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
——以王韬《漫游随录》为中心

　　魏 欣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王韬是晚清首倡借西法以自强的维新主义思想先驱，也是晚清最早以私人身份游历欧洲的智识精英。其旅欧游记《漫游随录》通过袭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形式与表现手法成功地刻画了一群光彩照人的英国淑女形象。从这种女性书写中，我们不但能读出王韬师法英国倡导全面改革的现代性叙事意图及其性别意识中的先锋性与保守性，也能窥见他作为现代第一批职业文人主动对接上海文化市场并利用大众传媒手段进行异域都市风情的文化展售，还能感受到像他这样落拓的传统文士在近代市场经济浪潮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以及由此萌生的情感乌托邦想象。这些悖论性的张力既是近代社会中西杂糅的异质多元性在王韬身上的个体化凝结，也是王韬这类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文化人的普遍命运。

　　关键词： 王韬；《漫游随录》；西方女性；现代性叙事；性别意识；文化展售；情感乌托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中国的大门。以男权为本位的传统农业文明——从中央皇权到儒家伦理、从小农经济到宗法社会，开始遭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全方位冲击。与此同时，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日益频繁和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华经商传教、兴办学校、办报译书，而中国有识之士面对“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2页。纷纷奋发踔厉，或大力开展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或潜心译介西学以期革新国人观念，或积极走出国门遍访欧美以求强国之方。在内外诸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晚清中国逐渐走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漫长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晚清乘槎游历西方的智识精英们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早全面接触西方社会的历史先驱，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体认之深、对中华文明反思之切，往往是那些只能从传教士引入的零星西学间接受益的国内同侪难以比拟的。因此，归国后的他们有很多成为了推动晚清社会文化变革的思想先导与改革先锋。尤其是在女性问题上，他们亲身考察过泰西的城市生活、学校教育与社会风俗，经受过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振荡与熏染，因此，他们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无论臧否，都给沉闷的晚清吹入了新鲜气息，客观上对于加速传统性别观念的裂解、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他们亦难免流露出“过渡人”的性格：一方面，传统文化信仰依然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另一方面，西方价值理念业已渗入他们的身心。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游移于“新”“旧”、“中”“西”之间，“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刚踏上‘现代’”(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79页。，在热情呼唤和积极拥抱社会新生事物的同时，也会因为传统价值的崩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失序乱象而沮丧伤怀。在这些方面，王韬及其《漫游随录》堪称典范。

　　一、“先路之导”：王韬及其欧洲汗漫之行

　　王韬在中国近代史上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他本是苏州甫里的一名穷秀才，却因缘际会旅居上海和香港数十载，成为备受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尊崇的儒学大师，先后协助他们完成了多部西学经典的汉译与中国经典的英译，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既参与过近代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六合丛谈》的编撰工作，也在香港成功创办中华印务总局以及中国第一份由华人独立掌管经营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并在《循环日报》、《申报》、《万国公报》等晚清重要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推介西方文化、宣扬变法自强的政论文章，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借重报刊舆论参政议政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晚清前期最为著名的国际政治专家，其《普法战纪》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反映普法战争的历史著作，该书未付手民便已传遍大江南北，甚至风靡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他极为推崇，并以国士之礼邀请他访日。他是近代重要的教育家，晚年被推举为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大力改革传统教育，实施西式实学，创设考课制度并编制《格致书院课艺》，一心致力于新式人才的培养，为1890年代以还的中国社会变革造就了一批中坚力量。总之，王韬是以布衣之身深度介入19世纪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颗闪耀之星，他胸怀世界，勇于跨越中西文化隔阂，首倡借西法以自强，是晚清极具前瞻意识的思想家，对李鸿章、盛宣怀、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过直接影响。

　　王韬能从落拓寒士蜕变为维新主义先驱，与其欧洲汗漫之行密不可分。1849年，为生活所迫的王韬佣书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迻译西方典籍。太平天国起事后，曾多次上书当道陈言治国平乱方略不受重视，愤懑之下转向太平天国献策，因事情败露受到清政府通缉而流亡香港，经麦都思的介绍进入香港英华书院，协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进行五经的英译工作。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不久来信邀请王韬前往英国与他一起继续翻译工作。王韬接受邀请，并于同年12月自香港乘坐海轮出发，途经新加坡、锡兰、开罗、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横跨几万里，最终于1868年初抵达伦敦。旅英期间的王韬译书之余四处游历，眼界为之大开。他发现英国不仅有先进的军事科技、繁华的经济交通，更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和美的政教礼俗，因而感叹：“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90页。1870年2月，王韬结束英国之行，与理雅各取道法国一同返回香港，从此翻开了人生的崭新篇章。

