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成渝城脉说之二：水口——天府之国繁盛的秘密

水口：天府之国繁盛的秘密

文 / 丁小巳

“编者按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文子说：水之道也，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万物不得不生，万事不得不成。

水几乎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符号，水和道家文化也是巴蜀地区随时随地可以触及的元素，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经济与政治、气质与文化的根基。从更加当代视角看，水和利，息息相关，从茫茫大荒的古巴蜀以来，从秦并吞西南以来，这种由水利得到的滋养逐渐贯穿于巴蜀文化命脉当中。水能兴利，也能害人，同样过去数千年，黄淮给当地文化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其中奥秘是什么？借用传统的说法，是天地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核心的奥秘则是这个星球上罕见的水口及由其构成的巨大风水场。如果说城脉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本质，那么水口则是城脉的驱动力和天府之国繁荣的秘密。”

川渝地区水系卫星地图示意图

水口是巴蜀文明的发动机

在上古中国的天下理念中，江河淮济是大地上的主动脉，江为四渎之首，而迄至晚清，岷江仍被认为是长江干流，巴蜀则是高屋建瓴的上游地区。四川盆地周边、尤其是西缘的巨大高山深谷，盆地内的高丘浅豁，造就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水文面貌：众多微细的水流从高山汇入各级水流，最终由重庆地区的夔门汹涌而下，为扬子江中下游之壮阔输送源源不断的水流。夔门就是巴蜀地区的总水口。

成都水系示意图

拜水都江堰

都江堰水系卫星地图

水口在传统风水理论上有两个系统：

系统一：是指水流的入口和出口。比较理想的水口是天门开，地户闭。天门即进水口，地户即出水口，前者以都江堰最为典型，后者则是夔门，水流湍急，两岸峡壁犹如万仞高墙，自古有金城之固。正如老子的格言说揭示的，水也被后来的堪舆家所看重，关系到源源不断的财富，“水主财”至今仍是人们的日常观念。在风水的微观领域，如居家风水，人们经常通过在恰当位置增加或调整水元素，来增进财富气场。在宏观领域，一个地方的水能留得住，又行得好，自然会为该地区的财富提供最根本的气场。历史似乎证明了以都江堰与夔门为代表的水口，为川渝地区的富实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其实，这就是优秀的风水在大范围内的效应。

系统二：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河流交叉形成的水口。由于水流大部分处于非“进水-出水状态”，因而堪舆家必须更多解决水流运行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水既然主财，那么众水汇流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但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水口多也容易散财，堪舆家的任务就是细致地观察到两者的差别，进而为客户提供最佳的风水位置。

两江环绕的重庆 付杰 摄

重庆水系卫星地图示意图

风水理论的江西派尤其重视水流，对这种交汇水系，他们认为指导法则是“山环水抱”、 “负阴抱阳”、“山环水抱必有气”，“观水”、“背山、向阳、面水、案山好”等。这当然是理想化的模型，单就水流而言，山南水北谓之阳，“水抱”、“面水”就是指交汇水系。理想的风水模型中，山的元素在川渝地区也与水流良性相关，所谓“寻龙点穴”，下文将会涉及。

将这两个系统置入巴蜀历史和川渝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运作，不难发现水口是该地区保守、增进财富的制约因素，是相对保持数年前繁荣的发动机，有三大效应。

一：有机疏散的动脉效应

传统风水理论以一种东方式的话语系统回应了人类对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一般的科普描述。系统一的上下水口，在宏观层面上其实是关于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既要避免洪水，又要能够为农业提供最大化的灌溉；既要避免水流带来的视觉与心理困扰，如水声太大，危险、景观无遮蔽，又要使得水流诗意化，造成诗意化栖居。

面对四川盆地的水，蚕丛的处境和想法有时候和我们是一样的。那时候的自然风水和当代一样，生产和财富，一切依靠季节化的水文——和古埃及人利用尼罗河一模一样。只是，古蜀人和李冰父子等，最终与自然“商量“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既不害天，也不逆天，结果这个进水口造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夔门作为川渝唯一出水口的最大特征就是对来水的柔性应对：水大江流就大，水小江流就枯瘦，这得益于它所处的位置——中国二级阶梯和三级阶梯之间。由此，水所体现的财富，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动脉，被水口保留、增益。

系统一的水口不只有都江堰与夔门，这个系统也存在层级结构，例如成都平原的金堂、新津就是出水口。

对出水口的有效节制，造成了举世闻名的都江灌区。现在，夹江所在的青衣江水系，由于对水口的有效管理，同样形成了一个灌区。这个名叫东风堰的灌区，正在和都江灌区一体化，形成全面的农业、观光等的协作。这个案例对基于“城脉”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一个有益的启发。

