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植物园东北角的银杏松柏区，有一片面积1.8公顷的墓园。
这片墓园的设计者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他的双亲梁启超和李蕙仙长眠于此。主墓的墓碑上没有任何碑文，这是梁启超生前遗愿。
在主墓东边靠后的地方，还有一块明显是后设的卧碑，碑旁种有一棵白皮松，对应碑上的题名——母亲树。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梁启超生前从没给过王桂荃“夫人”的名号，但梁氏后人坚持要为她正名。
俗话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梁启超背后有两个伟大的女人。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你以为成就这段家族传奇的是梁启超和他的原配夫人吗？
没有王桂荃，传奇不存在。
一个最简单粗暴的理由，这“九子皆才俊”中的“九子”，李蕙仙生了三个，王桂荃生了六个。
李蕙仙的三个孩子：
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学部委员。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协会副理事长，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王桂荃的六个孩子：
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三子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上校，25岁在淞沪抗战前线感染腹膜炎病逝。
四子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
五子梁思礼，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女梁思懿，燕京大学毕业，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燕京三杰”之一。
四女梁思宁，早期就读于南开大学，新四军早期革命军人，早期是陈毅元帅部下。
王桂荃与儿子梁思礼、外孙女吴荔明在天津饮冰室
晚年的王桂荃曾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参照上面的简历来读这句话，我们只能感叹当妈的夸孩子还能到这等境界！
当然，梁启超的九个孩子中，名气最大的自然是长子梁思成，只不过林徽因真正嫁给梁思成那会儿，李蕙仙已经过世了（因为生前没同意这桩婚事）。所以尽管在李蕙仙的词条里，赫然有“儿媳林徽因”的提示，但林徽因真正处过的婆婆，是王桂荃。
梁思成一家与王桂荃合影
王桂荃生于四川广元，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家里只叫她“来喜”。
可惜“来喜”这个名字并没有给她带来吉祥：王桂荃刚出生就没了母亲，父亲续娶之后又被继母虐待。4岁那年，父亲去世，王桂荃被继母卖掉换钱，在随后的6年间被人贩子转手了4次。
最后这一次，王桂荃被卖到了李家。李家小姐李蕙仙是维新派大臣李端棻的堂妹，父亲是顺天府尹李朝仪（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大家闺秀李蕙仙在当时也是有名的才女。
李蕙仙23岁那年嫁给了19岁的梁启超，带着“来喜”做了陪嫁丫鬟。那时候“来喜”十来岁，做事勤快说话得体，很得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喜爱。梁启超觉得“来喜”这个名字太俗气，便给她改名叫王桂荃。
李蕙仙和梁启超成婚两年后，长女梁思顺出生。然而又过了整整8年，梁启超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梁思成，那年李蕙仙已经32岁，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高龄产妇。
出于为梁家多留后代的愿望，深明大义的李蕙仙准许王桂荃和丈夫圆房。
然而这件事对梁启超来说还是有些尴尬：作为当时的维新领袖，梁启超倡导“一夫一妻制”，所以在对外的公开场合，梁启超对王桂荃避而不谈，没有给过任何名分，即便是给孩子写信，也只称她作“王姑娘”。
可是孩子们从不掩饰对王桂荃的喜爱，他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把李蕙仙叫做“妈”，把王桂荃叫做“娘”。
1906年，梁思成、梁启超、梁思永、梁思顺（从左至右）
李蕙仙常年体弱多病，家中的大小事务（包括最核心的财务）实际都由王桂荃操持掌管，梁思成在回忆录里对这个“娘”的感叹是“很不容易”。
李蕙仙饱读诗书，但处理人情世故就不如王桂荃妥帖：比如佣人犯了错，李蕙仙惩罚的手段难免苛刻，王桂荃就总是从中周旋，实在劝不住了就悄悄告诉梁启超，请他出面说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携全家逃到日本，在此期间王桂荃竟然很快学会了日语，梁启超很多对外联络的工作又落到了王桂荃头上。
1908年，梁启超子女于日本横滨双涛园。思顺（后排最高者）、思永（思顺前）、思庄（中间椅子上最年幼者）、思成（右一）、思忠（右二）