　　王韬此番欧洲之行在晚清前期域外游历中可谓卓然独秀。首先，与朝中官员奉旨出使不同，王韬是晚清最早以私人身份游历欧洲的知识分子。在他之前只有斌椿受总理衙门委派于1866年随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西欧作非正式的外交游历。晚清派往西方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是在1868年，晚于王韬数月。郭嵩焘作为晚清首任驻外使臣出访英国是在1876年，晚于王韬近十年。因此，王韬下述自矜之辞并非夸张：“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4)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陈尚凡、任光亮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页。其次，与外交使臣走马观花式的官方考察不同，王韬是以中国民间学者的身份在英国居游两年之久，受到英国友人及其亲朋的极高礼遇和热情款待，因而得以融入并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陪伴下两游伦敦、三游爱丁堡，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交流，此外还专门考察了英国议会、电信总局、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以及印刷厂、纺织厂、造船厂等近代企业，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漫游随录》对西方文明的体认“在同类作品中最为真切细致”(5)朱维铮：“导言”，王韬：《弢园文新编》，李天纲编校，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6页。。再次，外交使臣撰写的游历“见闻录”与“日记”皆要作为外交档案上呈朝廷，实际公开刊行者寥寥无几，1880年代之前只有斌椿的《乘槎笔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少数几种问世。其中，郭嵩焘的《使西纪程》1877年一经刊行旋即遭受物议并被有诏毁版，其本人也因此饱受批评并最终被弹劾。这一事件给后继外交使臣的游记书写蒙上了厚重的意识形态阴影，也使得此类官方纪闻更难外传流转。王韬的《漫游随录》则是在上海《点石斋画报》这个晚清最为重要的通俗刊物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面向普罗大众公开连载的，因其生动展现了西方风土人情和泰西都市奇观而受到沪上读者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漫游随录》不同于一般的旅欧纪闻，它由王韬宣扬变法理念的现代性叙事、市场化的都市书写与个人化的情感言说三重文本交织而成，因而具有复杂的多面性，其中熠熠生辉的英国女性形象则是这三重文本汇集的焦点与具象化呈现。从《漫游随录》的英国女性书写，我们不但能读出王韬师法英国倡导全面改革的现代性叙事意图及其性别意识中的先锋性与保守性，也能窥见他作为现代第一批职业文人主动对接上海文化市场并利用大众传媒手段进行异域都市风情的文化展售，还能感受到像他这样落拓的传统文士在近代市场经济浪潮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以及由此萌生的情感乌托邦想象。

　　二、“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漫游随录》中的英国淑女群像

　　关于西方女性尤其是英国女性的书写，占据了《漫游随录》相当大的比重。在这里，王韬有意识地袭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形式与表现手法，尤其是摹写女性之美的花容月貌式的套话和描述才子佳人爱情的叙事程式，并通过与豪放佻达的法国女郎相比照，最终成功地刻画出了光彩照人、令人心驰神往的英国淑女群像，从而为其社会改革理念的推广、异域都市风情的展售以及个人化的抒怀奠定了基础。

　　(一)雪肤花貌的中国式古典美人

　　《漫游随录》中的西方女性大都是花容月貌，宛若中国古典美人。游记中的第一位西方女子是名日耳曼乐工，是王韬赴欧途中趁轮船停靠亚丁湾时在岸上一个酒楼偶遇到的，“十四五龄，月媚花娇，异常秀丽，独睨视予，微笑不语”(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74页。。法国马赛是王韬踏足的首个欧洲大陆城市，当他进入当地一个酒馆时即被几位女侍者吸引，这些女侍者“皆十六七岁丽姝，貌比花嫣，眼同波媚”(7)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80页。。经过巴黎时停留数日，其间王韬常去剧场，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上演的诸多剧目在他看来都是不明觉厉，“或称述古事，或作神仙鬼佛形，奇诡恍惚，不可思议”，唯有法国女演员的美丽着实惊艳到了他，只见她们“所衣皆轻绡明縠，薄于五铢；加以雪肤花貌之妍，霓裳羽衣之妙；更杂以花雨缤纷，香雾充沛，光怪陆离，难于逼视，几疑步虚仙子离瑶宫贝阙而来人间也”(8)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88页。。

　　旅英期间的王韬大部分时间住在位于苏格兰北境杜拉(Dollar)小镇上的理雅各家，译书闲暇“时偕二三朋俦，出外游览”(9)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24页。。在拜访爱伦女士及其母亲创办的女子学堂时，王韬亲身感受了知识女性的风采：课堂上，“女士母与诸女弟子辨论往复，妙思泉涌，绮语霞蒸，曹大家、谢道蕴之流也”；午宴时，“列座两行者，皆裙钗少女，稚齿韶颜，并皆佳妙。珠光四照，花影双摇”，让他心神摇曳，“如游琼林而倚玉树”(10)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4页。。当地的杜拉书院每年六七月间都会举办舞会，参加者百余人，有时二三百人，皆是“婴年韶齿、殊色妙容”的青年男女，颇为壮观。得知王韬到来，书院特地邀请他前往观赏。在记录这次盛会的“舞蹈盛集”一节，王韬将之比附为“苗俗跳月之遗”，并生动描绘了“五花八门”的舞步、舞法。男女共舞时，“诸女子手中皆携一花球，红白相间，芬芳远闻。其衣亦尽以香纱华绢，悉袒上肩，舞时霓裳羽衣，飘飘欲仙，几疑散花妙女自天上而来人间也”；有时女子也“作胡璇舞，左右袖各系白绢一幅，其长丈余，恍若白蝙蝠张翅，翩翩然有凌霄之意……离地轻举，浑如千瓣白莲花涌现地上”(11)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5-156页。。

　　《漫游随录》游的是域外异国，记的是西方佳人，然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却不是金发碧眼、鼻梁高挺、身材颀长的欧洲女性，而是“貌比花嫣，眼同波媚”、“珠光四照，花影双摇”的“曹大家、谢道蕴之流”，让人非但不觉得陌生反而倍感熟悉。这种叙事效果当然与王韬有意借鉴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象与表现手法直接相关。以物比人，借自然意象来描摹佳人之美，略貌取神，重写意而轻写实，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悠久传统。从《诗经》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到汉魏乐府中的“指如削葱根”，再到唐宋诗词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以及明清小说中的“美如春花，皎同秋月”、“眉如春柳，眼湛秋波”、“眉如初月，脸似含花”，莫不如此。这些手法经过一代代文人的摹仿袭用，逐渐成为固化的审美表达形式与读者接受前见。饱受古典文学熏陶的王韬自然也跳脱不出，于是，在他笔下，身形相貌迥异的西方女性成了雪肤花貌的中国式古典美人，戏剧表演与舞蹈中的西方女性成了“步虚仙子”、“散花妙女”，就连她们的衣着服饰也成了“香纱华绢”、“霓裳羽衣”，散发出浓郁的中国韵味。

