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治已病治未病”，漫谈宋代的医疗制度与公共卫生管理

文青说文史

庚子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席卷而来，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的问题，也再次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西方有句谚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先辈们，也同样会遇到。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国古代特有的宗族聚居制度，让我们民族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公共卫生的问题，但完整的公共卫生制度的成型，应该是在宋代，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宋代公共卫生制度的成型，当时社会的医疗制度如何，先辈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宋代城市化的兴起促使人口大量集中，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开始从民间自治走向国家管制

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有句话：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其意思不言而喻，就是说治病首要在预防，这在古代医学技术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并不完善的时期，可以说尤为重要。

中国古代限于农耕文明“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很早就必须面临公共卫生的问题，这不仅是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也是每一个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

但在宋朝以前，由于人口数量的的局限，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大多数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是由国家来管理的，而是在乡间宗族制度下，由乡规民约的方式解决的，属于一种民间的自治行为，不能算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制度。

但是到了宋朝，以北宋的东京“汴梁”和南宋京城“临安”为代表的大城市的兴起，以及城市中聚集的大量市民阶级的出现，使得公共卫生管理，已经不是一家一姓为特点的宗族制度所能解决，在国家层面建立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也就呼之欲出了。

《宋史》记载：

“绍兴四年 (1134)，两浙运副马承家等言：‘临安府运河开撩，渐见深浚，今来沿河两岸居民等，尚将粪土瓦砾抛掷已开河内，乞严行约束。’”

因为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运河作为交通生命线和日常水源，影响着整个首都临安的民生安全，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之下，宋代官府开始以国家律法的形式建立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既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从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角度出发，惠及民生的积极政策。

所以说，宋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建立，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大量集中的必然结果，其突出的特点是，原本以宗族乡约为形式的民间自治，逐渐走向国家在政策层面的公共管理。

因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欠缺，宋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百姓们自发的意愿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其关键在于民间对于危害公共卫生安全行为的抵制风气

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宋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确实已经基本成型，但我们知道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科技等的客观限制，和类似于“皇权不下乡”的行政管理制度，一套国家推行的政策，想要真正在民间施行开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为什么在一千年前的宋代，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与今天相比都非常落后的时期，由统治者推行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却能够迅速的施行下去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项政策反应者当时百姓的需求，符合百姓们自身的利益。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当时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发达，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公共卫生不仅是一项国家的政策，更是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基本需求。

《宋史》记载：

“诸在京文武职事官病患者，并本司奏闻，以内侍领翰林院官就加诊视。其在外者，于随近官司申牒，遣医为疗。内外官出使亦准此。”

这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当时的官员们，官职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太医院的医生出诊。

在“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读书人的地位几乎等于皇族，可就连他们，想要得到国家供养的太医院医生的治疗，还需要提出申请，可想而知对其他的百姓们而言，官方医疗保障，或者说根本提不到保障，只能说是官方医疗资源，基本是不可能享受的待遇。

在这种社会基础之上，从官方来说，一旦发现大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解决的，所以预防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而从普通百姓的角度上讲，因为没有医疗制度的保障，任何小伤小病都有可能丢掉性命，更别提很可能波及更大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任何一个人跨越禁忌的行为，都可能给全社会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吃“蝙蝠”不仅是你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情，整个社会从风气上就会抵制这种可能带来危险的行为。

所以说，宋代公共卫生制度之所以能够很彻底的推行下去，首先是国家层面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预防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从牧民者的角度自然会严格并且彻底的推行这项政策。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医疗资源的欠缺，生命在病毒面前的脆弱性深入到了当时每一个人的心中，以至于整个社会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有抵制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风气，这才是宋代公共安全政策能够起效的根本。

以史鉴今，宋代公共卫生管理行之有效的经验告诫我们，只有整个社会形成抵制危险行为的风气，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绵延两千年漫长的封建时代，甚至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写道：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制覆灭的不断重复。”

在综合国力迅猛发展的二十一世纪，这句话总让每一个中国人有些不爽。可如果在科技不发达，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宋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却能够行之有效，到了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却还要一直困扰于因为乱吃“野味”而导致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话，那么黑格尔说的又有什么错呢？

甚至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一千多年前的先辈，这不仅是历史的重复，简直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公正的历史观不能以单独的事件否定民族一百多年来浴血奋斗的历史，可是当下发生的事件已经足够我们引起注意。

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一千多年前的长星，依旧永恒的照耀着今天的州府。单从公共卫生安全这件事情相比，今天的我们至少还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全民医疗制度已经建立，医疗科技也远非宋朝时相比，可是我们民间却没有了敬畏生命的风气，在吃各种千奇百怪的“野味”这件事已经引起过一次全民的巨大灾难以后，民间还流行着吃野味的风气，将之当成一种潮流，用一句中国歇后语来形容，简直是老寿星上吊，活得不耐烦了！

话说回来，吃野味的人固然可恨，但更值得深思的是，有多少人还在心底之中将这种行为当成一种潮流，或者更极端一点将吃“人血馒头”当成治病的良药，这是个人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

如果那些吃野味的人，和那些将吃野味当成潮流的人不能从心底之中认为这种行为确实有害无益，那么再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再严格的法律条款，是挡不住人心里的愚昧的。

《论语》中记载：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夫子所敬畏的东西，也许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但敬畏之心，却是今天的我们正所需要的。在浩瀚的宇宙面前，在自然万物面前，承认自己的渺小，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不是怯懦，是大智大勇。

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只需要一个按钮，就可以让整个世界覆灭，只需要一次无法无天，无所顾忌的野味，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存呢？

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封藏在读书馆里大块头的那些鸿篇巨著，也不在于古代的人们如何耀眼而璀璨的人生。历史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到曾经走过的路，看到那些已经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牺牲在历史长河里的前辈，然后知道什么地方是浅滩，是什么地方是深渊，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要谨慎。

如果一次一次的灾难不能让那些自诩为勇敢者，实际上是愚蠢至极的人警醒的话，那么不妨让我们回溯历史，看看宋代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的原因。如果改变不了魔鬼，至少按照人间的模样构建我们的世界。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整个社会能形成抵制吃“野味”的风气，就算依然改变不了那些执着于将地狱带到人间的人，至少下一辈人不用再经历我们的苦难！

参考文献：

《宋史》

《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