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原来是座“围城”

地名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因素沉淀的产物。深圳的地名，带“沙”的很多——靠海靠河，带“岭”的很多——丘陵地带地形高低起伏，带“田”的很多——改革开放以前的宝安县耕地面积广大（别再说是小渔村）。这些对于刚到深圳的人而言，基本上一目了然。

改革开放前，宝安县有着广袤的农田

但是也有一些地名用字，对于初次到深圳的人而言，却颇为费解，比如深圳的地名里面非常常见的“围”字。“老围”、“新围”、“大围”、“围仔”、“水围”，这样的地名遍布全深圳（其实不止深圳，原来跟深圳在明清时期同属新安县的香港，也能见到大量这样的地名）。

深圳市中心带围字的地名，最出名的非蔡屋围莫属

福州榕树多别称“榕城”，济南泉水多别称“泉城”，那么深圳既然“围”多，似乎应该被称为“围城”。

深港“围城”

深圳和香港地区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共处，大致是以广九铁路为分界线，西部的本地人以广府民系为主，东部的本地人以客家民系为主。

深圳西部的广府人，常常自称“围头人”，讲“围头话”。“头”是一个方位助词，类比于“桥头”、“溪头”、“滩头”，“围头”意思就是“围”那个地方。“围头人”住在“围”里面。

地铁11号线，桥头站

简单而言，在深圳和香港地区的广府村落，以往大多数是由围墙把一大片房屋围起来的。因此这些村落，又被称为“围村”，或者直接简称为“围”。

广府式的围村，集中广泛分布在包含深圳和香港的原新安县地区，并且一直扩散到整个珠江口沿岸地区。在珠三角的中心广州地区以及一直以来较为富庶的南番顺地区，把村落用围墙围起来的现象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围村”

为何原新安县地区却存在大量的围村？围墙是一种防御工事，这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需要呢？

明朝隆庆六年，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视察海防之时，听南头乡绅吴祚代表乡民陈述当地百姓受山贼、海盗、藩夷、倭寇侵扰之苦，东莞县的管理鞭长莫及。

位于南头古城的新安县衙

有感于此，刘稳为民请命上书朝廷，建议从东莞县分立新县。终于在万历元年，新安县从东莞县析出设县。“新安”二字，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

然而，新安县的百姓并没有从此去危为安，山贼、海盗、藩夷、倭寇依然侵扰不断，这在各种史料之中有大量的记载。再加上清朝初年的迁海复界，新安县境内民生凋敝。

破败不堪的汪（鋐）刘（稳）二公祠

清朝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全国州县“冲繁疲难”四字评判标准，新安县得到的是“疲”和“难”。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这正是当时新安县状况的客观写照。

历史上新安县境内的治安一直不好，因此各村落纷纷在村的四周建起了高大的围墙用于防御各种外敌侵扰。 有的村建村时间较早的，围墙加建在村落房屋四周；新建的村，则先建围墙，再根据围墙的布局在墙内建房屋。 “围”到底起到了多大的防御外敌侵扰的作用，史料里面记载有限。

元朗锦田吉庆围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1899年，英国在准备接管新界的时候，遭到以邓氏为首的新界乡民反抗，发生了六日战争，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就是锦田吉庆围。乡民关闭铁门，凭着围墙和护壕来抵御英军。虽然乡民最终以失败告终，吉庆围的铁门被英军抢走，但是这在“围”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府之围

广府式的围村，在围墙内部，一般是整齐分布着一排一排朝向一致的房屋，最常见的基础形制是三间两廊一天井房屋（也有多间一排的形制，推测建筑时间较晚），每两间房屋之间由横巷或者纵巷隔开。因此，如果没有围墙，这种布局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里坊制广府村落。广府村落被围墙围起来，被称为“围村”，也就合理了。

元勋旧址平面示意图

@《深圳东北地区围屋建筑研究》

如果一个“围”是典型广府式的，最核心的判断标准，应该就是看围墙内部是不是一间间独立的房屋组成的里坊制广府村落。 所谓的围墙，也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的一堵墙 ，有时候是半边屋，有瓦遮头可以储物，有瞭望孔可以观察外部情况，这种建筑结构称为“倚庐”。后期倚庐还可能改造成完整的房屋，称为“周屋”。

除此之外，广府式围村还有下面这些特征。一般而言，只有一个围门，处于正面围墙的正中。进围门后，有一条中巷，直通另一边的围墙，中巷尽头传统上是一座供奉祖先牌位的神厅。

笋岗老围俯视图

@李宝芝

常常被用作经典建筑案例的笋岗老围（元勋旧址，深圳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广府式围村之一，围墙基址为明朝中叶所建）保留这座神厅，但是已改为土地庙。香港大多数广府式围村，即便内外都进行了改建，神厅却保留了。这样的只有一个围门的由围墙围起的里坊制广府村落，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广府式围村的最基本形制。

实际上，大规模的广府式围村，形制可以非常复杂也非常灵活，围墙可以根据地形走势不围成矩形，可以不只有一个围门，可以有多条主巷，围墙内部还可以建祠堂、书塾、庙宇、炮楼等等各种一般建在围墙外的建筑。

