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玄奘法师的研究综述

一、引言

玄奘法师，唐朝着名的三藏法师，俗姓陈，名袆，河南洛阳洛州人，世称唐三藏，意为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他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也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曾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与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佛教界对玄奘的推崇更是有之而不及，佛教徒将其所着的书和译着手抄印刷或镌版，辗转流传，历代大藏经都有所收。他们还将玄奘奉为神明，置于罗汉之列，对他所创立的唯识宗加以传承和研习。可通过声名远播的古典名着《西游记》，玄奘法师却被塑造成一个内心左右摇摆，时刻愁容满面，思乡、独断、畏惧等世俗情感于一身的和尚，然而真实玄奘法师又是怎样却鲜为人知。

近来被人们热议的纪录片《玄奘之路》尽最大努力为世人还原一个真实的玄奘法师，为求了义的大乘佛法，他不顾朝廷的禁令偷渡玉门关，穿越雪山荒漠，前后历经十九年时间，足迹遍布一百一十个国家。在异国他乡他获得了无上的尊荣与敬仰，却仍不忘初衷，带着包括《大般若经》和《瑜伽师地论》等佛陀和弟子们的经典返回祖国。

一代高僧的弘法史，至今令人落泪。但在感动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历史中真实的玄奘法师有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历代中外学者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历史概况

(一)国外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蔚然兴起，玄奘的着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记载了很过南亚地区的情况。按照我国已故着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了《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

1834年德国学者 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介绍玄奘的着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法译了《大唐西域记》一书，此书的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因为它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又转译成俄文本出版。正是由于《大唐西域记》的被相继译出各种文字，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

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了《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了《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着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过《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之后到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二卷本，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后直到1972年后，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近年来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

我国学术界对玄奘的研究与国外的重视是分不开的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玄奘研究有关的文章揭示了国外对玄奘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

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着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着作。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我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章太炎、梁启超、梁漱冥、熊十力等人还借助于唯识理论，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至于与玄奘法师有关的唯识学研究，则在这一时期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学问。

总之,1950年以前，有关玄奘本人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是研究的成果比较显着，因之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57年后，我国政治生活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玄奘的研究却时而有之，主要是田光烈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玄奘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直到1978年后才彻底改变。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目录都收集在《玄奘论集》。1950年代以后，玄奘的研究开始在大陆和台湾省两地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

大陆因受政治的影响，玄奘是被作为一名佛教文化名人的面貌出现的，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被佛教界认可，并将其作为与南亚各国和日本佛教界之间友好联系的使者。在台湾，一些学者和僧界人士主要是对玄奘的生平研究非常感兴趣，作了各种考证，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全部被张曼涛先生收入其编的书中。

90年代以后，玄奘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2年8月，玄奘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我国玄奘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大陆召开了两届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参加。中国大陆有关玄奘的研究专着和刊物《玄奘研究》以及论文集和学术专着《玄奘研究》等都得到出版，一个研究玄奘的热潮正在兴起，与此相关的唯识学研究也开始随之兴起。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推动玄奘研究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宗教界，而是由学术界发起的，台湾省也在90年代佛教界成立了玄奘大学。

总之，我国对玄奘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50年代以前，学术界开始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开创了现代玄奘研究的风气；50年代以后，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和着名的文化使者，玄奘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尊敬，召开纪念会和刻印《玄奘全集》成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主要特色；80年代以后，随着佛教的复兴，玄奘的价值再一次被人们重新认识，特别是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的成立，使玄奘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三、研究视角概况

(一)玄奘法师在中国佛教史的地位

1979年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出版，标志着现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了中国佛教史的通史性研究。玄奘作为中国佛教史中划时代的人物，受到了佛教史学家的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吕澄认为，“但公正的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唐玄奘这一家。”

与此同时，着名史学家范文澜、汤用彤等人也出版了有关唐代佛教史的着作，郭朋撰写了《隋唐佛教》，方立天等人发表了有关佛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著作。上述学者不管他们对佛教采取什幺观点，但应该肯定，凡是阐述有关唐代佛教的，不可能把玄奘排除在外，他对佛教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虽然当时各家对玄奘的“唯心主义”之唯识说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对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基本上给予了一个积极的评价。

