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马伯庸：我写的是当下人们的奋斗

马伯庸尝试将历史潮流中有代表性的个体摘取出来，他从他们身上看见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看见他们如何汇入历史翻涌的长河。

自《长安十二时辰》发表三年多后，马伯庸在上海书展推出又一本长篇小说《两京十五日》。不同于读者们所称的“马亲王”“鬼才”给予我的想象，马伯庸在踏入茶室之初，便主动与在场的人握手，但一袭休闲装下掩着几分拘谨。在一个个问题之后紧跟着回答，语句间几乎没有思考或停顿，语速平坦，说完便停下看着你。那种表示“我回答完了”的眼神与谨慎的紧绷感，也直直地通往诚恳，仿佛除了回答本身之外，他对自己作品的畅销与人气并无察觉。

正如他曾自嘲：“我就是老实的胖子，与世无争，谦虚谨慎，朴实刚健，更谈不上什么鬼才。唯一可称道的，只是敢把古怪的念头公之于世的勇气罢了。”

历史考证好似侦探工作
“我经常做一些思维训练，”马伯庸坐在上海大厦一楼“上海客厅”的中式扶手椅上，双肩包立在他的脚边，“比如我坐地铁的时候会仔细观察乘客，从他们的穿着、神态和各种细节，判断他们什么时候下车。有些人一直看手机，我推断他们会过很久才下。有些人开始往外看，或者看行程图，可能很快就要下车。我就会走到我觉得快下车的人边上，继续猜他的身份，如果我猜对了，就有座了，我没猜对，至少时间也消磨完了。”他止住话头，笑意攀上他的嘴角。平日，送儿子到学校之后，马伯庸便会投入早高峰地铁的推理游戏中。对他而言，找空座需要推理能力，而历史考证近乎一种侦探工作，因此，《古董局中局》与《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中的悬疑成分，事实上不过是历史追根溯源的一体两面。在马伯庸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杂文、历史普及与小品文中，可以窥见他广博的兴趣与详实的知识积累。此外，生活轨迹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与想象起点。他生于内蒙古，长于桂林，又在上海与新西兰求学，常常去各地采风。来自旅途的直接经验与来自史料库的间接经验，在他的生命与写作中合流，向他展现了历史宏观的平旷，以及历史微观的崎岖。“我的生活经历和论文都对我写作产生帮助。说不上来哪个帮助更大，毕竟两个极端我都见过：一种是两年用完一本护照的人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另一种是足不出户就能在文字里创造一个世界”。在南京采风时，当地人给马伯庸讲了一段玄武湖上毛老人庙的故事。据说，朱元璋在位时，岛屿上闹起了鼠患，由于“毛”和“猫”谐音，于是朱元璋下令杀了一个姓毛的老人，杀完便建造寺庙，以阻止鼠患的蔓延。这是一则马伯庸从不知晓的奇闻，于是他回头去寻找有关毛老人庙的记载，发现这一“谐音梗”竟完全是民间的以讹传讹：毛老人庙不仅和朱元璋沾不上边，朱元璋也没有在任何一处杀掉毛老人。“去外地旅游的时候，当地人会介绍一些传说和名胜古迹给我，他们可能知道的很浅，但他们会让我知道这个地方的遗迹在哪里，然后我回去找一些关键词，再去论文网站深挖。”生活经历给了他一个入口，他由此踏入一整片深沉的土地。在研究过程中，结果时常会推翻当地人最初的叙述，那些曲折离奇的传闻在考证与陈列中证伪。然而，如果没有最初的线索，又何以叩响过往真相的大门？ 作家不是身份只是状态“这个过程中我首先是学到很多东西，况且，再是我把这个故事跟别人讲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澄清这个错误。”马伯庸将平日里考证的成果与奇思妙想分享给同行的人，也保持着一天数条的微博更新频率。在开通微博之初，他以写文章的姿态精雕细琢。“现在不考虑了，现在忽然想到什么就写，像写日记一样分享生活的点滴，也算是一种习惯。”他试图从雪泥鸿爪中捕捉历史的可能性，把它们重组与编织后呈现在作品中。但小说和历史终究存在界限，历史残缺的角落给时间留白，于是过去有了不同的可能，马伯庸的小说正是在历史的可能中寻找创作的可能，以更具戏剧冲突和可读性的方式展露出来，游戏心态与幽默特质贯穿始终。

