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作者干宝的《晋纪总论》，道出五千年天下大势的要旨

小A读《晋书》系列文集《晋书笔记》之读《晋书帝纪第五》司马邺第六篇

文：小A斯蒂芬

原文【16】：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彼元海者，离石之将兵都尉；王弥者，青州之散吏也。盖皆弓马之士，驱走之人，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非吴蜀之敌也；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重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御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薮泽也。然后设礼文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辟消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

创制法典的初衷是为了治理天下，但制定的不好就会导致天下扰乱；所以如果在乱世继续施行这样的法典，谁还能够拯救天下呢？那个刘元海，本来是离石县统兵的都尉；王弥也只是青州的闲散官吏。都是些（没文化的）骑射士卒，被人驱使的人，并不是拥有吴先主和诸葛亮那样才能的人物；而且刚刚起兵的时候都是些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吴地蜀地人的敌手；他们拿着农具当武器，把衣裳扯开了当旗子，也不是征战天下的利器；他们以下犯上，也没有周围地区的势力强大。可是他们却能够扰乱天下驱赶百姓像羊群一样，攻占东西两京简单的如同捡拾草芥一般。王侯将相连在一起伸出脖子等待着被砍脑袋，后宫妃嫔被士兵抓住饱受屈辱，这难道不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天下，是帝王最大的基业，百姓，是最宝贵的财富。善与恶互相攻打的本质，是为了争夺利害，这是天下大势的常态。就好比积蓄的水在堤坝之中，点燃的火在草原上一般，从来就没有一刻的安宁。国家太大，就不能用一般的方法来治理；权势太重，就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竞争。

古代贤明的帝王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才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抵御住大灾难的发生。百姓们也都知道是帝王的德行使自己得以生存，才不会认为是在压榨他们，因此就因为感激而顺应统治，并高兴的归附，就像晨风吹拂在茂密的林子里，龙鱼向往沼泽湖泊一样。

然后就可以设立礼教文化来治理他们，决断刑狱赏罚来威慑他们，制定善恶的标准向他们昭示，审查祸福的源头进行警喻，明察秋毫的管理他们，尊重那些慈爱的表率以笼络人心。所以民众才知道了方向，（有了追求，）会为自身的存在而高兴，会为自身的死亡而伤心，高兴的接受国家的教化安于本分；有为的君子要勤奋的修习礼乐，没能力的百姓要尽心的劳作，知道廉耻就会一心一意的呆在家里（不会去胡作非为），邪恶的念头也会消失在胸怀之中。所以百姓们才会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会为了生存而伤害道义，这样一来他们又怎么会去做奋臂而起，聚众作乱那样违法乱纪的事情呢！

根基宽广就难以倾覆，根基深就难以拔动，管理好细节就不会发生乱子，让百姓产生凝聚力就不会叛变，这就是过去拥有天下的帝王们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所在。怎么可能没有犯错的君主呢，全都是依赖着道德和典刑才得以维持下去。

原文【17】：昔周之兴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显，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于公刘，遭夏人之乱，去邰之豳，身服厥劳。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从之如归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维新其命。由此观之，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内隆九族，外尊事黄耇，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师傅，服瀚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妇道。是以汉滨之女，守洁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以三圣之知，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

当年周朝之所以兴盛起来，是姜嫄（上古时期历史人物，帝喾元妃，周族始祖后稷之母）生下后稷之后，得到了上天的非常明显的昭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功业是从后稷开始的。到了公刘（周部落的祖先之一，据传说还是家猪饲养的始祖）的时代，遭遇了夏朝末年的战乱，于是就从邰地迁移到豳地，开始亲自种地劳作。到了太王（公亶父，姬姓，名亶（dǎn），又称周太王 ，是上古周氏族的领袖，周文王的祖父，周王朝的奠基人）的时代，由于被戎族和翟族的威逼，却又不忍心伤害百姓，于是杖策出走而离开了豳地。当时跟随他的人就像去赶集一样，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座城邑，两年的时间就成为了都城的规模，三年后已经比原来扩大了五倍。到了王季（季历，姬姓，名历，季是排行，所以称季历，他是周太王的末子，周文王的父亲）的时候，能听见有德行者人的声音；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开始了变法让周朝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以此看来，周家世代积蓄忠厚德行，他们的仁德惠及到一草一木，所以才会从内部兴隆出九个部族，对外又能尊敬老者，才有了他们的福禄绵长。而且他们的后宫妃嫔也都能够遵行四德，尊敬师傅，穿着洗过多少遍的衣裳，从事着繁琐的家务事，以此教化天下百姓什么是妇道。所以周朝的女人都像是汉滨之女（即汉水女神，见《诗经·汉广》《洛神赋》）那样，守护着自己的贞洁，他们的士人，都有纯正坚定的品德，始终安于勤勉为国分忧的本分，拒绝安逸与享乐。就算是凭借着三位圣人的智慧，去讨伐残暴的商纣王，也要名正言顺，坚守着背叛国家就要攻击他，顺从统治就要保护他的底线。

等到周公遭遇变故的时候，曾经陈说过后稷等周朝先公们教化百姓的历史，道出了先王们创业的艰难，可内容其实都是关于农夫女工衣食相关的事。所以从后稷开始建立基业安抚百姓开始，经历十五代才有了周文王开始平定天下，十六代的周武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到十八代的周康王才算是彻底安定了天下。所以建立基业就像培植树木一样，要去经营教化礼乐民俗，调解人情世故，抚恤百姓不敢言说的事情，就是要如此的细致才能够持久。

原文【18】：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耍，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