南园旧村落简单示意图

相关资料显示，南园村以往就是这样的一种五脏俱全的形制，围墙也非标准矩形，而是根据地形有曲折。而现存的围门、围墙和围内排屋三种元素齐全的广府式围村中， 占地面积最大的平湖大围，围墙则围成多边形 （平湖大围现存围墙不完整），原本的正门已废弃，在两边加建了东西两座围门。

消失中的围村

随着时代的发展，完整的广府式围村已经保留不多了。在深圳地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有围门和围墙的广府村落了，有的因为年久失修倒塌了，有的随着人口增长村落扩建而被拆除，更多的是随着 大拆大改的浪潮整座围村被整体拆除改建了的。

已经消失了的蔡屋围老村

据统计，1949年以前，整个宝安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广府式围村有500座以上。原来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和南山，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还保留数量可观的广府式围村，基本上每一条广府村落都有至少一座围，有的大村还有两三座围。

可惜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罗湖和福田两区的基本上所有围村都完全拆除。 硕果仅存的湖贝村大围，也已破败不堪 ，最近也被某大地产商围起来准备旧改了（新型的“围”），派保安守着村口，不让人进，甚至不让人拍照。

被围起来的湖贝旧村

@南方楼事

南山区保留下来的广府式旧村落相对多一点，南山村、南园村、向南村、一甲村，这些旧村在遮天蔽日的握手楼中间，还保留着若干广府式的排屋，但是无一例外没有围墙保留 ，只有南园村通往南山村和北头村的老围门保留了下来 ，隐约看得出围村的形制。

宝安区的西乡、福永、沙井、松岗，以及光明区的公明和龙岗区的平湖，都是广府围头人聚居的地区，这些地区至今保留大量规模庞大且较为完整的广府古村落。

福永凤凰村

@新华网

西乡的固戍村，福永的凤凰村，沙井的沙井大村、衙边村、辛养村、东塘村、壆岗村、新桥村、新二村、上寮村，松岗的东方村、红星村、潭头村、燕川村、塘下涌村，公明的合水口村、楼村，平湖的平湖村、鹅公岭村，等等，都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大规模广府村落， 现存大量建于清朝甚至更早的广府式排屋。

然而即便有这样大规模的广府村落，也很难看到围门和围墙，只有少量村落里头有围门和围墙的遗迹残存。

塘下涌田心围

如今，整个深圳地区，包含围门、围墙和围内排屋的完整广府式围村，只有笋岗老围、上山门老围、塘下涌田心围（部分围墙已被改建），以及西湖塘老围（在龙岗区坪地，差不多是广府村落分布的最东端）。平湖大围和白泥坑老围残存下来的围墙较多，大致能够看得出原本的围村格局。屈指可数的广府式老围村，不得不让人觉得唏嘘。

破败的平湖大围

香港的新界也保留了大大小小上百条的广府式老围村。跟深圳地区的广府式老围村的境况不同，香港地区的广府式围村，很多都把围门保留了下来，个别围村的围墙也十分完整，代表有锦田吉庆围（规模庞大，面积接近100×100米，墙高6米）、龙跃头老围、觐龙围等等。

新界粉岭觐龙围

然而不幸的是，香港的广府式围村虽然整个围村的围门、围墙和围内排屋的格局保留了下来，但是围墙和围内排屋严重改建，实际上也看不出旧时的风貌了。对怀旧的人而言，也许只能脑补一下，把香港地区保留下来的老围门、老围墙和深圳地区保留下来的老排屋拼接起来，形成一个大规模广府式围村的形象了。

客家之围

深圳东部的客家人聚居地区，尤其是处于东北部的龙岗区和坪山区，集中分布着大大小小多达200座客家式围屋，其中很大一部分保存较为完整。

最出名的，要数横岗的茂盛世居，龙岗的鹤湖新居、正埔岭围屋、大田世居、田丰世居、环水楼，坪地的四方埔围屋、吉坑世居，坪山的大万世居，坑梓的新乔世居、青排世居、龙田世居，等等。

鹤湖新居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客家民居建筑群

香港地区也有少量客家式围屋分布，但普遍规模较小，保存也不完整，最出名的一座，是沙田的山下围（曾大屋）。

这众多分布在深圳东北部的客家式围屋，极具地方特色，吸引大量专家学者进行研究考察。

吉坑世居

马蜂窝@X先生

从“世居”、“新居”这类名称不难看出，如果一个“围”是典型客家式的，可以当作一座城堡式房屋，因此称为“围屋”。有学者把这种建筑形式称为“围堡”，这个称呼确实道出了大型客家式围屋的气势，但是显得不那么接地气，这里就不沿用了。

环水楼的外部围墙

马蜂窝@X先生

客家式围屋的“围墙”，其实已经不能称作“墙”了，其形制多数是连成一个整体的长周屋了（规模最大的鹤湖新居，有两层周屋，田丰世居在周屋外还有围墙）。

围屋

深圳地区的客家式围屋，多数以周屋围成矩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一般除了一个居中的正门，两边都还各有一个门。进围门后，是一条横向的“天街”。其后的中轴线上，是整个围屋的中心建筑祠堂（祖公堂）。祠堂两边和后面，有长排屋围绕，大型的围屋（例如大万世居），还会有第二圈排屋。祠堂与排屋之间，排屋与排屋之间，甚至周屋与排屋之间，通常有斗廊相连，使得整个围屋内的建筑，组成一个主次分明的整体。

