均有明文规定，它们属于正式控制的范畴。

前面提到的，印度两男子侵犯14岁女孩的例子，事件发生在号称印度最大的新冠康复中心。该中心有约10200个床位，但大片区域无人值守。

据后续报道，印度边境警察（ITBP）曾承诺要派1000名警员负责安保，但实际执勤的只有约100人。

于是，康复中心沦为了恶劣性犯罪的发生地。

印度政治经济学家桑卡尔·艾亚尔在CNN上发文称：新冠疫情暴露出，印度在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上的失败。

在社会正式控制弱化的同时，大众还会因为担心感染风险，犹豫报警，或者认为警方人力紧张、无法有效应对犯罪，而不愿意报警，这都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性犯罪。

更不用说，在正常社会场景下，性犯罪的报案率就不高。疫情期间，受害人可能要在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之后，还要经历重重检疫措施、更为繁琐的办案程序、担心被感染等折磨，报案对其而言是难上加难。

如果是婚内性暴力案件，受害人还会因为无处可去，只能被迫和犯罪人共处一室而选择隐忍。

疫情期间，受害者的心理困境

对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来说，TA们经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心理上的折磨。事件发生后，TA们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自我疗愈过程，才能重新生活下去。

而疫情的爆发，不仅促长了性暴力案件的发生，对已经遭受过性暴力的受害者而言，更是可能加剧TA们的心理困境。

图/scmp.com

首先，出于公共卫生考虑提出的社交隔离、远程办公等措施，受害者的独处时间增加了。创伤记忆会在独处时反复出现，受害者有更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痛苦经历，导致精神状态容易变得不稳定。

此外，戴口罩出门已经成为常规的防疫措施，但这同样会对一些性侵受害者带来精神上的压迫。

英格兰和威尔士强暴危机组织（Rape Crisis England and Wales）的发言人罗素，曾在《卫报》上提出过一个“瞬间恐怖经验再现”（flashback）的概念。

“强奸幸存者说，TA们因不戴口罩受到指责”

图/卫报

他认为，性侵受害者在受到侵犯的过程中，都曾遭遇嘴巴或鼻子被捂住，无法呼吸，甚至几乎窒息的状态。如果事后TA们的脸和鼻子再被捂住，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瞬间恐怖经验再现”，引发恐慌、严重焦虑等症状。

对这些受害者来说，出门不戴口罩要面对别人的指责，戴口罩则要重新回忆起被性侵的恐怖经历，这让TA们一直以来努力回归社会生活的尝试仿佛都白费了。TA们只能缩在家里，忍受着随时可能涌现的回忆。

疫情期间，性侵受害者获得社会帮助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新冠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各地的法治，包括限制执法和司法机关对性暴力罪行做出回应的能力，对犯罪分子执行司法程序变得更加困难。

图/arab news

还是印度两男子侵犯14岁女孩一案，因为疫情患者的身份，两位施害者只是被转移到政府医院进行司法拘留。

而就算是不在隔离期、也没确诊的普通人实施性侵，司法机关在依法惩治前，也要先对其做阴性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前，司法机关只是派警察守在犯罪分子门口。

如此现状下，更需要司法、社会救助系统的完善，面临疫情这样的极端状况，也能有一套应急程序，让受害者能受到应有的保护，犯罪者可以及时受到惩罚。

一些国家及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期间性暴力犯罪激增的现象，法国政府决定将受害者安置在酒店内，并支付相关费用，以远离施暴者，同时，政府还将开放短期咨询中心。

尼日利亚北部的卡杜纳州州议会最近也通过了地方刑法修正案。根据新刑法修正案规定，男性一旦强奸罪名成立，可处以手术阉割刑罚，若性侵儿童可处以死刑；女性若性侵儿童罪名成立，将被处以摘除输卵管刑罚。

面对未知，我们看到的是，疫情带来的问题远比疫情本身更复杂。

疾病在技术上会被攻克，但随疾病而来的幽灵，可能会使我们永远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

我们要做的，就是记住所有用血与泪积攒的经验，避免女性在类似灾难面前，继续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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