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湖北公安县方面发布一条消息:龚道鑫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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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湖北鑫发典当有限公司老板龚道鑫坐镇幕后, 以鑫发典当有限公司为据点,以高利放贷,套路收贷等方式大肆非法敛财,获取经济利益,用于维系该组织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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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道鑫资料图
2019年10月,公安县警方将该案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予以立案侦查,目前专案组成员跨越鄂、渝、粤、赣、浙、琼等6省,经过1年时间调查,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其中黑社会组织成员15人,破获故意伤害案、寻衅滋事案、虚假诉讼案、套路贷诈骗案等刑事案件20起。
此次庭审,官方消息称,龚道鑫以典当业务为名,行非法发放高利贷之实,攫取巨额非法利益74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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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后,8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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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道安落马的消息传到公安后,估计当地人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他和龚道鑫到底是啥子关系?
事实上,龚道安被查后,网友对其最感兴趣的反倒是其籍贯和履历问题。
据了解,2018年1月龚道安当选上海副市长时曾有简历公示,当时简历所写籍贯为公安县人。而其被查时,上海市政府官网显示的籍贯是湖南澧县。
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北公安县第二中学的简介里,龚道安被列为知名校友的第一位。2019年,石首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唐征祥所写的一篇名为《警坛大腕印象记》的文章里,回忆了龚道安在湖北侦办一起命案时的情况,文中写道:龚道安总队长,公安县人,不到而立之年便是公安县赫赫有名的刑警大队长。
有心的人发现,龚道安早年间的简历中,籍贯写的都是湖北公安县,直到后来才改为与公安接壤、但分属两省的湖南澧县。龚道安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籍贯上作这番文章呢?
联想到上述龚道鑫涉黑恶案,这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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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前公安通报,自2019年10月,公安县警方成立专案组,跨越鄂、渝、粤、赣、浙、琼等6省,才破获此案。在裁判文书网上,与龚道鑫的湖北鑫发典当有限公司有关的法律文书多达112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涉及放贷,文中不乏“龚道鑫暴力讨债,致受害人牙齿断裂,限制人身自由十多小时”等描述。我们都知道,发放高利贷、暴力讨债没有后台是干不了的。龚道鑫这个公安人,到底与龚道安这个“公安”人,有无亲属关系呢?估计不久相关调查就会给出答案。
龚道安被查的重要背景
龚道安被查还有一个重要背景。7月初,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政法系统掀起清除“害群之马”的风暴。
公安部官网显示,这次整顿“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不断纯洁公安队伍”。还强调“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努力使公安队伍纪律作风形象发生根本性变化”。
据此前媒体报道,仅7月份就至少有19名公安系统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中包括3名副厅级官员。涉及全国多个省份。
中国新闻周刊曾在题为《政法系统“刮骨疗毒”,20余人应声落马》的报道中提到,江苏、浙江有多名公安系统官员落马,其中还有工作近40年老公安。
就在龚道安落马的前一天,8月17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第二次主任会议。相关新闻提到,“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坚决整治顽瘴痼疾,提高政法队伍纯洁性,推动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发展”。
龚道安被查
2007年龚道安由湖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调任咸宁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时,是郭唐寅接过了他经侦总队长的职务。2010年11月,龚道安从咸宁选拔到公安部任职时,接过他咸宁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职务的,则是董国祥。董、郭二人都是地市常委、政法委书记,而跃升为省直正厅。而邓恢林、龚道安则都是由湖北政法系统,进入中央政法部门,进而成为直辖市副市长、公安局长。
但是,从2019年年中开始,一场风暴席卷江城,以许多人不曾想到的力度和速度摧枯拉朽,郭唐寅和董国祥先后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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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13日,郭唐寅在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位置上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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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董国祥在湖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湖北警官学院党委书记位置上被查。
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时候,邓恢林身在重庆。与两位老同事相比,他在政坛上前进了一步,以直辖市副市长的身份兼任市公安局局长。他可能以为自己会躲过这一“劫”,但是疫情稍稍平稳、政治生活恢复正常节奏之后,他也步了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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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邓恢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邓恢林落马之后,很多人都感叹重庆市公安局长这个位置“有毒”。而事实上,邓恢林的主要孽债,应该是在湖北欠下的,或者说,他的主要问题多半是在“江城风暴”中被发现的。
湖北的政法系统为什么被盯得很紧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线索,一是被我称作“湖北版孙小果”的林明学,另一个是河南省交通厅前厅长石发亮。一个是黑社会头目,一个是腐败官员,他们在湖北监押期间都违法获得了假释,这两个案子的社会影响很坏。这些线索在外界讳莫如深,但组织上肯定是早就掌握了的。除了这些“硬伤”之外,肯定还有不少“溃疡”被记录在案。从郭唐寅和董国祥的双开通报看,与一般的落马官员不同,他们都涉及多项罪名,受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暴露得非常严重。作为前两者的“复刻版”的邓恢林,在这样的环境里,恐怕难以独善其身。
一切其实早有征兆,但盲目的人就是看不见。去年五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对湖北进行了“回头看”,在反馈意见中,督导组提出,要“充分认识湖北专项斗争特有的政治性、长期性、艰巨性、严重性、复杂性和隐蔽性”。这六个“性”有多么严重,其实不需要特别细致的分析,单说“湖北特有”这几个字,就让人不寒而栗。在我的印象里,中央督导组对这六个“性”冠以地域“特有”的,好像只有湖北和天津两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你以为很突兀的事情,事实上早就被划出了红线。
从这三位副厅长的落马看,政法系统有些官员,对时代的转变相当不敏感。比如郭唐寅,自己喜欢赌博活动,还充当恶势力犯罪保护伞,在十九大之后也不收手。董国祥不仅插手司法活动、以案谋私,还痴迷奇石。别以为喜欢石头好像不是多大的事,背后的文章其实大得很。
在邓恢林落马2个月后的8月18日,飞得更高、走的更远的龚道安也被查了!
这四个人究竟在湖北打了一桌什么牌,详情暂时不得而知,但从一些信息中,仍然不难看出,他们给湖北政法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危害。就如龚道安和董国祥任职过的咸宁,扫黑除恶斗争开始第一年,该市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28个,刑拘777人。随后则是咸宁公安系统内“保护伞”密集落马,从咸宁市公安局到基层派出所,一度在三个月内落马9名警界干部。
当然目前我们也无法断言,龚道安的问题全都出在任职湖北期间,但显然他的落马与湖北政法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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