　　(二)爱慕东方才子的西方佳人

　　《漫游随录》记录的西方女性众多，既有乐工画师，又有塾师学士，既有明敏持重的贵族夫人，又有青春活泼的髫年丽姝。这些女性虽然身份有别、年龄各异，但对王韬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饱学之士无不倾慕，无论在哪儿总有佳人环绕在他身边，听他吟诗讲道，为他弹琴献声。在去往欧洲的轮船上，日耳曼女子听闻他是能诗善赋的中华文士遂诚挚相邀，王韬便为她吟诵了“高青邱七律一章，其音高以抗，渊渊如出金石”(1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74页。，获得众人击掌称赞，而该女子也为他弹奏一曲以示回赠；在巴黎，女塾师媚黎“一夕以盛设茶会，特延余往塾中”，女学生们“各乞余写诗一篇，珍为珙璧”，然后“群为余弹琴唱歌，各极其乐”(13)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95页。；在伦敦时，英国友人詹那的朋友某女士邀王韬去她家并盛宴款待，为他弹曲，詹那的夫人“乞余字迹，将付装潢。余为临《灵飞经》四幅贻之”(14)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65页。；游览苏格兰名城敦底(Dundee，邓迪市)时，有巨贾司蔑氏设华筵盛情招待王韬，“男女集者几百人，女皆盛妆靓服，悉坦上胸，于灯光璀璨之下观之，雪肤花貌，珠宝璎珞，交映成辉”，席间“闻余能华歌，请之至再”，于是王韬“乃为曼声吟吴梅村《永和宫词》，听者俱击节”(15)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49页。；游爱丁堡时，受理雅各之邀赴会堂宣讲孔孟之道，之后“诸女士欲听中国诗文，余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抗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此一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1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9页。。

　　除了记录上述一般性往来唱和的西方女性外，王韬还以细腻深情的笔触刻画了两位爱慕其才华并与其情意相通的英国佳人形象。她们都是苏格兰人，其中一位是爱梨女士，为敦底学者士班时的长女公子。她芳龄十五，不仅“妍质羞花，圆姿替月”，更是“聪警绝伦，工琴能歌。作画俱得形肖，人物栩栩生动，几与北宋苑本相埒”，常与王韬交流字画，还送给他一本自己平日的画册，“谓展画图如见其面”；她年纪虽小，但“雅重文人”，“独道余为旷世逸才，益深钦佩”；经常教王韬西文和弹琴，还“强捉余手弹之，亦能成声，必尽数弄乃已”；王韬为她吟诵《琵琶行》，她次日“亦能作哦诗声，且响遏行云，馀韵绕梁”；即便有语言差异，爱梨与王韬也是心有灵犀，两人结伴出游时，“余有所欲言未能达意者，爱梨则代为言之，无不适如余意之所欲出”，王韬因此称她为“世间慧心妙女子”(17)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47-148页。。在敦底与爱梨游玩四日后王韬准备返回杜拉，途中又有爱丁堡友人相邀，遂逗留了八日。回到杜拉后的王韬即收到爱梨的来信，嗔怪他“住苏京浃旬，而宿敦底仅三夕，何厚苏京而薄敦底也”，并邀请他“回驭之时，伏再光贲，藉以补兹缺典”，“情深语挚如此”，叫王韬好生感动(18)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1页。。

　　另一位是周西鲁离女士，她是与王韬过从最密、感情最深的西方女性，为爱丁堡传教士纪利斯毕的妻妹。纪利斯毕曾旅居广东七载，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为人谦逊，有儒者风范，得知王韬到来便热情邀请他来家中做客，王韬由此与周西相识。初次相见时，周西“年十有七，妍容丽质，世间殆罕与俦，尤擅琴歌。每奏一阕，脆堪裂帛，响可遏云，馀韵犹复绕梁不绝”(19)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1页。，给王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到杜拉后，王韬因旅途劳累加上思乡甚切卧病了几日，正当他“郁伊鲜欢，因思复作出游计”时刚巧收到周西的折简来招，于是欣然前往。对于王韬的到来，周西不但远道相迎，细心招待，甚至还将自己的闺房让给他住，可见情意之重。在她的热情陪伴下，王韬在爱丁堡“排日游玩”，“博物之院、生灵之囿、画馆书楼，无不遍历”，两人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以致情愫互生。《漫游随录》“三游苏京”一节生动地描绘了两人的一次出游情状：

　　余与女士穿林而行，翠鸟啁啾鸣于树颠，松花柏叶簌簌堕襟上。园四围幾十许里，行稍倦，坐石磴少息。女士香汗浸淫，余袖出白巾，代为之拭曰：“卿为余颇觉其劳矣，余所不忍也。”女士笑曰：“余双趺如君大，虽日行百里不觉其苦，岂如尊阃夫人莲钩三寸，一步难移哉！”言毕，起而疾趋，余迅足追之不能及，呼令暂止。女士回眸笑顾曰：“今竟何如？”余曰：“抑何勇也？”然云鬓蓬松，娇喘频促，扶余肩不能再行；良久喘定，始从容徐步。余代为掠鬓际发，女士笑谢焉，觉一缕幽香沁入肺腑。园中珍葩异花，不可名状。入一玻璃巨室，芬芳透鼻观。女士摘一红花系余衣襟，并令园丁猱升花架，采紫葡萄一枝畀余，曰：“试尝之。”其味之甘，胜如灌醍醐也。(20)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2-153页。

　　翩翩中华才士与娇俏西洋美人的郎情妾意，与恋爱中的才子佳人何其相似。难怪酒馆侍者误以为他们是“伉俪”，王韬忙作辩解：“非也，特好友耳”；周西却毫不在意，笑道：“余固中华人，汝不知耶？”(21)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3-154页。周西竟自认为中华人，可见她对王韬钟情之深。王韬将要离开爱丁堡时，周西还剪下自己的发丝送给王韬，并穿上他送的华服照一小像相赠。临别之时两人还上演了恋人之间依依惜别的一幕：“女士执手言别，双眦荧然，含泪将堕，不欲余见，潜自拭去，顾已呜咽不能成声，但道‘珍重’二字而已”，“轮车既发，遥见周西犹立道旁挥帕不止”(2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9-160页。。此情此景怎叫人不为之动容。

