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新家庭主义”者 ——谈《家族试验》重版及近期创作

“新家庭主义”者

——谈《家族试验》重版及近期创作

文|张怡微

“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

去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的意义空前绝后。文学上“推广白话”的广泛影响，促使“小说”这一“末技”，逐步取代散文和诗的地位，承担起了近百年来文学场域内主持和“世道”的职能。以至于现在回看，这场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先锋运动中至少有一项确凿的成果，就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发明了新的叙事语言，这种新的叙事语言又发明了新的情感结构和审美结构。经过中国当代作家的集体努力，以白话文书写故事、传递思想和情感的叙事方式日益走向成熟，也经由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白话小说早已超越了语言和文类改革的意义，再造了作为整体的现代情感、价值和正义的方法和审美标准。然而，就在这种新的文学语言日益稳定之际，被它所召唤和命名的“情感结构”却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向，提醒着我们“情感和智性”面向上的一切都不是一锤定音的，一切“更新自我”都能以断代的方式呈现出差异的力量。

在千头万绪中，最有代表性的变化思潮，就是当代文学中“家族叙事”这一题材的没落与转化。从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到《家》、《雷雨》、《四世同堂》、《白鹿原》等等，“家”的演变曾被小说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考察。有趣的是，在当代，能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家族小说已经不多了。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的表述，这种变化的来临是从“我们已不再相信自己会成为祖先”开始的，也就是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的产生。这种转向并不一定诞生于文学，却同样会在文学艺术的呈现中迸发出奇异的历史力量，因为就连它的消失都是引人注目的。

吴虞刊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文章《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揭示了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家和国、父和君、忠和孝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在通俗文艺中，“家”作为一种普遍共识的认知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创作者自然而然地从各个不同的面向阐释着“家”这一名词所能涵盖的意义，如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心里的家是“国家”，孙悟空心里的家是“家乡”，猪八戒心里的家是高老庄的“婚恋之家”。孙悟空说猪八戒是“恋家鬼”，恋的决不是唐三藏对李世民说的“宁恋故乡一捻土”。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家的主轴是父子而非夫妇，父子秩序与君臣秩序同构，这为艺术创作限定了抒情和想象的范围。即使是在五四以前，民间艺术中也早已窥探到了复杂的社会秩序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拙作《恩养与天良》就曾谈到过《清风亭》中的孝道问题，“清花雅争胜之后，花部戏《清风亭》压倒雅部戏《合钗记》，慈禧介入《清风亭》的改编亦颇有行为艺术的深意，因为孝道的背后是权力与意志的施为，在《清风亭》宫廷化的背后，显然存有复杂的暗示。”对照另一出名剧《白罗衫》，“儿子”徐继祖的内心冲突围绕在亲父、养父、君父三者之间忠孝合一与亲亲相隐的困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遭遇这一类拷问的“中国儿子”形象中，个体意志的呈现是危险的，但它并不是完全被遮蔽的。正因其危险与遮蔽，戏剧的张力得以凸显。

诚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新青年》杂志最早提出了关于“个体”与“家庭”之间的论争，这也是五四小说乐于表现的主题，尤其是关于从家庭中“出走”的形象，无论男女都代表了叛逆的宣言。孙向晨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功绩’则是对‘家’的激烈抨击，由于‘家族’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宗法体制，因此他们从各方面分析了‘家族’或‘家族’对‘个体’的束缚，对于‘个性’的压抑。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关于‘家’的伦理阐释在现代中国的缺失。可以说，这一百年，‘个体’始终没有得到确立，‘家庭’反倒是在不断地没落。” 对“家族”问题的思考与孕育“五四”新文学土壤的复杂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辈思想家从政治、伦理、情感和个人生活范式中发明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进步与折冲、必然与偶然、突变与沉思。可以说，百年以来关于作为本体意义的“家”的话题，批评与对话从未终止。无论是冲破它、悬置它、还是回归它，“家”依然是中国读者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