现在再来看晋朝的兴起，功业比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要显赫，事情却只用了三代人的努力就成功了。晋宣帝司马懿和晋景帝司马师遭遇大难的时候，为了省事就直接诛杀了造孽反叛的人，还来不及向周朝的公刘和太王那样去推行仁政。他们接受遗命辅佐朝政，许多次都遇上废帝另立的事情，所以齐王（即曹芳）不明白政事，在亳地没有任何的作为；高贵乡公（曹髦）年幼无知，也没有还政给他。这两位晋朝的祖先逼迫曹魏禅让帝位的时候，根本无暇等待天下八百诸侯们前来推举。这是（晋朝）创立的基业，从根本上与历代先王不同的地方。再加上朝廷中一直都缺少拥有纯正德行的人，乡中百姓也缺乏忠心且德高望重的老人，风俗放荡淫乱，邪恶不正，人们没有了羞耻感和高尚的情操，学者们推崇老庄的道家学说却废掉了儒学的《六经》，清谈阔论的人以虚无飘渺的理论进行辩论而轻贱名誉与礼法，立身处世的人都喜欢浑浊的行为却很少讲求信义，谋求官位的人以苟且的方法得到富贵却看不起正直的人，当官的人以不问政务为高明的举动却嘲笑亲政恪守节操的人。所以刘颂多次上言谈论治国之道，傅咸多次纠正朝廷中的不足之处，却都被称为俗吏；最后导致可以依仗的人没有了，随声附和，没有主见的人却名声重于海内。要是像周文王那样太阳下山了都还来不及吃饭，像仲山甫那样白天夜晚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就算是被别人嗤笑挖苦也当做是灰尘一般。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分辨名誉的好坏才是分辨善恶的实际，性情产生了邪恶的念头就会奔波在贪求财货的路上。选拔官员的人为了人情贿赂而选官，官员们又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做出抉择，就会让官居要职的掌权者，身上兼任着十多种官职。权力大的极其尊贵，权力小的就像开玩笑一样，而世家大族的权贵子弟，越级提拔，不按照任何的次序。

原文【19】：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提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未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驰之所由也。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悠悠的风尘里，奔走的全都是追逐名利的人，朝中的文武百官，也没有让贤的举动。刘子真（刘寔，字子真，平原郡高唐县人 ，三国至西晋、时期重臣、学者，汉章帝刘炟第五子济北惠王刘寿之后）著作《崇让论》却没有人因此清醒，刘子雅（刘颂，字子雅。广陵郡人， 西晋时期律法学家、官员，西汉广陵厉王刘胥之后）因为要制定九班的制度而不得重用。那时候的妇女，梳洗打扮纺织裁衣都是依靠奴婢仆从，全不知道女工纺织的手艺和烹调饮食的事情。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就结婚了，只凭着性情而行动，所以也不知道淫荡放纵是可耻的行为，不克制妒忌的恶行，父亲和兄长也不责备他们的恶行，天下人也不过问他们的是非，更别说要他们学习古代的妇女四德，让他们在今天修习贞洁的品行，好辅佐君子了！

礼法刑政制度就这样被大大的损坏，就像河水积累踏跺最终导致了决堤，就像火苗燃烧太久而烧着了薪柴。

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未必会先颠覆根基，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阮籍的行为，就能察觉出礼乐教化崩溃的根由所在。考察庾纯和贾充之间忿争的案子，就可以看见晋朝的大臣们有多少的弊端；考证平定吴国的功劳，就可以看到晋朝将帅之间争抢功劳不肯相让的事实；思考一下当年郭钦的谋略，就能够知道戎狄一定会挑起战乱；看一看傅玄、刘毅说过的话，就能够知道百官们谁是奸邪之辈；核查一下傅咸上奏的事情和《钱神论》中的内容，就能够看清楚宠臣之间贿赂的形容。

人民的风俗和国家的形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就算是让德行才能中庸的人去治理，辛有见了一定会先祭祀一番（“辛有浩叹”典故见于《左传．僖公二二年》），季札（季札，公元前576年到公元前484年在世，姬姓，名札，姑苏人。春秋时期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据说他能从音乐的声音中听出国家兴亡的未来）必定会从音乐的声音中听出不详的结果；范燮（又叫士燮，或称范文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必定会先请求一死，贾谊（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必定会因此痛哭，更何况是我们晋惠帝司马衷这样的，只懂得恣意放荡毫无德行的人，来君临天下的呢！

而后，晋怀帝司马炽承继混乱的君位，被强大的臣子所羁绊，晋愍帝又徒劳无功的奔波在他的后面，都是徒有虚名而已，天下大势既然已经逝去了，不是盖世无双的雄才，根本取得不了天下！不过晋朝祖先的光芒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上天的命运又重新集中在中宗皇帝司马睿（东晋）的身上。

原文【20】：赞曰：怀佩玉玺，愍居黄屋。鳌坠三山，鲸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圜颅尽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阳。主忧臣哭，于何不臧！

赞诗说道：怀帝佩戴着玉玺，晋愍帝居住在黄屋之中。大鳌让三山坠落，鲸鱼吞掉了天下，蛮夷都闯入了洛阳城的西门金商门，他们的穹庐帐篷都搭在了未央宫中。百姓都变成了蛮夷的奴仆，百姓都变成行尸走肉一般（方趾圆颅：方形脚、圆形头为人的特征，因以指人。鲁迅 《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人是同样的是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士大夫们披头散发，跟随着被俘的皇帝前往平阳。人主忧患做臣子的只能大哭，为何会如此的不幸呢！

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