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启奏，无本退朝"，看汉代大臣如何上书启奏

汉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秦代末年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刘邦在天下诸侯的拥戴之下而最终走上了帝位。从他即位之初就非常重视政坛信息和民情舆论的上传下达，由于他出身于民间，对于基层事务的进程也一直非常关心。因而汉代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信息沟通系统。群众的社情民意和官员的建言献策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传递到中央。百官可以通过奏折向皇帝和中央直接汇报，普通百姓也可以向官府陈情甚至直接上书皇帝。汉朝中央也通过召开各种会议，来共同磋商决定一些重大问题。这就形成了汉代四百年中相对良好的上下层互动沟通的管道。依靠着庞大的邮驿系统，民间的上书和皇帝的诏令可以很快地上传下达，这对于国家政令的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汉代的奏议与朝会

汉代是以武立国的传统王朝，在执政初期一直是以武将集团作为自己的政权核心。曹参、周勃、樊哙、灌婴等人都是因为军功而位列三公的代表人物，萧何、陈平等人在当时的政治体系当中属于少数派。这些武将执掌庙堂核心之后，由于早期的文化素养不足，经常在朝廷上有失体统。据《汉书》：“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之后刘邦就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之后才有了秩序井然的官场，早期的朝会模型也因此而出现。按照礼仪的规定要求：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

这就是汉代上朝时的具体礼仪，完全突显了皇帝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增加了皇权的神圣性。连刘邦自己都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也是后来百官在朝廷中公开进行会议时的景象，并且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朝会上的大臣中还会自动出现领班大臣，大多是丞相或者重臣。比如汉景帝时期，条侯周亚夫和魏其侯窦婴都是因为军功而被封侯，在朝堂上地位显赫。所以，“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他们虽然也是列侯，但实际地位却在列侯之上。而在朝会当中议论的事项也基本上是攸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政务，比如盐铁会议就是有关于武帝之后的时代如何处理国家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朝会。而其他的时间段中央就主要是由群臣的奏议和民间的上书来了解基层声音，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

汉代官员的奏议文本普遍比较长，在行文格式上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汉元帝之前国家内部的奏议主要还是平铺直叙，行文比较朴实。到了汉元帝之后，由于国家内部的儒学化程度有所加深，所以官僚系统中的大臣也开始使用儒家的经典词句和基本意涵，文章显得古朴典雅。据《汉书》记载的匡衡上奏给汉元帝的奏疏中提到：“《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这就是很典型的儒家经典意象，也包含了儒家的政策主张。此外，还有地方上的官民百姓直接上书的情况。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戾太子之乱后，有地方上的百姓上书为戾太子鸣不平。据资料记载：

“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这封书信也使得汉武帝大为感动，但可惜的是当时太子一家已然遇害，后悔也来不及了。从中可知汉代的文书奏议对于政坛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既是上下沟通的管道也是政治事件走向的推动力。

为何汉代会重视奏议和朝会的作用

首先，奏议和朝会可以反映政坛中的人心走向，可以了解大家的意见和态度。同样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风向标，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奏议之中不仅有事实，往往还会有上奏人和附属人的官职爵位，这也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出国家当时的政治力量角逐。比较著名的就是昌邑王刘贺时期，以丞相杨敞、大将军霍光为首上书皇太后请求废黜皇帝的奏议。当中罗列了数十位朝中官员，俨然是一副皇帝失德、天怒人怨、舆情汹汹的气势。据《汉书》记载：

“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这样的情况下，昌邑王被废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人心所向。如此大规模的官员反对皇帝继续执政，即使中央强渡关山进行驳回，国家的行政机器也基本上已经瘫痪。所以，奏议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其次，文书行政是汉朝的重要行政手段，朝会虽然可以更直观地表达意见，但是组织起来并不容易。所以文书是最好的上传下达工具，当时的国家有发达的邮驿系统，文书可以很快进行传递。中央的各项法律与诏令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传递到帝国的各个末梢神经之中，民间的上书也会有专门的渠道进入国家中央的尚书台进行归纳。如此一来，民间的声音也可以很快进入到国家中枢之中。有了这样的硬件保证，奏议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也就有了不断的加深。所以汉朝也就成为了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形成了良好的上下沟通模式。

综上所述，汉代有着发达的邮驿系统，文书行政十分便捷。因此奏议和朝会就成为了国家内部建言献策和上下沟通的主要方式。而且奏议和朝会可以很容易地显示出政坛导向和政治秩序，这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有很好的引领作用，对于汉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