夏雪飞在《明清、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一书中仔细地区分了词源上“家庭”与“家族”的区别，并且指出，家族小说的整体研究成果并不算多，“绝大多数的论著重在单独研究古代或现代的家族小说……仅有的一篇博士论文《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一文也主要偏向于古代部分”，这可能与我们的学科设置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五四的复杂性及其影响的转向有关。问题在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已走过七十年，文学上经由作为媒介的“家”到底还看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呢？“未来小说”（假如有的话），基于当代并不成熟的“个体”意识与权力日益旁落的“家庭”的对峙，又可能在这一母题上开凿出什么新的可能性来呢？如果我们纳入人类学研究中，基于西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而纠正极端个体主义、描述社会成员向家庭回归的“新家庭主义（new-familism）”的视野，重新评估当代家族写作的变化，又会得出什么样的考察结果呢？这是本文想要尝试讨论的主题。

“什么是家人？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我曾在《家族试验》中写过一句话，“家族生活里永远没有沉思”，尽管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人生磨难多来自于家庭，多来自于与家人建立的关系。黄仁宇曾将“血缘关系”、“性关系”、“经济关系”定义为人类三大基本关系，这三大关系，是家族小说延展的基础。简而言之，五四以降的家族小说的先进性，是以冲破家族关系、冲破血缘束缚作为志向的。一百年过去了，经由城市化、消费主义、经由两性关系、婚姻制度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文学上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旧的关系正逐步瓦解，新的关系又在他处建立（如科技世界、虚拟世界），经济关系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型塑我们重新看待家族生活的情感结构。这种变化并非中国文学特有的关切。世界范围内的当代作家同样热衷于反思血缘的现代意义，企图开拓血缘与心灵问题的疆界。如日本作家角田光代。

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本资深编辑根本昌夫所作的《小说教室》中，收录了角田光代与根本昌夫的对谈。对谈中提到角田光代的一则自述，“我在处女作《幸福的游戏》里描写了基于个人选择而成立的模拟家庭，十二年后的《空中庭院》则描写了另一个毫无选择余地因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我总觉得这两个作品其实是同样的小说。也就是说，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思考同一件事……《我是纱有美》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相同的事。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写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十二年后觉得腻了，开始描写有血缘的家庭，描写了血缘后，这次出版《我是纱有美》，写的也是思考不同形式的家庭。什么是家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小说《我是纱有美》写作的是一群人工授精后代的回忆，可看做血缘家庭模式的瓦解在文学上的初步探索。当家庭意义上的“爸爸”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爸爸（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养父），有一些爸爸终究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没有生育能力），最终逃跑了。还有一些恩爱夫妻，十分想要孩子。千辛万苦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反而不好了，家庭又瓦解了。经由人工授精而来血缘关系却无法瓦解，在此复杂的情境中，母亲的角色是被凸显的。小说中有一句话非常动人，角田光代写道，“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太轻看幸福了。”一针见血指出了科技与伦理之间的鸿沟。而“经过精心设计的出生，是否就意味着一帆风顺的人生？”这将严酷地拷问都市年轻夫妇在人工干预生育及子女问题上的远见。实际上，除了人工授精，代孕、人造子宫的问题，也将自然地出现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中，这些新的问题，一样会将“家庭”的建构带入到“试验”的情境中。那么这样的时候，作家应该看见什么呢？又应该照亮什么呢？