　　(三)知书达礼的英国淑女与豪放佻达的法国女郎

　　在《漫游随录》记叙的众多西方女性中，英国女性耗费的笔墨最多，尤其是苏格兰女性，王韬与她们交往最密，相知也最深。除了爱梨与周西这两位对王韬一往情深的佳媛外，游记还刻画了多位典雅高贵、知书守礼的英国女性。比如，理雅各的第三女公子媚梨“雅娴绘事”，常携画笔陪同王韬四处游览，有次畅游杜拉灵囿后，王韬在其纪游长歌中赞叹道：“媚梨女士工六法，定能写此图其全，胜情妙墨发奇想，盍将造化形神传”(23)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26页。；理雅各之兄的长女公子梅丽女士“善操琴，工歌曲……抗声为长歌，响遏行云。继以琴韵悠扬，铿锵中节”(24)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46页。；爱梨女士的母亲士班时夫人“明敏持重，有大家风”(25)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47页。；阿罗威的爱伦女士“工画善书，通法国语言文字之学”，其母出自贵族，“淹通经籍”(2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54页。，是受人尊敬的女塾师；雒夫人“能识中国语言文字”，其长女律丽和密友梅丽不止会唱歌弹琴，更是“美慧知诗，工于六法”(27)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68页。，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在王韬笔下，这些英国女性都是“名媛幼妇，即于初见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并席，出则同车，觥筹相酬，履舄交错，不以为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28)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35页。。

　　《漫游随录》中的法国女性也不少，但多是豪放佻达的女郎。前述王韬停留马赛期间在当地酒馆所遇的女侍者就属此类，她们见到王韬后争相围观，对其长衫“啧啧称羡，几欲解而观之”，一女子还给他端来八杯红酒，王韬“一吸而尽”，并“呼馆人具酒如前”回请，该女子“饮量甚豪，一罄数爵”(29)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80-81页。。在“巴黎胜概”一节描述的巴黎夜生活中，法国男子每晚都去咖啡馆饮酌，“由戌初至丑正”，“而妓女亦入肆招客，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客意有属即可问津”——在王韬看来，本是公共场所的咖啡馆晚上却成了“桑间濮上，赠芍采兰”的风月地，而这样的咖啡馆在巴黎星罗棋布，“足见风俗之淫泆”(30)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81-82页。。如果说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对法国的淫靡风俗还只是轻描淡写，那么在其归国后所著的《重订法国志略》中则是毫不留情地直斥法国“外观虽耀，内美未彰，伦常之际未能修饬整齐……往往男女杂聚，内外无别，酣歌恒舞，渐染巫风，甚至帏薄不修，遗羞中冓，闺阁之间私相爱悦，视钻穴逾墙为寻常事。求其贞蕤自守，皓璧无瑕，千万中罕一二，其有不夫怀妊、未嫁抱子者恬不以为耻。……流荡有过于郑卫者矣，由君子观之，亦无取焉尔”(31)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17，光绪庚寅年淞隐庐本。。同样是自由出入社交场合与男性平等交往，英国女性风俗“可与中国上古比隆”，而法国却“流荡有过于郑卫”，字里行间明显见出王韬臧否有别的情感态度及其儒家伦理立场。

　　三、“男女并重”与“以收内助”：早期现代性叙事中的性别意识张力 (一)师法英国的现代性叙事

　　《漫游随录》并非王韬旅欧途中实时的秉笔直书，也不是对其域外游历严格的客观再现，而是他时隔多年后依据特定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需要对记忆进行的重新编码。具体来说，王韬在游记中所表现的首先是其效仿英国变法自强的现代性理念。因为两年的欧洲居游让王韬深刻认识到，英国之所以成为泰西巨擘凭借的不仅是“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也不仅是“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更是“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制度(3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89页。。然而，国内洋务派却徒袭皮毛，只看到器技之强与工商之富而忽视了最为关键的政治之美。为了谏言当道纠正洋务运动的方向，王韬以《循环日报》为阵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法宣传工作，先后发表了《变法》(上、中、下)、《变法自强》(上、中、下)、《洋务》(上、下)、《重民》(上、中、下)、《纪英国政治》等上百篇振聋发聩的政论文，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了系统的变法纲领，其核心内容就是师法英国推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这是王韬后半生始终坚持的理念，即便晚年荣归上海后仍矢志不渝。而刊登在《点石斋画报》上的《漫游随录》，就是他在政论时评之外对这一理念进行的形象化演绎与大众化推广。为此，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没有单纯地回忆英国之行，而是将英国作为他变法蓝图中的理想社会模板加以浓墨渲染。他一方面按照游历的时空顺序依次铺陈各种新奇的现代性体验，另一方面又不时跳出时空限制以全知视角对英国进行肯定性的介绍与褒扬，由此构成了《漫游随录》的现代性叙事。

