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誓师北伐：十万青年十万军

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发布《告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言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誓竭全力，册励军心，会师前线，重申北伐，拥护中央，以固根本，震慑纷乱，以苏民生。

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

并在整个广东省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北伐宣传标语，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在获得了全民响应和支持后，蒋介石命令：十万国军正式出师北伐，征讨七十万北洋军。

李济深（北伐军总参谋长）

北伐军依照制定好了的行动方针，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进军。料定这点兵马不可能翻起什么风浪。而且哪怕国军真的倾巢而出，吴佩孚也有自信，能在留守军队失败前赶回救援。然而，战争的过程之快，远远超出了吴佩孚的想象。国军派出的先头部队是由白崇禧率领的桂系第7军，基本可以说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部队。在第7军的进攻下，湖南守军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1926年7月下旬，出师北伐才10几天就攻克了省会长沙，北伐军以疾风暴雨之势横扫湖南全境，而后兵锋直指直系湖北。

白崇禧（北伐军第七军军长）

等湖南已经全军覆没后，吴佩孚才火急火燎地赶到了武汉。

此时，吴佩孚虽然连战连败，但也远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武汉城内，他还有近5万大军。在武昌，有他的精锐刘玉春的第8师，吴俊卿的第3师，第25师一个团和第1旅部分官兵；在汉阳和汉口，有高汝桐的第14师；在武汉的上游屯口和金口，有湘军叶开鑫部和娄云鹤旅；在武汉下游的黄州一带，有马济的武卫军和任应歧的豫军第10师；在襄河一带，部署了刘佐龙的第2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2师；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和张占鳌的第13混成旅在汉口附近布防；此外，刚从北方调来的毅军4个旅布防于广水和花园一带。除了这些军队以外，吴佩孚厚着脸皮，分别向曾经的死对头张作霖和老部下孙传芳求救，希望对方能出兵助自己一臂之力。他坚信，只要自己在武汉能多坚持一下，各路援兵一到，北伐军必败无疑。

军阀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北伐军终于在8月下旬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

北伐军第7军

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成，位于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也是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衔接点，华中水陆交通的枢纽，四通八达，东连吴越，西接巴蜀，南靠岭南，北通中原，素有“九省通衢”之说，军事战略地位极高，是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在武昌城防上下了苦功夫，四周都建起了三丈高的城墙，方圆十几里，城外的壕沟深达两三丈，城头上机枪火炮林立，非常适合打长久的防御战。此时的吴佩孚仍有20万的大军，在他看来，这支军队是足够在数量上压制对手的。

然而，国军在占领湖南后，却在当地进行了一波疯狂扩军。部队的兵力从出两广时的10万人，暴增到了近30部队。此时的吴佩孚感到了危机，便开始向之前合作过的军阀求助，但却没有起到什么帮助。双方军队一交火，吴佩孚部队直接遭到毁灭式打击，差点被全歼，在一连串失败后，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汉。

吴佩孚随即去河南寻求靳云鹏帮助，结果靳云鹏反而收编了他的残军。

吴佩孚有苦没处说，最后只能孤身跑去天津租界避难。

邓演达（北伐军政治部主任）

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

周恩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

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结束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然而，蒋介石进入山东督办公署还不到三个小时，日军就在派遣军司令官、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的率领下开进了济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护“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没人相信日军是来“保护侨民”的，因为北伐军的作战目的与日本侨民没有任何关系，且当时济南城里的日本侨民不及两千，而从青岛和天津陆续抵达的日军多达三千五百人。面对中日两军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决定隐忍。蒋介石派人与日方秘密联络，表示愿意承担日军军费，条件是日军撤回青岛。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军的北进将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严重威胁。

北伐军第7军

五月三日，日军开始炮击济南城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被迫还击。深夜，日军包围了山东省交涉公署。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方交涉，因拒绝向日军下跪并破口大骂，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后，连同其下属十七人被枪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再次前去与日军交涉，日军军官胁迫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在所谓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个日本军曹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上一个“阅”字后才将他放回。蒋介石认为日军正逼他趋于“无可忍”，以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军“全数撤离”设防地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然而，北伐军撤离后，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日济南全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济南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称“济南惨案”。

日军济南事变

此时，在日本国内，田中义一内阁决定驻扎在名古屋的陆军第三师团迅速开往中国山东，同时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日军的回击性行动是为“显示皇军的威武”，是对中国人进行的“断然惩处”，是为“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把入侵中国和屠杀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惩罚”和“惩处”，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成为日本官方和军方惯用语。

田中内阁

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就已形成共识：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中国北方后，如果张作霖的奉系军队顶不住，势必会退守他们的大本营东三省，那将极大地“威胁”日本百万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要说北伐节节胜利的蒋介石从没认可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统辖权。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指挥北伐军绕道济南直逼京津，张作霖的北洋政权岌岌可危。日军紧急将山东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时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发出了武力威胁：奉军如不主动撤军将被解除武装；奉军撤退，如北伐军追击至山海关外也将被解除武装，因为维持满洲的治安秩序是日本的责任。蒋介石的态度是：如果张作霖的部队撤出京津，北伐军在天津方向将“进至静海止”，在北京方向将“进至长辛店止”于是，日本人转而逼迫张作霖放弃北洋政权，不给北伐军进攻东北地区以借口。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奉军退回东三省。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已经布置完毕。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时许，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行进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时，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专列被炸翻，冲天的大火将列车焚毁，身受重伤的张作霖于四个小时后死亡。这个依靠委身媚日发家的东北王，最终死在了他的主子手里。

“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目的是“杀死中国东北的巨头，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具体实施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贯彻执行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的夙愿。”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日本人劝说张学良在东北独立。面对国耻家仇，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全国，宣布奉军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令关东军极为恼怒。

少帅张学良

但关东军并没有即刻动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机。
“济南惨案”发生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仅一九二八年的七、八两个月，日本对华贸易损失高达一千七百万日元。皇姑屯事件发生，导致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更加剧烈。因对华贸易额大幅度萎缩，田中义一内阁遭到了日本财界的猛烈抨击。

反日大游行

同时，美、德、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致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强硬起来，宣布业已期满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一九〇四年的续约失效。

妇女筹款支持国军

随着北伐军自南向北的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风靡中国，且矛头直指日本，中国人喊出了“收复旅顺和南满铁路”的口号。

民众坚决要求对日宣战

接着，一九二九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这场经济危机以纽约华尔街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出口美国的主要生丝商品价格暴跌，对外贸易和工业产值全面急剧下降。

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的关税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建立起森严的贸易壁垒，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日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需要从海外进口更多的物资，并开辟更多的海外商品市场，但是在列强们的一系列保护措施面前，日本的结局只能是从世界市场中逐渐地被排挤出去。人口过剩、资源匮乏、资金不足、银行倒闭、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和贸易衰微相互交错，日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反日大游行

一九二九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被尊称为：挽救过日本的人。
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一九三〇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滨口雄幸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
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关东军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词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

关东军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辞证明，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关东军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源源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猛跌，中小企业的倒闭如大坝决口，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将近四百万。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强力扶持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财阀，致使三菱、中岛、川崎等著名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火制造。

世纪恶魔—东条英机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