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 2018 年起开始写关于扫黑除恶的文章，盛世危言，经常唱一点反调。 有人担心我的号被封，好在一直都没有死掉，而且关注者还越来越多。 最近有同感者明显增多。 今天周日，我还接待了两拨涉黑案件被告人的家属。 心情，跟今天北京的天一样，阴转雨。
来自河南的两位被告人家属，希望我能代理其丈夫涉黑案的二审，但我婉拒了。若从案源考虑，这种找上门的案源，随便让团队律师做一下，都可以应对。但我不想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上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若二审不开庭，再大牌的律师也无用武之地。我不想他们因此人财两失，我也无法保证二审一定能开庭，我辩护一定有效果。若结果不理想，我会觉得愧疚，尽管这不是我的责任。但我会觉得司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因为他们的案件，确实是有问题的。
被告人都是兄弟姊妹，都是亲属，一支搞房地产开发，一支搞矿产开发，原本就是平行发展，结果却变成了所谓“组织严密”的黑社会，因多个罪名被判二十多年，没收全部财产。该案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居然去做家属的工作，让他们解聘律师，说出于经济考虑，由当地提供免费的法援律师。到了审判阶段，在庭前会议之前，当地公安机关通知所有辩护律师开会，说律师要讲政治，不要做无罪辩护。这样的操作，真的是匪夷所思。当地老百姓五百多人联名上书，说被告人不是黑社会，集体请愿。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当地公安机关直接去村里做工作，要求村民改变联署签名，放弃请愿。我就纳闷了，当地老百姓都不认为是黑社会，其危害性特征表现在哪啊？
另一位来自湖南益阳的涉黑案家属，则发出了无奈的呼声。被告人是当地的村支书，涉黑组织成员是该村村民。没有一起涉枪涉刀的案件，没有一起故意伤害的案件，也没有一起轻伤害的案件，起初是想定涉恶，据说上面领导不同意，最后硬给定的涉黑，而且办案机关通过律师做所有被告人的工作，劝其认罪认罚。结果，除了第一被告，其他被告人都妥协了。一审判决的结果并不理想，认罪认罚的，判得都比检察院量刑建议要重，所以绝大部分被告人还是选择了上诉。我告诉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个月底有一番内部培训讲座，说对最严重罪行在轻伤以下的，不能定涉黑。可惜，这个案件并没有这样做。
我拒绝了很多涉黑案二审辩护的请求，因为怕辜负被告人家属的期望。涉黑案案卷繁杂，工作量大，一般而言都会比普通刑事案件收费标准高，但很多家属根本拿不出钱，因为所有的财产都被查封扣押冻结了。没有好的律师，自然没有好的辩护。普通刑事案件的卷宗，屈指可数，如今涉黑案件则可能多达上百卷。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涉黑案件的工作量可能需要更多，但所有财产被查扣冻以后，很多被告人及其家属连最起码的律师费都支付不起，没有大牌律师代理也就可以理解了。二审不开庭，律师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
今晚跟某地级市一位公安局长吃饭，谈起扫黑除恶案中下指标的问题。她说，她在公安系统很多年，其所在的公安局民警满意度测评中，一直名列前茅，当地治安也很好。但扫黑除恶一来，因为没有涉黑案件，整个考评都受到影响，屈居全省倒数第二。市委书记急得不得了，几次三番要求公安局要有涉黑恶案件，如果没有这项数据的话，省委考核就成问题。于是，当地扫黑除恶的业绩，现在终于有了。该公安局长说，考核指标不应该这么定，如果确实涉黑案案件多，那么可以作为考核指标，但如果该地区根本没有涉黑案件，也可以作为优秀考虑，不应该一味地强调有涉黑案件。治安好，哪有那么多涉黑案啊？赶鸭子上架，要么到处说假话，要么就是硬着头皮制造冤案。
鉴于一审普遍的拔高，二审不开庭直接维持原判，我认为这次扫黑除恶过后，或有一拨申诉潮，尤其是很多家属认为被告人被冤枉了。一审硬判，二审不开庭维持原判，是目前涉黑案件的套路。我建议他们，要么二审找到很重要的新证据，要么想尽办法要求开庭，否则没戏。很多案件是符合开庭条件的，但都没有开庭。有兴趣的可以统计一下，二审开庭率是多少，改判率是多少，数据有多么尴尬。我问过一些涉黑案家属，一审结束后几乎全部都上诉了，二审都不开庭审理了。但他们终有一天会明白，法治之路并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一路坦途，而是在不停的犯错后，在不停的纠错后，才能愈发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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