更前沿的创作，作家则会以“基因检测”的道具来取代“血缘”，以期重新认识现代家庭生活的构成及其科学意义。如艾玛·克莱恩（Emma Cline）于2019年1月发表的新小说《该拿将军怎么办》（What Can You Do with a General）。小说写作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关于“团圆”的母题。圣诞节前夕，漂流在外的儿女们陆续回家，原本冷清的两个老人开始准备这一年一度“欢乐”的相聚时刻。仔细品读之后，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甜美，过往的岁月里藏有大量的心灵创伤。如果这个故事仅仅停留于展现退伍将军约翰对于子女成长的失落、对于自己的记忆不被珍惜的创伤，那可能就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故事，老父亲再也无法以将军之姿领导家族，他很失落，他和他们都不亲。不过，作者显然还贡献出了别致的巧思——约翰送给子女们的圣诞礼物是一套基因检测套装。这令故事突然有了一些尤金·奥尼尔式的暗示和张力，即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家人。约翰出于嘲讽般的怀疑，送给孩子们“基因检测”作为礼物，可能是因为约翰已经不再相信家族内现时的痛苦可以被克服了，他只是想搞明白这种无可调和的分歧背后的秩序。

长期以来，对于血缘问题，我都走在其他作家探索过的老路之上。身为女性，我更为敏感地觉知到生活的缝隙，是既容得下血缘之外的人员，也会奋力驱逐血缘之内的人员。有软弱的寄生，亦有逃离。所谓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也不过是《该拿将军怎么办》的镜像：他们虽然以血缘的方式团圆，却彻底怀疑血缘凝聚的合法性。“什么是家人”，以血缘作为唯一凝聚力量的外部形式是否可靠，是女性作家本能的怀疑，尽管她们的亲子确定性远高于男性，这在当代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家族生活里，以支开男性的形式，重新建构观看人与世界的秩序，也是女性写作的常见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有没有男性介入，女性能否在文学世界、心灵世界中完成自己、完善自己。因为不管是什么性别的人，终究会遇到生活的磨难，遇到离散，终究需要建立扛起生命悲剧的能量。小说的使命，是开辟这一能量空间，照亮这一空间里崇高的部分。与此同时，继百年以前胡彬夏、胡适等将美国妇女作为“新女性”诞生的典范介绍给国人之后，“新男性”的形象，也会逐步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诞生。我们身体力行，期待能够发明新的欲望、新的道德、新的情感结构和家庭秩序。

结语

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家族试验》，与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短篇小说《樱桃青衣》，构成了我写作十五年的前期成果。我以“家族试验”命名它们，如命名自己走过的女性十年、上海十年及工人后代的十年，一切都是迷雾中的追寻，唯有愤怒、痛苦和不安是真切的。《家族试验》是我观看世界、观看生活的起点，“家”是我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我在自己的小家中不断厘清着“个人”，像砍去原初雕塑上多余的部分，这可能是受到了五四以来文学变局的影响，也可能是来自于无意识受到的社会规训。城市人正借以科技时代的便利，和消费文化的驯化，在家庭内部探寻伦理秩序和自然情感的磨合。

文学意义上的“新家庭主义者”，一方面是我们不再相信自己会成为祖先，另一方面是多元形态的家庭生活，正不由任何人意志转移地诞生着、发展着。《家族试验》写作的情感动机，来自于我对于家族生活的种种“不满足”，对爱不满足，对知识不满足。通过对城市家族故事创作的练习，传达了我对于原有家庭文化传统的怀疑。借由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眼镜，我们的当代文学家族叙事写作，可能正处在时代精神的迂回中。带有女性色彩的日常生活凝视，则可能开辟另一番文学天地。这当然是一条长路，崎岖复杂。我们走走看，在世代中存在，也许值得上更深邃的沉思。

以上，也是我近年来一些浅薄的反思。

张怡微，作家，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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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莳麦

*原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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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民盛宴》原载于《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春夏卷，张怡微凭此部作品入围2016年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此作是她“家族试验”系列的扛鼎之作，也是其中唯一一部长篇。

小说中的少女袁佳乔既有继父，也有继母，孩童无从选择的破碎再重组家庭，不得不去也永难应对的无数次“细民盛宴”，逼人成长不可深究的种种桩桩，日常生活中的诸般计较、客套、虚与委蛇……纵使如此艰难，最终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仍无限哀矜承让，温情似有实无不绝如缕，钩织成一切烦难世相的杂糅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