大万世居航拍图

公众号@shenzhenLOOK

可以说，客家式围屋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这种主次分明的整体性。客家式围屋的正面前方，一般有禾坪和半圆形的池塘。 禾坪和半圆形的池塘，普遍认为继承自深圳客家人的主要迁居地梅州地区的围龙屋。

围龙屋最突出的特点是后半部为半圆形围屋，与屋前的半圆形池塘组成一个圆形，符合“天圆地方”的理念。在深圳地区，也有这种围龙屋式的围屋，最出名的当属丰田世居和新乔世居。

新乔世居

@黄志

然而，梅州地区的围龙屋基本上属于半开放式，而深圳地区的客家式围屋，无论是矩形的还是前方后圆类似于围龙屋式的，都高墙环绕，具有强烈的防御性。

在明清和民国时期，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和坑梓等地，属惠州府归善县（后改惠阳县）。 这些地区现存的客家式围屋，与惠州地区的客家式围屋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表现出的防御性，也跟当地抵御外敌侵扰的客观需求有关。

茂盛世居

马蜂窝@X先生

上面所说的广府式围村和客家式围屋的特征，都是最典型的特征。

广客交融

实际上深圳地区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共存了几百年，某些建筑特征上会相互借鉴，尤其在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交界或者混居的地区。

塘坑围

@《深圳东北地区围屋建筑研究》

有这样的一类围，其主要的形制式广府式围村，大体上是由围墙围起的里坊制村落，但是围墙内部房屋经过修缮改建，又不同于典型的广府式房屋，有的围的围门前有禾坪和半圆形池塘，显示出客家式围屋的特征。这类围的代表有南岭围、塘坑老围、吉厦老围、西坑围和大鹏王母围等等。

王母围

@大鹏网

普遍认为，这类围最初是广府围头人居住的广府式围村，经过迁海复界，原本的广府围头村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回到原来的村落。后来，客家人迁入，利用原本的广府式围村，加以修缮改建，形成一种特殊的围（多为杂姓聚居）。

疍家基围

说起深圳的“围”，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宝安机场附近，有这样几条带“围”字的村：三围、草围、兴围、下十围（现在改名福围）。这些“围”，指的既不是广府式围村也不是客家式围屋，而是基围。

兴围村村委会；兴围，寓意新兴基围

基围，指的是广东近海筑堤围成的水田和鱼塘。深圳西部珠江口、前海、后海的沿岸，北到松岗、沙井，南到南头、沙河，以往遍布着基围。

香港元朗的后海沿岸和深圳河出海口附近，也有大片的基围， 最出名的当属已经发展为新市镇的天水围 ，此外还有南生围、大生围、和生围等（元朗北部至今保留大量原生态基围，其中很大一部分划入米埔自然保护区）。住在基围村里面的基围人，曾经是居无定所的水上渔民疍家人，过着“水流柴”的日子。

旧时翻身大队

疍家人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都有分布，有说法认为他们是古百越族的后裔。 解放之后，在政府的帮助下，疍家人逐渐上岸建屋定居，结束“水流柴”的生活。

深圳地区的疍家人，大多数来自珠三角，讲广府方言（有独特的口音，跟广州话比较接近，跟围头话则有一定的差别），上岸后主要定居在西部沿江沿海地区；还有少量疍家人，来自粤东沿海，讲闽南方言（海丰话），蛇口渔二村和盐田下渔村，正是这批疍家人上岸定居建立的村。

旧时翻身大队兴修水利

原本的水上渔民，在上岸后，有的继续从事着捕鱼的工作。而大部分在西部沿江沿海地区上岸定居的疍家人，因地制宜，在珠江口、前海和后海沿岸建起基围，从事起种植业和养殖业，被称为“基围人”。

一般而言，筑堤造基围需要选择淡水河涌出海口附近，深圳西部在这方面正是得天独厚，曾经有大大小小的众多河涌在此出海。建造基围的第一步是在海边筑起堤（也称为“壆”），堤的中间有水闸，再由河涌引淡水，这样咸淡水之间的区域就成为了可以调节咸度的基围了。

基围人在基壆上获得丰收的喜悦

靠海边咸度高的水田，可以种植咸水稻，靠河涌咸度低的水田，可以种植齐眉米。海水顺着水闸，带来鱼虾蟹之类的水产，以稻米为养料养殖在水田里面——早期的基围虾就是这样得来的。基围还可以围成鱼塘做水产养殖，塘边可以养鸭鹅，堤外的滩涂还能够养蚝。因此，基围可以说是一个大宝库。

福永和平新村旧貌

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深圳地区已经基本见不到基围了。不过作为深圳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围的“围”也沉淀在了深圳的地名里面。

镶嵌在地名里的“围”，可以带出在深圳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广府人、客家人和基围人三大民系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围城，深圳，内涵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