　　以《漫游随录》第二卷所涉及的初游伦敦的章节为例。这部分内容共有九节，先后叙述了王韬在牛津大学哈斯佛学院的演讲以及在伦敦市区玻璃巨室、屋宇高楼、圣保罗大教堂等城市建筑景观的游览过程，并对伦敦的道路交通、公园、下水道、自来水、消防等近代化的公共设施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对馆藏丰富而且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英国议会大厦、电信总局赞许有加。九节中，还特别开辟了“制造精奇”、“制度略述”、“风俗类志”三节，对英国社会的相关制度与文化展开剖析。比如，乘火车初抵伦敦的王韬对铁路交通之迅捷印象极为深刻，对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应和战略地位赞不绝口：“轮车既兴，贸易更盛，商旅络绎于途；轮车不及之处，济以马车。轮车获利，尤在载货，货多则生理大，利息倍，税课亦增，实为裕国富民之道。国中苟有变乱，闻报调兵，朝发而夕至，有如疾风之扫叶，兵行速而军需省，无过轮车者。苟无轮车，征夫骑行，时虞盗劫。自建铁路后，人行万里，无意外之警；即有急务，顷刻可达。”(33)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23页。同时，他也看到了英国发达的电讯业能够压缩时空距离、加速信息传播进而创造出丰厚的经济效益：“车道之旁贯接铁线千万里不断，以电气秘机传达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顷刻千里，有如觌面晤对，呼应问答……通国设局五所，以京都为总汇；内外分局五千五百四十所，岁税金钱百数十万，可云盛矣。”(34)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13-114页。当然，他也对英国军事武器以及钟表、望远镜、显微镜等民用器械制造之精妙作了生动记述，在此基础上还对英国完善而发达的科学技术门类及其广泛的社会应用作了简明扼要的科普启蒙。

　　王韬对英国的观察并未流于表面，而是努力追溯其繁荣富强背后深层次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在这一部分，他着重介绍了英国健全的专利制度在鼓励大众积极投身发明创造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英人心思慧巧，于制造一切器物，务探奥窍，穷极精微，多有因此而致奇富者。此固见其用心之精，亦由国家有以鼓舞而裁成之，而官隐为之助也。按英俗，凡人创造一物不欲他人摹仿，即至保制公司，言明某物，纳金令保，年限由五六年至二十年。他人如有摹仿者，例所弗许。违例，准其控官而罚锾焉。……原其制物也，竭心思，广见闻，不惜工本，不避劳瘁，不计时日，遍访寰区，历试诸法，以务求其当，而报之官。如官验之果济于用，则给以文凭，共保若干年，禁止他人私摹其式。其有奉明仿效者，则纳资于创造之人。又恐他国私摹，于是遍告邻封，官为主持。凡有仿效而不纳资者，则倍其罚。故一物既成，其利幾以亿兆计。(35)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20-121页。

　　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昌盛最终依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所以，王韬非常关注英国教育制度，对英国高度普及且男女平等的全民教育体制在培养和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肯定：“英人最重文学，童稚之年，入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故虽贱工粗役，率多知书识字。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鬚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3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11页。同时，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亦不可或缺，在这方面王韬对英国积极向上而又和谐醇良的社会风气有明确指认：“英国风俗醇厚，物产蕃庶。……(国民)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族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37)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11-112页。

　　总之，《漫游随录》中的英国就是一个“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38)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35页。因而“有三代以上之遗意”(3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89页。的理想之邦，英国女性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国度才出落成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谨严自好而热情大方、秉德怀贞而知书守礼的淑女。就此而言，英国的女性之美与其政教礼俗之美密不可分，两者交相辉映、互为表里。如果说王韬通过《漫游随录》的现代性叙事塑造的英国形象是他为晚清中国树立的思齐效仿之对象，那么，这些堪称王韬心目中理想女性的英国淑女则是他为未来中国女性塑造的楷模。

　　(二)性别意识中的张力

　　王韬的这种以英国女性为参照反思中国女性问题的思路早在他1870年代自英返港后发表的系列政论文中便已确立。例如，在《原人》篇中，王韬一方面强调“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主张中国应该取消不平等的纳妾旧俗，实行一夫一妻制；另一方面又援引西方婚姻制度加以佐证，“泰西诸国……家室雍容，闺房和睦，实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4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4-5页。。在《纪英国政治》篇中，王韬直接肯定了英国的一夫一妻制，指出就连英国皇室也概莫能外，“国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嫔，从未有后宫佳丽三千之众也”(4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90页。，并认为这是英国政治之美的一种体现。回到上海后的王韬延续了这一立场，所以在《漫游随录》中继续申明，婚姻自主、尊重女性乃是英国社会的普遍理念，“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4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11页。。不仅如此，他在格致书院开展近代化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女才和女学问题也极为关注。1888年《漫游随录》连载期间，王韬借为《镜花缘》作序的机会指出，历史上“巾帼之胜于须眉者”不在少数，然而就整体而言有才华的女性仍寥寥可数，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首先是道德观念上的偏见，“自道学之说兴，乃谓女子无才便足为德，而闺阁少隽才矣”；其次是教育制度的缺陷，“特世无才女一科，故皆淹没而无闻耳”。为此，王韬强调，“夫书也者，足以陶冶性情，增修德行，何于女子而独不？所谓妇言者，即识字知书之谓也”(43)王韬：《镜花缘图像序》，李汝珍：《绘图镜花缘》，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2页。。1892年的王韬已是风烛残年，但对女性教育问题的重视丝毫未减，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救时刍议》中指出，“古叹才难，女才更难。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呼吁“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44)王韬：《弢园文新编》，第293页。。王韬的倡议不久便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响应。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45)梁启超：《变法通议》，何光宇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96页。。1898年，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塾——在上海成立。

