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看汉代民间婚恋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汉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包括社会礼俗在内的一系列民间思想都面临着重组和更新。在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婚姻和恋爱观念，这是攸关整个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春秋时期的关雎之唱为后世营造出了一幅相对宽松的清新图景，汉代在此基础上也有所继承和发扬。西汉初期的婚恋思想依旧保持了比较自由的状态，男女之间倾慕之情可以自由表达。由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社会制度的构建，婚恋观念也从精神层面逐渐转移到了物质层面，礼乐媒聘也开始广泛出现。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包容度很强，所以私奔和再娶的情况也能够有容身之地。当汉元帝之后，儒家的文化不断渗透入基层百姓之中，婚恋形式逐渐变得更为规范。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汉代婚恋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汉代社会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战火洗礼后，显得相对残破和衰颓。为了改变当时的经济状态，从汉高祖开始就制定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政策，以黄老无为思想来管理百姓。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口的数量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宽松的社会之中也就有了大量人口的增殖。婚恋观念也就显得尤为开放和自由，没有礼教纲常的约束。春秋战国时期，男女之间可以主动表达思慕之情和爱恋之意，并不会受到过多的世俗影响。而汉代也是如此，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就是当中的代表。当时的卓文君也是孀寡再嫁，在遇到了司马相如之后并没有嫌弃他的贫困，毅然决定和她私奔。据《汉书》记载：

“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 与驰归成都。”

这说明在西汉前期，恋爱与婚姻并不会受到金钱所左右。当时的司马相如家徒四壁，身为千金小姐的卓文君当垆卖酒也没有弃他而去。卓文君很大程度上就是倾慕司马相如的才学，是一份较为纯洁真挚的情感。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中，私奔并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不容于世俗礼教。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虽然富有，但是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并不高，后来也就接受了这段婚姻的存在。这就是当时西汉基层百姓的婚恋日常，后来司马相如的文章闻名于京师，传播于四海。卓文君一家也得以光耀门楣，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属性。

这样相对宽松的婚恋观念，不仅仅只体现在基层，高层的太子和诸侯王也都允许再嫁之妇进入后宫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孝景帝的王皇后和孝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孝景帝的王皇后是婚配产女之后再进入太子后宫。据《汉书》记载: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儿，故燕王臧荼孙也，为仲妻，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为长陵田氏妇，生男虒、胜。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卜筮曰两女当贵，欲倚两女，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决，乃内太子宫”。

当时的太子刘启一直备受皇帝的信任与倚重，地位没有丝毫问题。他可以允许有过婚姻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姬妾，这说明儒家强调贞洁的婚姻观念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而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则是先后许配过两户人家，未及过门，夫婿便已经早夭，其中还包括了一位诸侯王。“（王政君）婉顺而得妇人道。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按照后来儒家严格的理论规定，许嫁未行的女子也算是人妇，民间称之为“望门寡”。东平王是汉代的一方诸侯，他的后宫之中也愿意接纳王政君这样已经许嫁的女子，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后代严格。后来王政君还得以进入宫廷成为太子的姬妾和皇后，这都说明女子的婚姻经历在当时并不重要。

而到了东汉时期，身份地位和利害得失就渐渐进入了婚恋观念之中，原本的纯真也变得不再简单。比较典型的就是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年青时倾慕新野大族殷家小姐阴丽华，曾经直言“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但是在河北时期，由于刘秀要笼络在当地的大族势力，所以迎娶了河北的诸侯真定王刘杨的亲戚郭氏。当时的刘秀已经在更始元年迎娶了阴丽华，这次又纳郭氏很明显就是一种政治交易。而在他称帝后，因为郭氏当时有子，阴丽华礼让三分，郭氏也就成为了皇后。但是这样婚恋关系的初衷并不单纯，会随着世易时移而改变。国家稳定之后，刘秀废郭氏立阴丽华为皇后，最终实现了当时的承诺。可见在东汉上层之中的婚恋观念已经开始出现了转变和发展，多了一些世俗的考量和利益的交换。

为何汉代的婚恋观念会出现转变？

首先，儒家势力逐渐深入，开始影响基层地方。汉朝初期实行的是黄老无为之学，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干预程度不强，国家很乐见婚恋观念的自然发展演变。汉代中期，外儒内法，法家的思想主要是负责处理刑狱案件，对于社会上的思想和礼俗涉及的并不深入。直到汉元帝时期，国家的中上层出现了大批儒家的信徒，连皇帝也拥有非常精深的儒学理论，倡导礼仪纲常。有了中央的大力推动，普通的百姓也开始接受了四维八德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俗和婚恋观念自然也受到了影响。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之前就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以婚姻关系来主动换取政治利益。这和之前的皇室婚姻大有不同，过去的权臣虽然可以独揽朝政，但是对于皇室婚姻方面还是有所节制。唯一出自功臣之家的孝宣帝霍皇后最终的结局也比较凄惨，可见在儒家文化广泛传播之后，权臣对于通过婚姻背后隐藏的尊卑纲常也开始觊觎。到了东汉时期，国家内部的儒学风气越发浓厚，据《后汉书》记载：

“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

这样的规范和文字很明显就是儒家的思想理论，要求国家上层在美貌之外也要注意德行和身份等级。同时在婚姻程序上也有了相关的礼仪规定，因而民间的婚恋观念也有转变。

其次，地方性特征的转变。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恋的故事发生在蜀中，卓文君本人也是蜀中富户之女。巴蜀之地由于信息闭塞，对于春秋时期遗留下来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思想保存得比较全面。而这种地方特征投射到婚恋领域就变成自由的恋爱观，从而为史书所记载。而到了东汉时期，原本的地方性特征经过了西汉两百余年的历史冲刷已经基本消失殆尽。汉光武帝是南阳地区出身，阴皇后是新野地区出身，郭皇后是河北地区出身。这些地方都是西汉时期着重发展的地区，各种文化思想的交互碰撞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婚恋关系也就在这些地方发生了转变和发展。

综上所述，汉代时期的婚恋观念出现了明确的转变和发展。西汉时期的社会主要还是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风气，卓文君不嫌弃司马相如的贫困，可以和他同甘共苦自由恋爱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使得一些地方上的婚恋观念也出现了转变。身份和背景地位成为了婚恋当中的考虑因素，同时也有了明确的婚恋礼仪，并且为后世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