后来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这家人又被迫从天津逃到上海，但住处周围遍布特务，在随时可能被暗杀的危险之下，王桂荃依然从容的主持家务。
梁启超对这个没有名分的“王姑娘”的依赖其实很明显：第二年，梁启超从上海到香港，王桂荃回了天津，梁启超几次给长女梁思顺写信，要“当即遣王姨来港”，理由是“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
依赖王桂荃的又何止是梁启超呢？
梁思庄是李蕙仙的第三个孩子，但相比起亲妈，思庄更喜欢粘着这个“娘”。思庄胆子小，据说小时候走路一定要牵着王桂荃的衣角，洗澡就一定要“娘”洗，否则宁可一身脏。
1910年，梁启超抱着三岁的思忠（右）和两岁的思庄
梁思庄当年患上白喉住院，因为嗓子疼，思庄大叫“快叫爹爹来吧”，为避免传染更多的人，王桂荃坚持自己一个人照顾家里患病的几个孩子，其中就有她自己的一个亲生女儿。
最后的结局是，10岁的梁思庄活下来了，王桂荃9岁的女儿却离开了人世。遭遇这样的人生重创，王桂荃也只是边洗衣服边落泪。
和“娘”似乎感情更深的还有梁思成。他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一件事：有一次因为考试成绩不如弟弟梁思永（这才是王桂荃的亲儿子），李蕙仙气急了要拿绑过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一把搂住梁思成，李蕙仙那几下鸡毛掸子就重重的落到了王桂荃身上。
1918年，梁思忠、梁思成、梁思庄、李蕙仙、梁思达、梁思永（从左至右）
事后王桂荃和梁思成说了一番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
这话梁思成记了一辈子。
1924年，梁启超、梁思庄、林徽因，摄于北京长城（从左至右）
1924年，梁思成的生母李蕙仙病逝，5年后，梁启超也撒手人寰。要按现在的标准，当时梁启超的9个孩子还有4个未成年：梁思达17岁，梁思懿15岁，梁思宁13岁，最小的梁思礼还不到5岁。
所以“九子皆才俊”的下半场，只有这个为“娘”的王桂荃一人独撑而已。
为了维持全家的基本开支，王桂荃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抗战爆发后，生活更加难以为继，王桂荃不得不将梁家的新楼也出租（仅留下了梁启超的书房保存书籍），自己和孩子搬到后院的小楼里。
1941年，家中最小的孩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并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学费食宿费学校都包了，但路费和生活费成了问题，最后王桂荃变卖家产，找朋友借贷，才勉强凑齐了400美元把儿子送出国。
1927年，梁思礼（前）、梁思懿（后右）、梁思宁（后左）
就在同一时间，梁思达去了云南，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梁思懿也和新婚丈夫登上了去美国的船。
偌大一个梁家，转眼间只剩王桂荃孤身一人。王桂荃在小楼里一住就是8年，那段日子的底色，旁人也只能读得出孤独而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梁思礼和姐姐梁思懿同船回国，王桂荃不知道他们的准确归期，每天都会去码头等船，就这么足足等了半个月。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
王桂荃随后卖掉了天津的房子，在北京买了一座小四合院，年纪最小的梁思礼和母亲住到了一块儿。王桂荃还和小楼那段日子一样，每天早起打扫院子，她吃穿向来很节省，但对来看望的儿孙们非常大方。
那大概是王桂荃一生中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妈妈，却没有等来一个善终。
1968年，82岁的王桂荃被扣上了“保皇派老婆”的帽子，被迫与女儿们四散分离。当时王桂荃已经患了肠癌，还要在寒风中清扫大街。
王桂荃最后是死在了一个牛棚里，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一句遗言留下，是周围几个好心的村民给王桂荃收尸，这才草草下葬。
1995年，在梁思达和梁思礼的主持下，梁氏后人在梁启超的墓旁种下了白皮松，也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棵母亲树。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撰写了碑文，我们摘抄几句：
“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子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都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牛老爸，可是王桂荃才是给这段传奇画上句号的那个人。
这么看，王桂荃当年叫“来喜”没有叫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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