　　由此可见，《漫游随录》中的英国女性形象与王韬的维新变法主张及其教育改革理念是内在一致的，其中折射出的性别意识着实引领了时代风气之先，客观上对于推动晚清性别观念的转型与中国妇女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王韬这种颇具先锋性的性别意识中亦蕴含着鲜明的政治功利性与保守性。据前文分析可知，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并非纯粹从私人情感出发去追忆那些曾经与他相知笃深的英国淑女，而是有意识地将英国女性纳入英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加以定位和书写。因此，王韬对英国女性美慧知诗的才情涵养、谨严自好的独立人格的推崇，不只是他个人化的审美观照，更是他对英国女性社会身份的理性认知。《漫游随录》中的英国女性实际上成为英国社会的隐喻，英国女性被渲染得越美，就越能衬托出英国政教礼俗的优越，也越能说明师法英国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韬的性别意识是包蕴在他的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换言之，从政治维度——准确地说，从儒家伦理政治维度——来考察女性问题是王韬一贯的立场，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变法文本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在前引《原人》篇中，王韬倡导一夫一妻制的主要论据是阴阳和谐论，他认为中国上古时代本是“阴-阳”、“乾-坤”、“夫-妇”彼此相对，各得其位，只是到了后世才兴起“媵御之制”，将女性视为“玩好之物”，所以帝王之家才频发后宫之乱从而招致“女谒之祸”，百姓之家“怨咨交作，讪谪旋兴”，最终造成夫妻离心离德，“家之不齐，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4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4-5页。。在前引《救时刍议》篇中，王韬提倡兴办女学虽具进步意义，但其目的却是“以收内助”，让女性接受教育从而“贱得为贵妻，妇得为夫师”(47)王韬：《弢园文新编》，第293页。，更好地履行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传统社会职分。很显然，儒家文化对王韬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以儒士自居，他所信奉的还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他身上会呈现出如下的悖论色彩：一方面，他是晚清前期思想最为超前的开明知识分子，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还在宣扬西学、倡导变法，另一方面，他又是儒家道统的坚实拥趸，宣称“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4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66页。；一方面，他以英国女性为标准，为晚清女性争得与男性同等的婚姻教育权益而大声疾呼，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4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0页。。这种思想的张力既是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王韬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也是近代社会中西杂糅的异质性在他身上的个体化凝结。于是我们看到，王韬的“男女并重”思想与西方天赋人权旗帜下的现代男女平等观念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他之所以欣赏知书守礼、谨严自好的英国女性而批评轻佻流荡的法国女郎，之所以提倡一夫一妻制、重视女才和女学，首先不是出于对女性独立人格与个体权益的自觉尊重与维护，而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集体主义的伦理政治逻辑使然。

　　四、文化展售与情感乌托邦：近代市场化洪流中的异域都市女性书写 (一)异域都市风情的文化展售

　　1884年春(光绪十年三月)，在李鸿章的首肯下，王韬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沪地。此时的上海经过四十年的开埠通商，早已从偏居一隅的海陬县城跃升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中心与国际性港口城市。在这里，繁盛的中外贸易、云集的中西商贾、林立的华洋店铺滋生了无限商机财富，也创造了众多谋生机会，再加上英美法租界特殊的空间区位以及小刀会、太平天国的战火蔓延，因而吸引了大批移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使上海迅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居、常住人口多达70万之众的新兴都市。这些移民在成为新市民的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文化理念与生活方式，并催生出新的文化交往与信息交流的需求，从而成为都市文化消费的主体。另外，西方现代印刷术的引入以及应运而生的报纸杂志和书局，恰好为沪上市民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大众化传播媒介与文化舆论空间。以这些报纸杂志和书局为中心，聚集了一批仕途蹇滞、生活困顿的江南文人才士担纲编辑作者，正是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职业写作群体。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洋场孕育出了相当可观的近代文化市场，也为王韬这样博学多识、科举仕途无望的文士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

　　王韬自港返沪留寓洋场，是他主动投身上海近代化浪潮以图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理性抉择。他在返沪之前曾一度计划回迁苏州故里安度晚年，为此还曾致信妻兄请他在苏州金阊代为寻觅“有萧寂幽闲之致，几于城市而有山林之乐”的地块，以便筑庐“安顿图书，庋置笔研，优游此中”(50)王韬：《弢园文新编》，第282页。。然而他最终还是定居在了上海城北的租界。个中缘由，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首先是他平生所怀的经世济民之志使然，“要想建功立业，联络达官显要，交通发达、地位重要、中外瞩目的上海远比苏州合适”(51)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其次，对于他这位享誉中外的报界名流来说，上海作为辐射东亚、联系瀛寰的中国报刊舆论中心自然是他施展抱负的最佳平台；再者，王韬遁居香港多年早已习惯了西式生活，并且始终不改载酒看花、跌宕风月的本性，所以，“上海城市繁华，生活便利，社会活跃，文人麇集，名妓如云，……王韬自然不愿舍此而他往”(52)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不过，上海纵有百般好，但毕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53)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82-3383页。，更遑论他这种只靠笔墨谋生而又时常诗酒交游、流连花丛、用度无节的文士。好在此时沪上文化市场的稿酬制度已经发育成形，勤于著述的王韬至少可以通过鬻文投稿获取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免去不少稻粱之忧。

　　暌违20余载的王韬重回上海，在申江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甫经安顿的他旋即被格致书院推选为掌院，唐廷枢、郑观应为其在上海招商局造册支取乾脩。各家新闻出版机构也争相结交，《申报》曾一度聘请他为编纂主任。此外，刚创刊的《点石斋画报》更是倚重这位文坛大佬，自1884年第6期(此时王韬返沪仅两个月)起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连载其“聊斋体”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直至1887年117期告终，每月三期，每期一篇，盈满12卷，其间每月向王韬奉送稿酬四十银元(54)王韬在1887年左右致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诉道：“《淞隐漫录》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将告止。因画报阅者渐少，月不满万五千册，颇费支持。然韬月中所入，又少佛饼四十枚矣。”见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3382页。。稍后点石斋书局即以《淞隐漫录图说》为名将这12卷结集出版，不久宝文阁书庄又将其易名为《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石印发售。《淞隐漫录》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契合了广大读者的文化与心理需求。一方面，彼时的文人圈仍然流行阅读和创作“聊斋体”小说的风尚，而王韬可谓是引领这一风尚的翘楚，早在1875年申报馆就出版了他的首部“聊斋体”小说集《遁窟谰言》，并获得市场的认可，一时间翻版者四出。《淞隐漫录》连载后亦有热烈反响，短时间内反复再版就是明证，《申报》甚至誉其为“蒲留仙后仅见之作”(55)申报馆主人：《第七号画报出售》，《申报》1884年7月6日。。另一方面，传统士大夫的“夷夏之防”与“义利之辨”并未主导晚清上海的市民文化心态，相反，“讲求实际以及强烈的好奇心，使得一般民众‘趋新骛奇’”(56)陈平原、王德威、商伟：《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作为“后聊斋志异”的经典，《淞隐漫录》既承袭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传统特色，更增添了中外跨国恋爱、欧洲日本的社会风俗等时代新内容，并辅以图文对照这种生动通俗的叙述方式，正好捕获了上海大众的“文化猎奇”心理。

