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之辨：“和而不流”还是“流而不和”？

君子不偏不倚，和而不流，小人反是。以上说到的“君子而时中”“君子素位而行”的思想是在变化中坚守那个不变的德性，从而显示中庸作为至德的诸多特旨。而对于大家最为熟悉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旨，《中庸》则是通过“子路问强”等一些具体问题而得到反映的。我们知道，君子依乎中庸和小人反中庸最明显的表现正是在于君子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而小人反是，做人做事都是偏倚的。另外，君子总是做到和而不流，而小人反是，做人做事总是同流合污而不讲原则。

《中庸》第十章记载了子路向孔子请教什么叫做“强”的问题，孔子首先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还是北方人的强，抑或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南方人的强表现在人情和柔，宽柔教化，不报无道，即对于无道的人和事不采取报复行为，这是柔和型的君子之强。北方人的强表现在人性刚猛，枕戈待旦，死而不惧，这是刚猛型的强梁之强。南方的强偏柔，北方的强偏刚。在孔子看来，这都有违中庸之道。而符合中庸之道的强，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与人和谐相处，但不同流合污。

2. 坚守中道，不偏不倚，保持独立，不趋炎赴势。

3. 国有道，人显贵，但仍不改初心，守住那未曾发迹时的操守。

4. 国无道，人潦倒，但仍不变其志，至死不渝。

《中庸》是这样说的：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从孔子对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的评价中，虽然没有看到对他们的完全否定，但是，从孔子随后提出的自己认为的四种之强来看，他还是对南方之强的“偏柔”和北方之强的“偏刚”持有微词。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之道来说，南方之强显得“不及”，北方之强显得“过”了，而“不及”与“过”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过犹不及”（孔子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朱熹语），此之谓也。

孔子正是依据中庸原则而提出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强中之强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矫”者，强大，勇武，“强哉矫”，强中之强也，真正强大也。这四种表现或说境界是孔子对君子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中庸》所强调的君子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种境界里都共同用了四个否定词语，一是“不流”，二是“不倚”，三是“不塞”，四是“不变”。这再一次告诉人们，作为至德的中庸，其主旨和精神正是在于在变中依乎不变的操守和德行。所有这些“强”不是柔之强，更不是刚之强，而是道义之强，德义之强。

《中庸》认为，“过”的行为还表现在那些专注“素隐行怪”之事。所谓“素隐行怪”就是索隐行怪，专门深求隐僻之理而行极端的神秘诡异之事。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过”的方式，来欺世盗名，即便后世对此有所称述，但因为这种过头的行为不是以善为其原则的，亦是有违中庸原则的，所以当然受到孔子的反对。而“不及”的行为还表现在做事不能尽力而为，往往半途而废。对于上述的两种行为孔子是明确否定的。所以，不做“素隐行怪”之“过”的事，君子当会依照中庸而行；不做“半途而废”之“不及”的事，君子即便在遁世不被世人所知的情况下也不会后悔，并会成就中庸之德。《中庸》说：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而见知不悔，唯圣者能之’。”

《中庸》认为，君子如若能做到了“和而不流”，即善于和谐各种关系，而绝不做随波逐流的事情，那么才称得上真正的强大。“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此之谓也。君子是“和而不流”，而与之相对的小人当然是“流而不和”了。《中庸》的这一思想显然是直接承袭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思想的。“和”是“中”的同义语；“流”“同”是“不中”的同义语。“和”的是合乎德性的善；“流”“同”的是违背德性的恶。要注意“同流”是与“合污”相连的。同流合污者一定是小人所为，一定是乡愿者。而孔孟都将乡愿者视为是德之贼。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内劣而外秀者，同流合污而无原则者乃是乡愿和小人的行径，从而是违背中庸之德者。

有德有才者谓之君子，这是对君子最通常的定义。所以我认为，能够志于道者和据于德者一定是君子的品行。然而，对于有德者以及志于道者，据于德者的君子不能抽象地谈，而当要落实到具体的德目之上。君子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者。中华传统美德尽管有许多，但能足以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当有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这十德。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看来，这些德乃是构成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名义和名声。诸德已然成为君子的名号矣。这些德都是根植于人的心性的。也就是说，诸德都是人性的体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这里将“君子”与“人性”、“君子”与“道德”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依于仁者为君子。仁德作为儒家所有道德的全体大德或说核心价值观，这是为所有正统儒家所承认和贯彻的。“儒家者流……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仁者，全体”，“仁者，体也”（《二程遗书》），此之谓也。既然仁德在所有的道德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她的坚守和践行自然就显得头等重要了。而作为诸德的体现者的君子，首当落实仁德亦成为当然之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提出了他的那段名言：“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君子如果没有了仁德思想，就不能成其为君子了。你配得上君子这个名号，你当要做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顿饭的时间，匆忙仓促和颠沛流离之时都不可做出违背仁德思想的事来。

人之异于兽者在于人有良心。君子首先是一个人，就其本性来说他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包括与此相对的小人。在这个问题上，论述最为详备清晰的当推亚圣孟子。孟子对于“人”之性的揭示是通过一个特殊对象来加以完成的，这一特殊对象正是君子。而一般人最容易将人性理解为人身上所具有的所有天生的属性，例如饮食男女以及人的物理生理心理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欲求。“饮食者性也”，此之谓也。然而，孟子明确指出，所有这些的存在都不能被称作人性或说性。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人对于味色声嗅以及舒服安逸的需求都是人的天性，能否得到那是由命运决定的，因此君子是不把人的这一生理自然之性叫做“性”的。实际上，孟子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君子不将人的生理物理之性称为“人性”的。

那么，君子所性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君子是把什么样的东西称为“人性”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孟子是通过人与禽兽的比较后而给出了答案。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别不同就一点点。“几希”的意思就是微乎其微，一点点，很少很少。而这一点点的“几希”恰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据。孟子正是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几希”称为人性。孟子的意思非常清楚，所谓人性，当指只有人才具有的属性，而不是指人与禽兽所共有的那些属性。再简单地说，只有人独有之性才可被称为人性。而人所独有之性，孟子认为就是“良心”以及由此心而生出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而这种认知则又是由君子确证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此之谓也。

由此可见，孟子对于人性的确证是通过君子之口来实现的。“君子不谓性”“君子所性”这两句话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所以，我们在认知以及定性孟子所谓人性及其性善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站在君子的立场上来进行。换句话说，要进入孟子所谓“人性”的概念框架来认识人性及其性善论。具体说来，食色等生之性，君子不称谓性，即人之生者的那些属性君子不称其为人性。君子所称的人性乃是人根植于良心之中的以“仁”德为代表的诸种德性。于此，孟子才将君子所界定的人性定性为是善的。就此意义来说，孟子的人性本善论是有其根据的，是有其特殊所指的，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确地承认和坚信人性本善！当然，如何去对待这一人的本善之性则又区分为两种人。一是一般人，一是君子。一般人的做法是舍去良心，而君子的做法是保存良心。

（作者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徐小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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