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

徐昕律师在代理包头案的时候，说 “再干下去，可能会被气死”。 我跟徐昕在读研时期就认识了，大概有二十年。 尽管期间有过一些观点不同，但在刑辩方面，我们很多感受是一样的。 包头案我也写过多篇文章，声援徐昕等律师，甚至说过包头案是这次扫黑除恶中集公检法问题之大成的案件。 纵使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律师如此努力，舆论振动那么大，还是很难改变涉黑恶案件既定的路径，遑论其他案件了。

最近，包头案律师在法庭之外找了自治区检，找了很多上级部门，找领导去谈，案件的走向似乎有了起色。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山西的原平市，当地有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缘起一家成立十余年的客运公司，为维护自身权利，对违规进入原平市非法运营的某租车公司拉客、抢客现象取证并举报，发生了一些纠纷，其雇佣的人员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再加上该客运公司为规范管理，要求个人车主并入公司统一运营，按车主要求高价买下运营车辆，被恶人先告状，涉嫌强迫交易。于是，公司十余人被抓，罪名变成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起诉到法院后，检察院在原事实基础上又补充追加了一个涉黑帽子。

以前总说寻衅滋事是口袋罪，现在黑帽子也有这个趋势，到处批发，补充追诉都可以在证据不变的情况下随便扣上一个。像这样两三个罪名的，以前可能连涉恶都够不上，现在扣涉黑都是轻轻松松。据说，检察院的本意是不构成涉黑，法院也不认为涉黑，但上级领导说要加上涉黑，于是就有了。

我去实地看过这家公司，我从未见过如此寒碜的涉黑案“老巢”。一个破败的小院子，里面一排平房，挑开一扇耷拉的门帘，是总经理周某的办公室。大约十几平米局促的空间里，满眼都是政府发的荣誉证书，什么先进企业、诚信企业、文明企业一大堆。我问家属，公司有多少人，盈利情况怎么样？答曰，大约六七十名员工，有时微赚，有时持平，有的年份还亏损。我又问，总经理工资多少钱？答曰：2400元。

纵观全案，涉嫌违规经营的其实是对方那个租车公司，在一些政府的文件中对此事实也有确认。跨区域违规运营、不按规定计程计价、违规拉客、抢客、拼客，都是被投诉的问题，但却迟迟得不到处理，于是客运公司自力救济，却马上被打成寻衅滋事。涉嫌强迫交易的应该是那几个高价强卖的那些个人车主，据说还抬棺材滋事，可板子最终打在了客运公司身上。市场价每辆十六万（车辆原价十一万，加运营线路，也是他们自己交易的价格）的三辆车，买过来的价格是一百万，完全是被强迫交易啊。

对于如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本该慎重审理，可法院却一直催着开庭，说上级要求，九月底之前要结案。可是，很多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还没有调取，光调取证据，怎么也得一个月时间吧？既然案件管辖是基层法院，为何什么时候开庭，什么时候审结，都要上级决定，那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体现在哪里？是不是还没有开庭，判决书都写好了？

我以为这案件在扫黑除恶里已经够奇葩了，但没想到，我还是太年轻。

株洲渌口区法院一审判决的杨某军涉黑案，实际上就是一起凑人数、凑证据、凑罪名而拔高的案件。该案在芦淞区检察院时，初步意见是认为不构成涉黑，后来应上级要求，移送到渌口区检察院，终以涉黑起诉。在五天的庭审中，不仅爆出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细节，而且控方证据体系被攻击得支离破碎，几乎所有旁听的人都认为不可能构成涉黑了，判决下来却还是涉黑。完全合法的主张权利，也被认定是强迫交易，“受害人”却是那些伪造合同逃避缴纳租金的经营户。如果可以公开本案的庭审笔录，就知道本案的指控有多么离谱，一审判决后，多名被告人上诉，检察院也抗诉了。

就在二审等待开庭期间，一系列我们所不知道的骚操作展开了。首先是二审法官去看守所提审上诉人，以“不撤回上诉就加重量刑”为由，逼迫上诉人撤回上诉。当然，法官对此的解释是，他是用“情感去感化上诉人，让其撤诉的”。可上诉人不是这么说的。其次，抗诉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本来是刑事诉讼法的铁律，而本案中抗诉却成了逼迫上诉人撤回上诉的杀手锏，只要上诉人撤诉，检察院就撤回抗诉，从而软硬兼施达到不开庭的目的。最后，主审法官既没有主动给辩护人打电话询问辩护意见，也没有要求辩护人提交书面意见，就直接宣布二审结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即使不开庭书面审理的，也必须征求辩护意见成了一纸空文。我问法官为何这么仓促结案，法官说，是上级要求。我再问，那你看了案卷了吗？他说，其实一审的时候他们就提前介入了。我说，那二审终审，岂不是成了一审终审？法官说，他也没有办法，都是上级的压力，希望我理解。

我特么就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级”，决定着刑事审判的一切，没有参加庭审，没有审查证据存在的矛盾，没有听取辩护意见，就掌握着无数被告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轻轻松松朱笔一挥，一切的无罪推定、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合议原则、上诉不加刑、二审终审统统都失效了。这个带着面具的“上级”，根本不会听被告人的辩解，不看被告人家属的哭泣喊冤，也不理会辩护律师的努力，他们只是官僚地从办案人员的单方面汇报材料中，就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一切。一旦被某些办案人员认定涉黑，哪怕是被诬告，被拔高，被凑数。要纠错太难了，一旦沾上黑的边，就万劫不复了。而拿着上级令箭的承办人，可以无视案件存在的问题，例行公事地作出判决和裁定。甚至可以借机羞辱被告人、辩护人，哪管你是民营企业家还是打工的，是法学博士还是法学教授，反正没有什么责任。你的人生，关我鸟事？

站在司法人员的角度，他们也满脸委屈。裁判的权力，实际上不在自己手里，涉黑案件必须要请示汇报，由上级定夺。他们不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他们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是没有自主决定权的，一旦忤逆，轻则调离审判岗位，重则被扣上“保护伞”的帽子，所以听话也是一种政治自保。司法部门，在中国依然还是行政系统，遵循着机关里的一切潜规则。 马克思说的“ 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书生意气者，我行我素者，众人皆醉我独醒者，都会被体制淘汰。 在强大的体制下，每个人都可能在既定的方格中被规训。 即使我作为兼职律师，写此大逆不道的文章， 也可能有上级领导找我谈话。

很多朋友告诉我，吴老师别写了，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总是说真话，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上级”部门，可能你会遭遇比你辩护的人更惨的结果。我当然考虑过这些，但我还是要说，作为一名以推动法治为终身使命的法律人，如果不能说出真话，我白学这么多年法律，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做兼职律师，从来没指望靠它名利双收，就不能指望我与制造冤案者沆瀣一气。我的字典里，除了心中的法律和头上的星空，没有上级。反正老子到这个世界上，也没想活着回去过，不如酣畅淋漓地写，痛痛快快地骂，去你*的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