　　《淞隐漫录》试水成功后，《点石斋画报》紧随其后推出《淞隐续录》(单行本刊行时名为《淞滨琐话》)与《漫游随录》就顺理成章了。对于《点石斋画报》来说，此时的王韬不仅是士大夫中颇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善于把握大众阅读趣味的小说家，《淞隐漫录》为他积攒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淞隐续录》自然也能锦上添花，而王韬传奇性的游历对于专门蒐罗“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57)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1页。的《点石斋画报》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卖点。就王韬自己而言，《淞隐漫录》的停刊使他每月少了“佛饼四十枚”(58)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3382页。的入账，《淞隐续录》、《漫游随录》的连载刚好能及时补上这个经济缺口，所以他也是乐见其成。事实也再次证明了王韬的市场号召力。《淞隐续录》自1887年9月第126期开始一直连载至1888年底，1889年之后王韬续作了数篇，名之为《淞滨闲话》，1893年又订为《淞滨琐话》，由淞隐庐排印刊行，1911年上海著易堂推出石印本。《漫游随录》自1887年10月第127期起至1889年2月第177期止，在《点石斋画报》首页位置连载了50期，合计刊发图文50篇，不久后(1890年)点石斋书局即以《漫游随录图记》之名石印单行本出售；1891年上海著易堂刊印了由王锡祺辑录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其中第十一帙就收入了依据点石斋本节录而成的《漫游随录》。

　　由此观之，自1884年回归上海到1889年近五年的时间里，王韬的《淞隐漫录》、《淞隐续录》、《漫游随录》先后一直以每月3期的频率在《点石斋画报》上持续曝光，并且连载完后都迅速结集出版与再版，仅凭此项，王韬就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期刊专栏畅销作家。而他之所以能在文化市场获得成功，凭借的不仅是倚马千言的才华，还有传统文士无法具备的近代市场观念。王韬既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位颇具经商头脑的书贾。避居香港期间的他曾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返沪后又创办了弢园书局，因此特别在意书刊的适销对路。比如，在这个时期的一封致盛宣怀的信中王韬指出，“沪上书局太多，石印已至七八家，所印书籍实难销售。……鄙意当设一代销公司，贩运中国十八省中，为之梳栉一通……沪上之开设书局者，既非文士，又非书贾，皆门外汉。书虽多，实无可观。若有如明季之汲古阁，专选精本佳构，亦足为书林生色”(59)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3398-3399页。。王韬的这种市场意识自然不会局限于书籍营销，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也会流露出来，重视潜在读者的接受状况就是其中的一个表征。具体到《漫游随录》，如果说王韬是有意向上海市民展售以英国女性为中心的泰西都市女性风情，那么，借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象将西方女性描摹成雪肤花貌的中国式美人、通过才子佳人的爱情程式来渲染中土文士与英国才媛之间的密切交往、依据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英法女性予以臧否，显然就是他针对广大中国读者的文化传统、接受习惯与审美期待而采取的文化展售策略。

　　(二)情感乌托邦的想象

　　然而，成为一名畅销作家并非王韬本意，更与他的自许有霄壤之别。他信奉的依旧是儒家内圣外王、坐言起行之道，担当治国平天下之重任的“士”才是他自我设定的理想身份。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王韬始终只是一介布衣，纵然已成为闻名朝野的洋务人才与报界名流，可以通过政论时评参政议政，“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藐藐”(6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页。，报国无门的他时常发出“目击时事，无从下手”(61)王韬：《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1页。的悲叹。尽管此后不久他便执掌了格致书院，并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开展课艺改革、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使格致书院很快成为晚清新式教育的重镇，并被《北华捷报》誉为“中国启蒙的最有力工具”(62)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平生用世之志稍得舒展，但他依然没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书院事务繁多却无薪水，王韬事无巨细皆勤勉操持，为了争取官方支持时常降低身段四处求人，成事非常艰难，若无“冀西学西法他日或有传人，于国家不无尺寸之补”(63)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3516页。的一腔热血，他早已请辞。因此，这一时期的王韬纵然已经坐拥皋比、持夫子之尊，还是不时载酒看花排忧解愁，这在无形之中又加重了他自己的经济负担，为此不得不三番五次腆着颜向盛宣怀等洋务官员借钱(64)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0-364页。。好在盛宣怀等人对王韬也算礼遇有加，不仅支持其格致书院的改革，还长期在生活上施以援手。但于王韬而言，政治经济上的双重依赖造成了他对洋务官员的人格依附，必然与其心高气傲的性情相龃龉，所以，晚年的他在与盛宣怀的书信中“时常透出一个志存高远而又落寞无助的文人的豪气、穷气与酸气”(65)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

