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因国力衰弱，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及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连续两次抵抗外辱的战争让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与日俱增。到了19世纪末，这种敌视情绪被点燃，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的运动，反映了民间对洋人的态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同治年间安徽巡抚萨尔图·英翰杀洋人传教士的案件，该案件充分反映出清朝晚期官员对洋人的态度。部分官员对洋人的憎恶到了极点。为了杀两个洋人传教士，不惜付出四十余人的代价。其行为固然有报国之心，但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其中对错实在有待商榷。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秋，安徽巡抚萨尔图·英翰看着江面上两艘被烧的残破不堪的小船，正慢慢地沉入江底。注视良久后他问身后的将官：“事情做得干净吗？”将官答道：“按照巡抚大人吩咐，两艘船上四十多人全部被处理，一切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萨尔图·英翰满意的点了点头。
萨尔图·英翰字西林，满洲正红旗人。他从咸丰四年（公元1857年）任候补知县开始，到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前后不到10年时间，凭借军功一路升迁到巡抚。英翰曾经归僧格林沁指挥，在1865年僧格林沁阵亡后，英翰接替僧格林沁剿灭了起义的捻军。因英翰作战勇敢被授予“达春巴图鲁”的称号。
“巴图鲁”是满清的传统封号，意思为勇士。整个清朝从努尔哈赤到咸丰年间共授予巴图鲁称号三十多人，这对武将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就是这样一个猛将，他为了杀洋人不惜牺牲无辜。
同治五年秋，这年英翰刚刚升迁了安徽巡抚。从追亡逐北的武将到治理一方的大员，英翰丝毫未收敛他一身的杀伐之气。同治五年共发生过两起杀死外国传教士的事件。其中一起是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事件，该事件导致中英双方签署不平等的《烟台条约》。
第二起杀死外国传教士的事件就是英翰在安徽杀了两个外国传教士。该事件在英翰的安排下，并未让外国列强得到任何消息。但付出了40余无辜中国百姓的性命。英翰为此沾沾自喜，认为不仅为国除害且未让国家遭受任何损失。
在清朝末年，很多传教士借传教的名义对清朝内陆地区开展侦查和侵略活动。
1866年秋有两个传教士从上海徐家汇出发，逆流而上一路到了安徽。这两人带着大约10多个中国随从，共计雇佣了两艘船。船上船家的伙计和家人大约30多人。
两人到了安徽后直接拜见总督英翰，英翰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两个传教士要求在安徽地面购置一块地，用于修建教堂传播宗教。此时的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表面上不敢阻止外国传教士。英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向两人承诺如若当地百姓有任何阻挠，英翰必出面解决。
两个传教士欣慰不已，对英翰千恩万谢。两人刚走，英翰就召集两个营官。他对两人吩咐道：“今晚三更时分，你们两人待到船上诸人睡熟时率兵杀进去。船上佣工和妇孺一个不留。而后放火烧船，掩埋尸体。天亮前所有事情必须安排妥当，如果逃出一人，我治你们的死罪。”
当晚包括两个外国人在内的四十多人全被杀死。后来上海徐家汇教会派人到安徽寻找之前的传教士，安徽大小官员以从未见过传教士答复。最终事情不了了之。
现在再看这起事件，英翰此举的对错实在难以评价。其性质和同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事件有所不同。在马嘉理事件中，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地界侦查并寻衅滋事，可谓死有余辜。
在安徽传教的两个传教士并未有任何违法举动，英翰却无故将他们诛杀并赔上了40多无辜的性命。此事若被英国人察觉，那么必会形成另外一起马嘉理事件，让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即便侥幸未被英国人察觉，杀死两个无劣迹的传教士并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并不能挽回清朝的颓势。
晚清年间很多仁人志士认识到了真正的强国之举，如洋务派大臣一直致力发展洋务促进社会进步。也有一些满怀热血的人士，他们把一切归咎于所能见到的洋人，并对这些洋人采取行动。从英翰等人的言行来看，清朝晚期从上到下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种思想的普及也从某些方面促进了日后的义和团运动。
参考资料：《清代野记》、《清史稿·列传二百一十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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