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在不确定中寻找可能 | 维舟&孙哲

编者按：

当代中国蕴藏着无数的动荡与变化。代际的冲突、观念的颠覆、破坏性的创造……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既是我们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也为社会学者们提供了无数观察样本。

上个月，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书评人维舟和社会学学者孙哲，二人就“新老观念碰撞”和“社会文化变迁”在杭州单向街书店做了一场对谈。首先，嘉宾们就维舟老师的新书《一只脚踏进后现代》为缘起，讨论了“社科散文”这一特殊的文体，孙哲老师也分享了自己在进行“城市研究”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在对谈后半段，二位就“后现代”这一概念展开了深入讨论。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来路之一，“不确定性”通过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而在这种种不可预料之中，后现代社会又为人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其中不乏一些好的可能） 。人们得以通过旅行、消费、写作等方式获得变化中的“增量”——而这，似乎也是后现代的新希望。

对话感：重拾社科散文的魅力

维舟：谢谢各位，今天的题目是“马赛克中国”。在我们这次对话前，我刚好正在看戴蒙德的《巨变》，里面提出了“马赛克”这个概念。作者觉得很多国家或者文明在遭遇危机时，会反思原来的一些东西，然后采纳新的做法，于是会出现新旧交替的情形。这其实跟我这本书的主题有点点接近：中国步入现代以后，另外一只脚在哪里？

我这本书里面的多数文章写于08年前后。当时我看到中国，至少是在城市空间里，出现了很多后现代的迹象。比如很多人开始反思GDP的意义，开始寻找生活的意义。很多人开始反思消费主义——他会更加在意体验，而不是产品本身。同时，年轻一代跟老一辈之间产生了观念冲突。基于这些观察，我陆陆续续写了些文章，13年时集结成了书稿。

从13年到现在，中国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最近两三年，我的关注点更多在那只还没跨进来的“脚”。我发现在很多的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些“前现代”的沉淀。李大钊曾写过一句话：“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注：见《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69页）如果我们近距离地去看一些问题，难免会觉得比较痛苦；但如果我们“对象化”这些问题，会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在城市的同一个街区里，也许一个非常现代，另一个完全传统，甚至是一个贫民窟的形态。

孙哲：我们这个时代很缺少维舟老师写的这类“社科杂文”。过去还可以看鲁迅，从中看到知识人如何对现实作出反馈。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要么是很高深的理论，要么就是很粗鄙的现实，人们生活在一种撕裂的状态当中。

维舟老师这本书里的不少文章已经在豆瓣中发表过，但是为什么今天还要通过出版方去把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变成一个纸质的书？因为相比于豆瓣或者朋友圈之类的“知识性流媒体”，纸质书对信息质量和稳定性的把握要更强，也更有仪式感。而且书里的不少篇章，虽然是写在10年之前，但是很多内容依然是当今的社会议题。

另外一点是维舟老师文章中有对话感，这使他的文章成为一种“社科科普”。不少学者或者业界朋友都很钦佩维舟老师的阅读量，从他的文章里也能看到不少人文社科的专业名词。但维舟老师的文章绝对不会掉书袋，而更多的是在跟读者共同探讨一个议题，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一些变化。相比较起来，目前社科学术写作的对话性还是比较差。

回到维舟老师刚才提到的城市问题。大家知道2010年的时候上海开了世博会，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就人口结构而言，“城市中国”成为中国的主要面相，这与费老（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年代有了质的改变。

2010年的世博会口号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维舟老师有篇文章标题是《城市让生活更不美好》。文章中提到英语里“农村”countryside这个词就是以城市为主体的，人站在城中的高地上，看到前面光秃秃的一片，那就是country-side。也许我们只有先了解“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才能知道它到底是否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是这本书所带给读者的问题意识，也是为什么我说它体现了一种“对话”。

孙哲老师

维舟：我写文章纯粹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对它们感兴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某些现象早就有了，或者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都是这样，从来就没变过。但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其实都在不断变化当中，尤其是中国这些年，有很多新的现象正在浮现出来。

