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预防自杀日丨疫情下这个热线来电量翻倍！一通电话救一条命

“我太累了。”4个月前，疫情期间没有收入的阿峰拨通了广州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因经济窘迫感到陷入绝境的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所幸，他的生命最终被这个电话挽救。

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来电量翻了一倍多，数量最多的一天接听了200多个电话。

“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不起眼’的心理问题需要被重视，每一个求助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心理专家呼吁，受疫情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重点关注，希望在公共卫生“补短板”中加大对心理援助领域的支持和投入。

一通电话，救一条命

“我在网上搜到这个电话号码，好奇打过来问问。”听到这句话，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心中“警铃大作”。

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官网

目前，在我国多个搜索平台，搜索“自杀”等关键词会首先出现心理援助热线的电话。这样一句“开场白”的背后，可能是来电者绝望中的最后一次尝试。

接线员在随后的对话中获悉，来电者阿峰今年25岁，是一名公司职员。大学期间曾借了校园贷，一直努力打工偿还。但是疫情期间，公司停工两个月，没有积蓄的他面对网贷公司的催款深感压力。复工后，他打两份工还贷，却因过度疲劳错失一名重要客户，面临公司的辞退。

“我不想继续了。”听到阿峰沮丧地说出这句话，接线员立即追问他是否有自杀念头。阿峰这才承认，自己正在室内烧炭，打过来只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找个人聊聊。

“你是否愿意把炭火浇灭了再继续聊？”被阿峰拒绝后，接线员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报警定位。心理援助沟通的重点，在于共情和精神支持，慢慢地，阿峰有了一丝松动，打开了窗户的一点缝隙。很快，警察也找到了阿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社区精神科心理热线部门主任魏华林介绍，对于高危来电，心理热线要进行多次回访。接下来一个月内，接线员对阿峰进行了4次回访，阿峰的情况在慢慢变好——他取得老板的谅解，解除失业危机，也向家人坦白了债务，获得经济支持。

“自杀的想法不是不能改变的。” 魏华林说，其实大部分人的自杀念头，都是在遭遇一个短暂性危机的时候出现。如果他能度过危机，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出现自杀的念头，“这是真正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的时候。”

关注疫情影响下的心理健康“次生灾害”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来电量翻了一倍多。来电求助内容方面，疫情期间的家庭矛盾、失业问题、学生学业压力等都出现了明显增加。

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问题

据统计，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组共接听心理热线超3.2万例，比去年同期2.2万例上升了45.5%，其中自杀相关高危来电3493例，占来电总数的10.9%，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4%。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周亮教授介绍，根据SARS期间的经验，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导致特定人群的自杀死亡率增加，“因此我们比较关心和新冠肺炎相关的一些群体，如痊愈后的患者，和因为疫情失去亲人或失去工作的人。”

像阿峰这样的来电，疫情期间并不少。“这种突发事件中叠加的经济困难，容易产生绝望和无助的情绪。心理援助热线的存在，就是希望能够引导他们发泄出来这些极端情绪，然后再去帮助他寻找更加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周亮说，“主要是激发他自己内在的力量”。

除了成年人，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也是重点关注对象。

周亮解释，受疫情影响，青少年只能在家上网课，与平时上课不同的学习方式，让一些学生产生了学习压力。疫情前期无法按时开学，也使得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来自于同学友情的部分难以发挥作用。如果再加上天天在家，家长对孩子在学习方面存在持续高压，可能会对青少年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开学后，一时无法适应学习节奏的学生也需要重点关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近期，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与疫情相关来电量也在减少，但其中抑郁和焦虑的占比仍然较高。

抑郁和自杀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国实施自杀行为的人当中40%左右有强烈的抑郁情绪，” 周亮感到遗憾，“年龄偏大的人群不理解、不相信抑郁是一种病。”在中国，每50个人中就有1个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但真正寻求过专业帮助的人不到5%。

为什么抑郁症就诊率这么低？周亮说，首先是因为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不够，认为只是“心情不好”，而不是作为一种疾病看待。其次，很多人有“病耻感”，认为抑郁症是“精神病”，羞于承认。此外，患者的经济原因和目前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等，都是影响抑郁症就诊率的重要因素。

“抑郁症是一种病，得病的时候需要休息、需要治疗，病好了就可以回去上班。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抑郁症有关征兆时，应及时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通过正规的专科治疗，绝大部分人都会得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周亮说。

新冠肺炎防治不忘治“心”

疫情初期，对病毒的未知催生了焦虑和恐慌，新冠肺炎患者、一线医护，甚至社会大众，都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担忧。

“新冠肺炎患者最普遍的精神心理问题是焦虑情绪。” 广东援鄂心理救援队队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何红波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在接受会诊的患者中，因为焦虑问题进行会诊的患者占61.9%，抑郁的患者占26%。

面对生死，一线医护人员也存在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了国家心理医疗队,先后派出了上百名精神心理科医生支援武汉,分赴各个定点医院,针对疫情中各类人群的心理问题提供帮助。在广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也派出了5名医生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病房，对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心理疏导。

护卫心理健康的“阵地”不只在医院。在隔离酒店，广州市心理救援队对集中医学观察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对中高风险人员及时进行干预。截至8月30日24时，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共报送中高风险人员1370名，区级心理救援分队已分别采取现场干预、电话干预、网络干预、药物指导等健康管理措施。对广州市所有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也都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的随访。

对于普通大众，心理援助热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突然增加的来电量，也暴露了有资质的接线员人手不足的“短板”。

魏华林介绍，目前仅有11名专职人员轮班接听热线电话，来电接通率只有30%左右。特别是在夜间，求助电话比白天相对更多，但能够值夜班的人手非常短缺。每个危机电话的干预时间在90分钟左右，每个高危来电都会回访4次，这意味着咨询师们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今年2月到3月，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招募了十余名志愿者，帮助应对因疫情而猛增的热线来电。但对于高危来电，还是需要经过长期系统培训的专职人员才能处理。

魏华林希望，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够更加重视心理援助的作用，加大对心理援助的投入力度。“如果成功帮助他们度过危机，高危来电人群的后续情况很可能有改善。但一旦没有接通，便可能有高危个案放弃生命，那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