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13个亚非国家共同建议在朝鲜三八线停火，然后举行会议协商解决朝鲜问题。
也就在备忘录提交的前一天，在军事上，中朝军队刚刚收复了平壤，并继续向南挺进追击，美军的溃退已经呈难以挽回的态势。在政治上，志愿军非常具有政治眼光地将第一个进入平壤的殊荣让给了新组建的人民军第一军团，使人民军进驻平壤的消息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时美国国内已经吵成一锅粥，对于美军的指责铺天盖地而来，杜鲁门甚至谈到了使用原子弹来对中国进行核讹诈！
但是对于中立国的这项和平建议，却让我们国家感到左右为难，首先，从始至终，我国都是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的，战争从来不是我们的诉求，但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提出这样一个和平建议，无疑是在为溃退的美军找寻喘息的机会。周公在第二天就派了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了印度大使馆参赞，提出了令印度方面极为难堪的几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越过三八线13国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13国从未建议外国军队一起撤出朝鲜半岛？印度方面根本无从解释，因为这个备忘录本来就是以和平为装饰的一条缓兵之计。
12月14日，印度还是向联合国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份提案，联合国将这份提案一分为二，第一部分就是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以多数票得以通过，至于举行会议协商朝鲜问题则作为第二部分被无限期搁置。
决议通过第二天，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全面扩军，美方通过停火协议进行喘息的面目已经跃然纸上。面对这样的形势，周公发表对外声明，阐述我方对于停火的看法和观点的：1.我国没有参加和同意就通过的联合国决议都是非法的；2.破坏三八线存在的不是中国，是美国军队首先破坏了三八线，之后，中方又与朝方达成一致，并于12月17日一致拒绝了停战协议。
中方拒绝停战的原因非常多，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大的就是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所以朝鲜战争已经与台湾问题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甚至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位置产生了交集，停火的条件如果不明确，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糊涂。而战争的另一端，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真的想停火，只是想转嫁战争责任，获得喘息的机会而已。
印度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角色：以一个中立国的立场建议一场战争停火，应该是怎么看都无可厚非的。但是印度的行径却让人非常的不适，就如我们向印度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印度无从解答一样，一种叫双标的价值取向一直深植于这个国度，而他的行为也再次为这一价值取向进行了注脚。
一个跟着大国步伐走的国家，是注定不能崛起的，因为每一次出卖自己良心的选择，都会最后成为压倒你的最后那根稻草。民族复兴靠的不是站队，而是励精图治地抛弃错误，迎接新生，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比印度有远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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