　　从根本上说，这种郁结的复杂情绪是他无法实现自我认同而产生的焦虑。他“虽感国事之危岌，却又无力实现匡扶社稷、救世济民之宏愿，在社会矛盾与个人矛盾的错综复杂关系中”(66)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4-35页。苦闷不堪，寻花访艳、醉酒当歌的恣肆和放诞不过是这种苦闷的释放而已。只可惜，花国冶游也无法让他安适自我。因为此时的上海已被近代市场经济所裹挟，正经历着剧烈的世俗化蜕变。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与等级秩序几近崩解，士人阶层普遍陷入了贫穷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绅商群体迅速上升为社会主流阶层并占据权力中心。与此相应，沪上青楼也高度商业化，一方面，由传统士大夫和文人雅士主导的性别权力结构与审美价值取向已成明日黄花，一掷千金却不知风流为何物的商贾富豪取而代之成了欢场新贵；另一方面，才情俱秀、闲雅脱俗的名妓佳媛逐渐隐退，“金银气重、文字缘悭”(67)王韬：《海陬冶游附录》，《丛书集成续编》第2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46页。的淫娃艳女比比皆是。身为风雅宗主的王韬对此感触良深。早在1860年完成的《海陬冶游录》中王韬就曾指出，沪地乃“海滨纷丽之乡，习尚侈肆，以财为雄。豪横公子，游侠贾人，惟知挥金，不解文字。……妖姬名倡，狎客冶优……能于酒肉围中，笙箫队里，静好自娱，别出一片清凉界，可为雅流韵事者，未之有也”(68)王韬：《海陬冶游录》，《丛书集成续编》第212册，第30页。。

　　面对现实社会“俗流胜则雅会稀，朱颜贱而黄金贵”的“情天之变态”(6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1页。，王韬终究只能寄情于笔墨之间。《淞隐漫录》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创作出来的，王韬在自序中对此作了交代：“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70)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页。抛开这段自述，《淞隐漫录》当然可以被解读为以广大市民为消费对象的“换钱”之作，但王韬在自序中明确申明自己并非“有心于游戏之言”，而是寄幽思于美人香草，抒旧恨于风怀林泉，并郑重吁请读者务必“作信陵君醇酒妇人观”(71)王韬：《淞隐漫录》，第2-3页。，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因此，如果说《淞隐漫录》是通过“传奇志怪”的形式完成的女性书写，那么，王韬的目的显然是要建构一个情感乌托邦，以便在虚构的忠贞爱情中获得心灵慰藉，在想象的奇谲世界里实现自我认同。

　　不仅《淞隐漫录》如此，王韬的《海陬冶游录》、《淞隐续录》、《漫游随录》等其他女性书写都可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实中的王韬为了飞笺召花愉悦芳心而挥金如土，以致囊中羞涩、寅吃卯粮，要靠友人接济度日，花费五百银元赎回妙龄少女藏之金屋欲献盛宣怀，不料被其私自逃走，最后落得人财两空懊恼不已(7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66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2页。；而其笔下的名妓佳媛却总是清新雅致、艳而不俗，有的甚至“三年来从未格外索一缠头”(73)王韬：《淞滨琐话》，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93页。，她们对商贾“弗屑发声”(74)王韬：《海陬冶游录》，第27页。，对王韬却情深意长，就连遥远的西方美人亦倾心相与。正因为现实中处处都是金银当道、肉欲横流的喧嚣场，内心深处才更渴望一块才子佳人风雅相会的清凉地。

　　诚如前引《淞隐漫录》自序所言，王韬借其女性书写建构起的情感乌托邦是一个多维度的理想世界，其中既有空间性的“遐陬绝峤，异域荒裔”，也有时间性的“亘古以前”、“千载以后”，还有非人类的“鬼狐仙佛、草木鸟兽”。而若依某些学者所论，在《海陬冶游录》这部仿《板桥杂记》而作的冶游小说集中，王韬是以伤咏情调回忆开埠后上海老城厢中的名妓生活，以此“抒发他对晚明理想化、浪漫化的追忆与怀旧”，通过这种追忆与怀旧，让他这类在洋场社会无法确证自己士大夫身份的失意文士能“在传统文人形象中找到一种历史的位置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75)陈平原、王德威、商伟：《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第55页。，那么，《海陬冶游录》指向的明显是时间性的情感乌托邦；同时，按照《淞滨琐话》(即《淞隐续录》)的自序，王韬之所以在《淞隐漫录》之后续写《淞滨琐话》，是因为“《淞隐漫录》所记，涉于人事为多；似于灵狐黠鬼、花妖木魅以逮鸟兽虫鱼，篇牍寥寥，未能遍及。今将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非笔足以达之，实从吾一心之所生”(76)王韬：《淞滨琐话》，“自序”，第2页。，那么，《淞滨琐话》指向的就是非人类的情感乌托邦；此外，依据我们前文的分析，《漫游随录》中的王韬在重组欧洲之行的记忆基础上通过现代性叙事塑造了英国这个“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的理想之邦以及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的英国淑女形象，既推广了其仿效英国变法自强的社会改革理念，也为上海市民打开了一扇想象泰西都市奇观的亮丽窗口，同时还为自己建构了一个共时而异在的心灵空间，在这里，英国佳人深情的爱慕与凝视给了王韬极大的自信和安慰，故而可以说，《漫游随录》指向的就是空间性的情感乌托邦。

　　总之，置身于晚清近代化进程中的王韬同时在相互悖离的两个方向上遭遇着现代性：一方面，他是上海文化市场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笔下的烟花粉黛、传奇志怪与域外游记等作品不仅“开创了商业性消费型的市民文学”(77)朱维铮：“导言”，王韬：《弢园文新编》，第11页。，而且收获了可观的稿酬回报与丰厚的文化资本，并赋予了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与人格独立，最终推动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由传统文士向现代职业文人转变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他作为在近代市场经济浪潮中落败的士人阶层的一员，面对沪上洋场社会的全面世俗化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怀旧情怀与疏离情绪，继而在追忆晚明的秦淮风月、想象山林的花妖狐媚、寄思英国的异域风情中搭建起了一个多彩的情感乌托邦世界，以此抚慰他颠沛流离无处安放的灵魂。这种生命的张力也兆示了王韬这类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文化人的普遍命运。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02期】

　　责任编辑：熊显长 / 微信编辑：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