比如这本书里有一篇是讲我们家的一张雕花木床。结婚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们家那张雕花床蛮好，我们可以当婚床。她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妈来讲，她认为如果拿这个作为你们的婚床，可能会被村里人笑话。从这个日常的对话里我突然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从这些对话当中，我能够发现不同人理念上的差异。在新一代人中，有些观念逐渐被人所接受，而有些东西哪怕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底下，意义也改变了。举例来讲，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书店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但是现在，许多书店同时也是一个社交公共空间。其实不需要用太多复杂的理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

孙哲：我接着“书店”这个话题再做些补充。除了传统的“买书”——知识消费——之外，我们现在还可以在书店做“知识分享”和读者有互动。互动的内容可能会变成公众号的文章，或者变成维舟老师的散文，或者变成我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这时候我们在书店中就不只是“知识消费”，而是“知识生产”（创造）。所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今天的书店相比过去更加多元，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就。

其实我还想听听维舟老师对“后现代”这三个字的理解。《一只脚踏进后现代》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特别有意思。“踏进”的“进”下半部分被“后”的上半部分盖住了一点，乍一看像“一只脚讲后现代”。这种有点无厘头的多义性，也是与后现代的一些气质是暗合的。

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维舟著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

城市：对现代性的反思

维舟：“后现代”是个很大的词。我出生于1977年，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所以我会跟人开玩笑说，我经历了农业时代，到上大学以后经历了工业时代，然后工作几年之后又进入了“后现代”，也就是信息革命。但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所谓的“后现代”是跟“现代”相对而言。现在的中国依然处于讲求标准化生产的工业模式，但是文化依然是滞后的。我举个例子，现在社会都讲说需要“创业人才”，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遵照标准化的模式，并不是非常鼓励人发挥自己的个性。

所以我理解的“后现代”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比如现在很流行的“网红经济”，它强调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多的90后00后，就是从网络上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对于“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大环境的落后，会让一些人感到很痛苦，有人觉得自己的追求在社会上好像实现不了，因此需要挤压自己，然后通过业余生活来寻求自己的独特性。

另一种状况，“后现代”本身其实就承认了这种混杂的状态。前现代的东西跟后现代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比如我们生活中的“代沟”现象。对于某些理念，你会发现你跟父母亲怎么都解释不了，最后为了感情不破裂，只能保持一点距离。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很少有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文化。有关城市的问题也没有成为显学。

维舟老师

孙哲：确实如此，我们已经进入到城市中国的时代，但是城市治理和人们的观念还没有与之匹配。这种不配其实跟空间的同质化和时间的差异化之间的张力有关。

我们的城市景观有一种空间的高度同质性和模仿性。大家看到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天际线，广州的小蛮腰，都在指向一个词：曼哈顿化。这也就意味着起码从经济发展来看，人们期待的城市景观，是像曼哈顿一样的。

但其实我们的城市历史，在时间中是有其自身的差异化特点的。在2010年的世博会中国馆里最终的压轴国宝是《清明上河图》，它接驳的是两宋的城市文明，带有中国自身的特点。这样一想，其实我们一千年前就已经有过百万级的城市文明，所以我们的现代性，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再去照搬一个舶来品。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反性，就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去找到内生的城市文明，以及它跟现代性相匹配的部分。

如今的中国城市就是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多重聚集，就是维舟老师刚才说的马赛克式的后现代景观。比如我们现在身处一个shopping mall（购物广场），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大运河，还有一个带有古迹的创意街。当这种不同时间的建筑和记忆在同一空间中聚集时，就产生了空间吞没时间的景观，这种“穿越感”是一种很典型的后现代现象。