如范文澜说：“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这个观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讲，为中国僧人和佛教取得了荣誉，应该给予肯定，但从佛学本身来看，玄奘仍然是忠实地传授印度佛学，虽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当时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可是还并不能说明他代表了“中国佛学”，所以，玄奘在佛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学理论，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中一般从事佛学研究工作者的态度。总之，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以及他在唐代佛教的地位，早就引起了佛教史家的重视，称他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是决不过分的。

(二)玄奘法师生平研究

梁启超是一位视角敏锐，求知求新的国学大师。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一一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认定玄奘69岁说最为可信。此说一出后，学者大哗，争论者不绝，延续了几十年。1981年3月出版的杨廷福着的《唐僧取经》(中华书局)是“文革”后首先推出的介绍

玄奘活动的普及型书籍。其所着的《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和《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则是现代大陆学术界对玄奘本人研究的水平较高的专着之一。同时对玄奘法师本人的研究还包括其与唐高宗的关系，其与弟子圆测、窥觊的关系，其与《西游记》的关系等方面。

(三)《大唐西域记》与西域历史地理研究

我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我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着名学者和着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

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

(四)法相唯识宗“因明学”研究

1981年3月石村的《因明述要》(中华书局)出版，我国的因明学研究有了可喜的开端，对玄奘有关的因明学译着，吕澄等人也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玄奘所建立的因明学说，沈剑英等人均做了通俗性的概说和研究。指出玄奘是印度最有权威的因明大师之一，也是使中国成为因明第二故乡的伟人，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他所译的因明经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汉传因明传统既不同于印度本土的梵文传统，也有别于后来形成的藏传因明传统。汉传因明传统不是从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着重发展《集量论》和《正理滴论》的“认识论逻辑”，也不是把因明作为脱俗超凡的内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以陈那的《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突出因明的论辩功能，着重研究和发展因明的立破论式及其规则，即研究和发展因明的逻辑内容，因此汉传因明是比较典型有逻辑的传统。佛教传入中国后，因明也随之进入，但影响不大。

玄奘自印度回国后，将新因明学说带回国内，致力阐发，由是因明学在中国一时显兴，习者甚多。可以说，中国因明学的发展，完全仰仗于玄奘的努力和功劳。总之，玄奘对因明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因明学是玄奘一生中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因此对他所建立的这一学说的体系，仍然可以深入地研究，更好地反映出他的为人和治学方法之一面。

(五)玄奘法师的翻译成就

1984年马祖毅出版了《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对中国最早的译经事业做了较系统的论述。玄奘是中国四大释译家之一，因此该书对玄奘“五不翻”的翻译理论和“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介绍外，转引了印度柏乐天(P· Pradhan)和张建木的观点，强调玄奘的翻译技巧有：①运用补充法；②运用省略法；③运用变位法；④运用分合法；⑤运用译名假借法；⑥运用代词还原法。(同书第59-60页)杨廷福强调，“如果从学术文化上着眼，玄奘的不朽业迹，还在译着事业上。”(《玄奘论集》第90--91页)所以玄奘既是“新译”的创始人，也是划时代的翻译家。

继而认为，他的翻译特色在于：①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②态度谨严，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各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③语文精确，切合原籍，直译意译，不拘一例④重译经论，参考旧译，订正前史，使之益臻完善。吕澄指出，“其实论翻译，都要它能做到达意的地步，玄奘译文对于这层是成功了的。他还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偈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方式，创成种精严凝重的风格。”

总之，对玄奘翻译理论的探讨，对现在的翻译工作也有实用的价值和值得借鉴。今天我们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着作时，仍然采用的是玄奘曾经提倡的译风和标准，在组织工作的安排，也实行的是译场制度和严密与科学的程序，进行集体协作，发扬集体智慧。

四、结论

从《大唐西域记》开始，玄奘为世界学术界注目，百年过去，至今仍然受到重视，这在世界学术界是不多的。这所取得的一切，无不与玄奘的成就有重要的关联，所以重视玄奘及其对中世纪历史文化的贡献，早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资源之一，研究玄奘己经超出了佛教的本身，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玄奘作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其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鲁迅称他为中国人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玄奘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出。让我们在汲取养分的同时，也有机会在此领域有所发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