马伯庸7月4日发表的新书《两京十五日》是自《长安十二时辰》发表三年多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以明代作为背景。小说中，宣德皇帝朱瞻基仍是太子的时候，父亲洪熙皇帝在北京去世了。这时，朱瞻基在南京，却必须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返回北京以便顺利继位，“否则就可能天翻地覆，被他叔叔篡位了。《两京十五日》就是讲他从南京到北京走了十五天，在路上发生的事情。”朱瞻基走的是水陆，也就是京杭大运河。尽管人们对明代京杭大运河有所耳闻，却对很多细节一无所知，例如船只的发船方式、可容纳货物量、横跨水系与过坝穿闸流程、卸货方式，以及引申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现象。“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写论文我不是专业的，我只能用一个故事把它包装起来，如果读者通过这本书，对大运河本身产生了兴趣，愿意更深入地了解，那么就是有意义的。”

他在大学里修习商科，毕业后进入外企的市场部工作。但重复与繁琐于他是一种禁锢，工作之余的文字输出才是表达欲的释放，他用一页页的文字铺出一条通往趣味的路径。从中学时代代写的入团申请、思想汇报，到1997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戏仿文章，再到人民文学散文奖及朱自清散文奖，以及《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她死在QQ上》等多部作品的影视化，马伯庸的创作历程最终将线上与线下发表相连接，也在大众读者与传统学界间连接起一条通路。但他认为，作家其实不算是一种身份，只是一种状态，“比如很多人早上起来，有起床气，发了个微博，这时候你就是作家。”只是，在2005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后，他的写作趋于规律。从送孩子上学后的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他必定寻找一嘈杂的环境持续写作。即便这般笔耕不辍，他也难免遇上文字卡壳期，“写不出来就跑步、骑自行车。写不下去就和失眠一样，睡不着的时候不能躺着硬睡，这个时候应该起来看电视。” 无数具象的个体滋养了历史“我也经常做一些实验，看看把古代的事情放在现代背景下，或者把现代观念植入到古代，把现代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放到古代背景下，会出现怎样的化学反应”。他坦言，以古代背景表现现代观念更多是出于一种兴趣。有些故事在“移植”后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突兀感，有些则天衣无缝。这在马伯庸看来，尽管科技和社会规则日新月异，人性本身却保持着恒定。“所以把现代故事放到古代背景下，我们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新鲜感，并不觉得这种事不可能。”在表现方式和媒介选择上，马伯庸更倾向于把观点放在故事里。他相信，比起纯粹的观点输出，读者往往更容易被故事感染，继而做一些深入思考。“如果故事很有意思，但是结尾发人深省，他们合上书就会想：如果是我，我该怎么办？这些决策到底对还是不对？”构建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世界时，除了讲故事的能力，大量的史料积累也是创作与重构的必需品，更是提炼历史中文化价值的基础。对历史的兴趣和系统研读，从马伯庸十几岁时延续至今。研究历史之初，与大部分人的旨趣相似，他钟情于三国英雄、悬念阴谋。可是，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史料之后，他的英雄观逐渐向普通民众扩展。“现代思想的基础就是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和存在。”当马伯庸步入历史的尘埃中去，以现代视角看待古代时，普通百姓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从文献记载的二维平面内浮现出来，趋于立体生动。读完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他对“一项国策如何深刻影响到普通百姓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有了更深的体悟。“如何让这些在史书上缺少存在感的人获得他们的存在价值？”历史研究激发了他的悲悯，也促成他英雄观的转变。他意识到历史并非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由无数具象的个体，以热切的渴望和奋斗所滋养，在历史的角落中绽放微不足道的光亮。《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张小敬并非为了帝王将相、皇亲国戚而保卫长安城，而仅仅是希望可以保护生活在长安城的普通人，那些他所熟悉的、有血有肉的小人物，“这其实就是一个百姓视角”。张小敬所肩负的身份、困境与坚持，也是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镜像。“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很多这些公安干警、消防队员，包括疫情中的很多医生，他们也在努力保护现代的平等制度。张小敬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我们接触的历史，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历史规律、历史进程，不过大趋势背后其实有一些动因。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剖析，会发现所谓的时代趋势，都是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愿望，才汇集成一整个潮流。”马伯庸尝试将历史潮流中有代表性的个体摘取出来，他从他们身上看见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看见他们在时代巨浪下的生存与反抗，看见这些“引车卖浆者流”如何汇入历史翻涌的长河。（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