对于现代工业化产生的确定时间和规范的颠覆，恰恰是后现代的面貌。再举一个“电竞”的例子。对于80后90后来说，电子游戏并不陌生。但是家长肯定会说玩这些东西就是不务正业。可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年年时间，电竞成为了一个产业，“职业玩家”还可以夺得金牌为国争光。这种反转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群体无法适应，甚至丧失了理解的能力。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学上一个词叫“失范”。这个词望文生义的理解是“失去规范”，但其实既有的规范是在的，只是因为变化太快“规范不再起作用”。过去的人对于婚姻，对于学业，对于职业都有一套规范，但在当今高速的社会变迁中，这些规范大批地失效。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是具备一种思考力，以经验视角去接纳这种变化。

维舟：当一个社会对人的行为失去约束，一方面它是混乱的，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某种解放。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可以得到很大的发挥。中国历史上比如战国时期，以及西方社会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但关键在于如何避免社会陷入崩溃。这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确保个人权利和自主性，逐渐过渡到新的社会结构。换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契机。

不确定性：后现代社会的来路

孙哲：在中国，最经典的后现代代表是周星驰，他把《西游记》拍成了一个荒诞的爱情故事，以影像的方式对现代性进行嘲讽。其实在我的整个社科学习中，“后现代”这个主题反复出现。 文科博士中间有一个玩笑，在哲学和社科领域不要碰“后现代”思想家，碰了就毕不了业。因为解构一种确定性的时候，会得到一片废墟。究竟是解放还是混乱，在学术研究中就变成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当人们面对混乱时，都会倾向于一种强力来带来秩序。这样就会陷入到建构世界、解构世界、废墟和混乱，以及最终以强力收场的循环。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用“后现代”反思现代性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循环。

另外，提到“后现代”这个词，其实我想到的还有“第二现代性”，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的。经典的“现代性”要处理的是“自然风险”，也就是人类用工业化改造自然，带来确定性。“第二现代性”处理的是“人为风险”，也就是工业化本身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比如疫情就是在城市中爆发，人们通过乘坐高铁和飞机来传播，这些风险都与工业化密切相关。

活动现场

维舟：“新冠”算是让我真真正正地意识到什么叫做“风险社会”。当你觉得把它控制住时，不知道又在哪里爆发了，而这一传播力和爆发力，其实是跟我们工业社会的属性有关系。顺着孙哲老师的话说，有一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一个观点：在后工业社会，人们注意力的重心会从“道德”转向“个性”。举例来说，小时候我们会听父母和老师讲，看人不能只看外表，心灵美才是真的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美”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有“颜值即正义”这样的口号，这对于我们过去的观念是一次颠覆。现在的人喜欢自拍，拍完了还要用美颜相机，这其实是一种属于“后现代”的自恋方式。换句话说，我总是能从一些社会现象当中得出一些还算乐观的结论。原因之一在于我认为在过去20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变化。

可能性：后现代社会的去向

孙哲：“后现代”这个词其实也有乐观的一面，因为它代表了各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一定就是坏的。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要先去有太多的预设。很多知识分子会有一个正义观，或者一个发展观，当觉得发展跟自己的预测不相符，就开始猛烈批判。刻薄一点来说，很多学者并没有在做社会批判，而只是因为现实与书本不符而撒娇。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种经验的、观察的视角，以及一种“对话性”上。

维舟：对，中国未来的可能性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样貌，我觉得还是需要年轻一代去完成。这让我想到另一件事，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博客大巴”有提出一个问题说：博客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他觉得网络没有改变中国，因为他的生活没有改变。所以你看，关于中国有没有变化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论点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定义“改变”这个词的意涵。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那里有一套很强的钢架，但与此同时又能包容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之前在做数字营销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企业每年都会推出新的东西，但是这些新的问题还没有成型，甚至人们还没有适应，它就突然又变了，这会让人感到有些疲惫。相比较起来，欧洲社会就要稳固很多。

孙哲：提到欧洲，以我自己在法国留学的体验和观察而言，经常会说“欧洲有现代化的思想，缺乏现代化的能力”。当前欧洲大陆上很多思想观点超前于其治理能力，这种观念和现实的不匹配同样会带来社会的阵痛。面对快速的变化，在经验层面上的观察和对话，要比理念先行的判断更有助于理解新生事物。