成都新津，五河汇聚之城，典型的水口

金堂地区水系示意图

乐山地区水系示意图

泸州地区水系示意图

泸州的水系与重庆类似

二：财富聚集的商脉效应

交汇型水口极易形成各种各样的聚集效应，反之，人类的文明活动：居住、生产、商贸、文化、行政等，最优先考虑这类区域展开。近代以前，江河交汇点往往为文明中心；工业时代，陆路与航空的发达超越了这个限制；在即将到来的后工业时代，以第三、第四产业为主要特征，江河水口时代也面临着回归主角的机遇。

就风水而言，水流交汇之地就是“环抱型“风水。如果两条或多条水流从上流而来，汇成一条往下流而去，形势较佳，因为它避免了“冲势”。成都城东南就是由府河、南河合抱而成的风水格局，面临的是去水，自古以来就是商业极为繁盛之地。两侧的码头繁忙，早在唐代就“门泊东吴万里船”了。宋元时代商业更为繁荣，酒业、旅店业、染织业等呈辐射状向内城推进。茶叶、金银矿、畜牧产品、江浙湖湘乃至海外产品，主要通过水运，最终达到这里。因此，在大宗商品贸易极其繁荣的条件下，纸币在成都首先制作流通就不奇怪了。

成都风水大格局

成都合江亭

成都东湖区域

成都城东南就是由府河、南河合抱而成的风水格局 肖剑华 摄

三：文明辐射的命脉效应

川江水系是巴蜀乃至全国的命脉，川江水系的诸多水口城镇构成了这一命脉的节点，经过聚集之后的城市文明向手边辐射，以点带面，是巴蜀文明同质化的重要途径。辐射的逐级衰退现象因为成都、重庆这两座超级城市的存在，不仅得以避免，而且形成一种有机的多元和互补。

江浙地区的交汇型水口非常多，例如扬州，首屈一指的盐业，加上长江与大运河，各种元素更加强势地聚集。但江浙的水系是网状的，与川江完全不同，就风水而言，它缺少了严格的上下水状态，山脉更少，因而容易聚财，也容易散财。

传统地理理论看成渝城脉

风水与古代地理同源，风水观念其实就是地理观念。古代中国的地理观也是一种哲学观，即整体论，有机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西周之前，中国就有了风水实践。《诗经·大雅·公刘》：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其中阴阳二字尤其为后代堪舆家所道。也有观点认为这只是“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军赋，与其税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广之，而国人之居，于此益大矣。“然而，去掉风水的神秘性，其实就是关于人类居住、生产生活最切实的活动，只是开始没有体系化、理论化的书籍而已。因此，商汤迁都以及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早期造城活动，都是风水实践。

风水，最早是东晋博学的郭璞提出的。郭璞被认为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古代，风水大多称为“地理“。因为有阴宅、阳宅之分，风水师也被称作“阴阳家”。这门学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和人们的生活认知，以至于今。风水与汉字一道，也是东亚的“通识语言”，日本电影《阴阳师》就是讲述京都如何创建的。

风水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易》、八卦、河图洛书），也是方法论，历代的堪舆家创作了无数著作，形成了一些学派。

朱熹认为：“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这位配享孔庙的朱子还说：“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

如果国土规划师、城市设计师也是堪舆家，一定会为他如此宏大的“国家地理“视野感到震惊。朱熹的话，对我们以传统风水理念思考现代规划有着重要意义。堪舆家首先要做的田野工作就是“寻龙定穴”，就像朱熹那样找到山脉的走向，在微观到某个点。

一个理想的风水模型，必然包括水和山，风作为一种能力和价值是无形的，在山水之间运行。

再来看看巴蜀风水，朱熹一定会说“益州好一风水”吧？从理性模型角度看，益州风水如果不是超过冀州，起码也平起平坐。

川渝水口，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有良好的风水格局。广元，背倚秦岭之阳，面临嘉陵江，远方朝山历历，是很刚强旺盛的风水。绵阳，背后是龙门山，远处四川盆地的丘陵是案山，涪江、安昌河交汇环抱，风水格局极好，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成都，以成都平原为庭院，龙门为朝山，龙泉为案山，岷江涓涓而来，二江环绕，正大光明，顶级风水。重庆，背靠华蓥山，远望七曜、大娄长江、嘉陵江浩浩汤汤而来，大气雄浑。

广元

绵阳

一个地方的风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场，具有能量，产生辐射，统摄场内的一切元素。

巴蜀是一个由无数水口、小型风水地点构成的巨大风水场，以长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及其各级支流构成风水场的“经度”，龙门山、秦岭、大巴山、华蓥山、龙泉山、邛崃山及盆地内众多丘陵，构成“龙脉”，即风水场的“纬度”。朝、案、明堂彼此历历相对，夔门天险，节流守财。

在后工业时代，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布局下，以传统有机地理的视角，协同城脉理念，有机地看待区域一体化，制定和执行可持续的先进方案，会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尝试。

渝江夕阳 付杰 摄

文/丁小巳 图/丁小巳

主编/晨曦 责编/王金艺 美编/小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