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的回忆：我的开学在1978年春天

葛兆光

（教授）

火车轰轰隆隆地开了两天两夜，把我从苗疆运到京城。那一年不知道是否举办过开学典礼，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飞沙扬尘的五四操场和文革时代残余下来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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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开学，不是在通常的9月，却是在3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第一次发榜，第一次上学，一切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的事，可以不按牌理出牌。

收到入学通知书时，刚刚过元宵节，贵州冬天的尾巴很冷，春天的暖意却还没到。说是过节，但那个时候既没有过节的心情也没有过节的气象，正月十五又不观灯，也没有元宵吃，何况是远在苗疆的小县城，傍晚只有几处昏黄的灯光闪烁，街上显得冷冷清清。在单位里看到印了北京大学红色字样的信封，知道有好消息，便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开来看，现在记得的只是，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然失态狂笑，但我在这笑声中体会到的，是她心里积压多年的辛酸。

没有办法不辛酸，母亲是多年的中学教师，在天津教过有名的十六中，在北京五十五中带过吴运铎班，当过全国群英会代表，荣幸地和毛主席合过影，随父亲下放到贵州的县城里，在一个很差的中学任教，还是兢兢业业，可是自己的儿子，却因为父母的缘故，十年里，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差一点儿被发配到偏远山里小煤窑里守小卖部，怎么能不辛酸？

可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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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很简单。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有的大学生，开学报到的时候，陪同人员浩浩荡荡，随身的行李车水马龙，那劲头儿，只欠了差遣仆人，举个“回避”、“肃静”牌喝道。那时的我们，最多衣服两套，加上茶缸一只碗一个，揣上一叠子粮票和被父母捏得发热的几张钱，就上了路。不过，我带了一些想象中将来四年中有用的书，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也带上了我平时抄书留下的几个大笔记本。带上那些书，是因为录取我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古典文献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只是知道要读古书，所以，这些文革焚书余烬里残留的书也许用得上。至于带上那几个大本子，是因为舍不得好些年的心血和记忆，在这些本子里，我抄过很多当年出版的内部书，现在还记得的有三类：一是各国历史，像《圣马力诺史》、《匈牙利史》之类的书有好几十本；二是苏联解冻后的小说，像《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之类，这是当年最爱看的东西；三是翻译的各种政治性读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类拔萃之辈》。在这之外，笔记本里还抄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当然，也抄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甚至还有当年上海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中关于“宇宙红移现象”、“板块漂移说”的文章。

这些东西统统装在从知青时代就做的一口大樟木箱里，贴上录取通知书里附带的“北京大学新生行李托运单”，从凯里火车站运往北京。这些东西后来伴随我很多年，至今有些破烂的老书和笔记本还在我的书柜下，只是那口大樟木箱，在多年辗转的搬家中，终于不知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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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轰轰隆隆地开了两天两夜，把我从苗疆运到京城，一路颠簸辛苦，都不必说了，现在还记得的是当时坐车太多的昏昏沉沉，记不得的是校车怎么就七转八绕到了北京大学，住进了三十二楼，据说，大凡车经天安门，例行有一阵欢呼和骚动，可我事后回忆，却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那一年不知道是否举办过开学典礼，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飞沙扬尘的五四操场和文革时代残余下来的政治气氛。有斗争聂元梓大会的情景，在东操场第一次看到这个曾经因为第一张大字报而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当时上台的人批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并不很英武威严，竟然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也有修缮五四操场时看到梁效们的记忆，当时看到的人中，有很多后来成了我们老师的大牌教授，只是那时的他们，穿了厚厚的棉衣棉裤，动作艰难得沉重，而且面容沮丧得窝囊。北京春天的风沙很大，在漫天黄沙石乱走之中，总觉得他们在瑟瑟发抖。

进学校的时候，住宿和吃饭就已安排好。宿舍很拥挤，六个人一个屋，分上下铺，本来应当是八个人一个屋的，因为对面是厕所和水房，便稍稍宽松些。去得晚了，只能在上铺，不得不忍受下铺同学喷云吐雾时的烟熏火燎。食堂却让人惊喜，从贵州山旮角来，陡然发现，这里竟然有肉吃，不免喜出望外，尽管陈年的玉米面粥味道不佳，所谓“苏造肉”也掺了太多的淀粉（请教了很多同学，至今我仍然不知道“苏造肉”这个名称从何而来）。

有住有吃，便要读书了，当修缮五四操场的劳役结束，我们便开始正式上课，这时，大概已经是3月中旬了，只是3月的北京，风仍然很大，树上也还是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绿意。

本文来源：《看澜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