关于这点，我突然想到“阿里造物节”，这也体现了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一个有趣的例子。“造”原本是指创造, 英文是create。但在北方话里的“造”又有“消耗”的意思，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nsume”。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变成新的营销点，关键在于淘宝认为“消费也是一种创造”。这种多重语境中无法用单纯的消费社会学或是已有的西方理论去判断它，而只能用一种经验性的视角去观察它。这也是我觉得维舟老师的书带来的启发：作为观察者和对话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评判者，就会轻松很多，发现很多。

现场读者提问

维舟：我的说法可能有些狂妄，但我依然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社会学者和作家是有点失职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但都没有好好地记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类变化，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以试图去捕捉。比如今天吃饭我还跟三辉的编辑聊到“代沟”的问题。从好的方面来讲，“代沟”代表了一种多元性；但从坏的一面来讲，家庭关系会变得复杂。其实这里的问题在于新旧之间的“平衡”：双方如何既可以都承认彼此的权力，在一个共同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又能够获得自己想要有的权利。

在解决纠纷这一方面，其实中国社会是缺乏经验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次疫情之后，好多本来在一个群里的朋友都分裂了，似乎大家很难达成一种共识。所谓的共识其实就是要先尊重彼此的不同，然后再达成一个妥协的机制。这一些都把我们引向了一种不确定之中。

变化中的增量：
后现代社会中的新希望

孙哲：我对未来有某种“审慎的乐观”，是因为看到了变化当中的增量。尽管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但起码看到了一种刺激下的反馈机制。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通过复制和模仿建构一种“同质化”的稳定性。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可以看做一个现代性的极致，用一种完全的钢铁机械作为一个城市的象征，并且这种模式也在世界各大城市复制蔓延。上海也经常被叫做“东方巴黎”，然而在2010年后，在我看来上海其实已经不以巴黎或者纽约为镜像。我们能从千年前的开封、杭州的两宋历史中找到城市文明的内生性，而我们同样会基于这种具体的历史，创造一个有特点的、别样的未来。

换句话说，在城市中国复杂和快速的增量创造中，我会认为有一种“引领现代性”（leading modernity）。这类似于维舟老师说的“一只脚踏入后现代”，已有的确定性都不再能够真正的控制，我们都有另类（alternative）探索的权利与可能。

维舟：对，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越往前发展，我们越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的“以人为本”，也就是尊重个人选择，以及个人的权利和感受。可能在政治上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在消费以及公共生活中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现在批量生产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市场，大家期待的是“量身定制”。我觉得这种改变也会从消费领域慢慢发展到个人对生活其他方面的感知，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孙哲：我们最后回到这本书，我有一个关于书结构的问题。这本书里的散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隐秘的变迁”，第二部分是“观念的起源”，第三是“故事的讲法”。我想问问维舟老师是如何考虑的？

维舟：第一辑取名为“隐蔽的变迁”，是因为当下的变化是我率先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写作，把原本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变迁揭示出来。“观念的起源”是来自于一个媒体的编辑，她为我的一系列文章串了一条主线，关于现代社会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如何来的。第三辑则是来自于我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尤其侧重它们的叙事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才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孙哲：书的结构其实就是思维的结构，这是大家在网上阅读维舟老师的文章所看不到的东西。最后分享一篇我个人很喜欢的文章《不再年轻的个人主义者》。讲的是在去越南古都顺化的火车上，作者遇到了一个黑瘦的老妇人，过来用中文问“去竂国怎么走”。竂国就是老挝，加上黑瘦的老妇，全球旅行，整个意象带给我的是世界由这场偶遇而重新慢慢展开。作者的经历其实也是这个时代高速流动的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共通体验：在旅行中，人们不会轻易去判断，而是更多是尽力去理解一个远方的陌生人。我觉得这也是“后现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可能：人们有机会去重新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然后将其呈现为一种创作，与人分享。

文稿修订：草尉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