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唯一没有污点的人”，与永远无法摆脱专制阴影的祖国

什么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离不开真诚、勇气和不屈这样的词汇。不过利哈乔夫的一生并不只有这些，仅仅因为质疑苏联简化俄文字母表改革就被关入集中营数年的经历，既可以让一个人洞悉政权的本质，也会让他学着寻求某种平衡。

撰文〡叶克飞

1986年，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发起并成立了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苏联解体后，基金会的运行不但没有停滞，反而越发重要。因为，旧有意识形态的坍塌，难免让俄罗斯困惑彷徨。这个看起来并不合群，但实际上仍可算是传统欧洲国家的大国，因为冷战而与旧时欧洲完全割裂，落后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对历史与文化的保护和汲取。这就凸显了利哈乔夫与基金会的意义，他们对俄罗斯文化起源与走向的研究，引领着俄罗斯的未来。

当然，文化上的引领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它也时常会遭遇政治与利益的侵袭，甚至短期内背离初衷，俄罗斯便是这样。这个似乎永远无法摆脱专制的大国，一代代人都难逃苦难和困惑，但与此同时也诞生了不屈的文化。专制的冷酷与文化的璀璨，在俄罗斯总是并存。

如今的俄罗斯，又走上了同一条路。利哈乔夫不会看到这一切，1999年，他便已离开人世。

1906年出生的利哈乔夫，1924年考入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语言学系。毕业后不久，因为对苏联简化俄文字母表的改革提出质疑，被关入集中营，直至1932年才获释。1938年，他开始在列宁格勒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工作。1946开始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授，1971年被推举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这位一生曾经历沙皇时期、苏联时代和解体后时期，进过苏联集中营，也遭遇过二战的历史见证者，被视为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什么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离不开真诚、勇气和不屈这样的词汇。不过利哈乔夫的一生并不只有这些，仅仅因为质疑苏联简化俄文字母表改革就被关入集中营数年的经历，既可以让一个人洞悉政权的本质，也会让他学着寻求某种平衡。

他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化，就像巴赫金研究拉伯雷小说一样，属于远离现实，避免被政治“找茬”的避祸之举，是那个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选择。

更何况，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与推崇，某种意义上与爱国主义契合，这也使得利哈乔夫得到了当局的青睐。

当然，利哈乔夫仍然值得尊重。因为他有底线，也不愿迎合。在上世纪70年代后，他与苏联政府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和频繁，并成为“苏联知识分子代言人”。

尤其是1975年，他拒绝在开除萨哈罗夫院士的公开信上签名，也因为这件事，在多年后被叶利钦誉为“唯一没有污点的人”。经历过运动时代的人，都知道这样做并不容易，也不安全。事后，他也确实遭遇了当局的各种报复。

有人认为利哈乔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地位堪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少有些过誉，但他对于俄罗斯文化起源与走向的研究，确实无愧“俄罗斯知识象征”之誉。

东方出版社的《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便是利哈乔夫关于俄罗斯文化起源与走向的著作。

书名：《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

作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译者：焦东建、 董茉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利哈乔夫的观点说来并不复杂，他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欧洲特质和民族特性，认为这二者是俄罗斯文化的根基。

在他看来，虽然“人们通常将俄罗斯文化定性为一种介乎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一种过渡文化”，但俄罗斯从不属于东方。尽管一直没有被传统西欧所接纳，但其文化根源深植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拜占庭文化，其中又以前者为主。可以说，利哈乔夫是俄罗斯三十多年来最大也最坚定的“欧洲派”。

至于民族特性，利哈乔夫总结为“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精神存在方式。这种民族特性在文化上催生了璀璨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是理想主义的最大土壤。但也正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因此俄罗斯人的激情往往转化为极端，进而使得整个俄罗斯社会总是处于“非稳定状态”。

与大多数俄罗斯文化研究者一样，利哈乔夫也将罗斯受洗视为最关键的历史节点。公元988年，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传自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使得罗斯人告别了多神教的信仰，是年即罗斯受洗元年。也正是罗斯受洗后，俄罗斯人确定了自己千余年的思想根基。

但与俄罗斯思想史上那些轻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派不同，利哈乔夫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持无条件推崇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之所以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欧洲特质，正是为了这种无条件推崇。

也正因此，他隐隐庆幸文艺复兴未曾渗透俄国，也庆幸彼得一世的改革并未让古罗斯时期的生活习俗消失。他写道：

“在与迅猛而愤怒的彼得一世改革对比之下，古罗斯自然会显得停滞不前，墨守成规。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从未触及农民和商人阶层，因此古罗斯时期的生活习俗依然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即17世纪（古罗斯最后100 年）莫斯科河南岸一带的文化面貌。10-17世纪整个古罗斯时期的服饰都被描绘成了 17 世纪的样式：在觐见沙皇时，或在宴会期间，所有修女都身穿黑色长袍，每个男子地方官都头戴貂皮高筒礼帽，身穿非常别扭的长襟外衣或其他奇装异服。在艰苦的家庭生活中，所有外国服饰和治家格言式训诫都显得难以置信。”

他感慨于这样一段历史：“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欧中世纪的美学财富，许多19世纪的俄罗斯画家、建筑师、作家和所有的文化活动者先后走出国门，但他们在几十年里，未能在自己的祖国发现古罗斯建筑、绘画和实用艺术丰碑，没有发现我们至今依然为之感到自豪的艺术丰碑，它们都是毋庸置疑的美学财富。”

即使是那些巨匠，也成为利哈乔夫眼中的遗憾，“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其他许多作家都曾从这笔美学财富身边走过，契诃夫曾住在兹韦尼哥罗德和伊斯特拉，可是在他的书信中，只字未提就在他身边的那些古罗斯建筑艺术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莫斯科波克罗夫卡大街上的圣母升天教堂（1812年莫斯科大火期间，拿破仑也为之赞叹不已。为了保护这座精美的教堂，他特别下令增加了岗哨）之美欣喜若狂，但他最终也未能确定，该教堂的精美之处到底是什么。”

老实说，我对这种无条件推崇持保留态度。我从不否认俄罗斯文化中的美学价值，但自罗斯受洗后，俄罗斯文化中的因子逐渐转化为扩张的思想依托，也造就了后来难逃专制也狡黠多变的俄罗斯。

相比之下，我更在意俄罗斯文化里的欧洲特质。17岁亲政的彼得一世，25岁那年化名前往西欧学习和考察，回国后锐意改革，发展工商业、开凿运河、兴办文教、改革礼仪，虽然也是扩张欲望作祟，但仍然让俄国第一次无比接近文明。

所以，“彼得大帝的建城遗训”是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章。1704年，彼得一世发布诏令，开始修建圣彼得堡。

这座如今看来辉煌璀璨，颜值迥异于一般俄罗斯城市的名城，建城时曾如炼狱。因为气候多变，施工条件恶劣，十余万劳工死于此处。

而在这悲惨一面的背后，彼得一世的面孔并非只是冷酷无情和劳民伤财，也并非只有穷兵黩武与矢志扩张。之所以要建设圣彼得堡甚至有意迁都，是因为他对古都不抱好感。同时，圣彼得堡堪称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门户，也是经济与文化往来与交融的象征。彼得一世所建立的并非只有海上霸权，还有他对先进世界的渴望——不管他打算用何种方式实现这种渴望。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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