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电影《八百壮士》拍摄的前前后后

　　电影《八百壮士》工作照

　　近日，战争题材影片《八佰》即将上映，立即引起轰动。其实，早在82年前的1938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执导、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的《八百壮士》影片即拍摄上演，第一次将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搬上银幕。

　　爱国影人会聚武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中国电影界的精英陆续从上海会集于武汉，形成一个强大的电影阵容。在这一支庞大的影视人才队伍中，就有电影《八百壮士》的编剧阳翰笙、导演应云卫和主演袁牧之、陈波儿。

　　阳翰笙，著名作家、编剧，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军南征，任起义军政治部秘书长。应云卫，著名左翼电影导演和制片人，1935年被单线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袁牧之，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40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波儿，著名演员，被称为“人民艺术家”，1937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1937年8月，袁牧之、陈波儿即筹划从上海出发取道南京、武汉前往延安。途经南京时，袁牧之与阳翰笙共同商讨如何继续坚持用影视作品支援抗战，陈波儿则前往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也就是这次在南京，陈波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李克农、叶剑英。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三人相约，于1937年9月一同抵达武汉。

　　在武汉，阳翰笙遵照党和周恩来的安排，一方面着手筹组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另一面协助郭沫若筹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忙碌而又艰巨的工作中，阳翰笙始终在思考如何在电影界成立全国性的抗敌组织。1938年1月，阳翰笙提议电影界应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得到电影、文化、戏剧各界的一致同意，推定应云卫等35人筹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阳翰笙等4人起草宣言。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阳翰笙、应云卫、袁牧之在其会刊《抗战电影》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抗战电影的意见。阳翰笙认为，“国防电影的内容得现实化，应多面的去反映我们在抗战中的生活，把我们民族的欢喜与悲愁，愤怒与狂热，活泼泼地从影片中再现出来。国防电影的形式，应该简洁化。应迅速地摄制、迅速地放映。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新闻片，注意短简的故事片，注重标语卡通、歌唱短片。”应云卫说：“国防电影之建立，正如一切艺术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只有更坚固的经济基础，才能有更健全的完成，不然，即使有怎样的社会机能，也是不能使用其极的。”袁牧之讲道，“神圣的抗战开始之后，我们同时开始了精神的总动员，而电影却正是最伟大的宣传武器。我们要利用这一武器——国防电影，间接的打击敌人，歼灭敌人。”

　　袁牧之在武汉住在汉口杨森花园三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筹划赴延安拍摄影片的事情。有一次，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袁牧之受到周恩来的接见。袁牧之向周恩来详谈了去延安拍新闻纪录片的想法。周恩来听后，给予热情的肯定，同时表示，因为暂时条件还不成熟，建议他先到中国电影制片厂去参加抗战影片摄制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前往延安。

　　中国电影制片厂是由汉口摄影场改组而成，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第三厅由周恩来分管，主要负责宣传文化工作，厅长为郭沫若，主任秘书为阳翰笙，下设第五、六、七三个处，分别负责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其中，第六处由田汉任处长，所属第二科负责电影制作和发行工作，科长由国民党党员郑用之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共产党党员罗静予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来自上海的进步艺术家们纷纷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抗战电影的拍摄工作，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迅速壮大抗日阵营的宣传队伍，推动全民抗战运动的广泛开展。

　　战火中拍摄的经典之作

　　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军民英勇抗战。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围困了上海闸北四行仓库，守卫仓库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即“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坚守阵地、寸土不让，英勇顽强地抵抗日军。上海广大市民被八百壮士的英勇气概所感动，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援守军，女童子军杨惠敏给战士们送去一面国旗，守军官兵受到莫大鼓舞。

　　宣传文艺界被八百壮士的伟大事迹深深感动，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斗争的优秀文艺作品，如二幕剧《八百壮士》、歌曲《歌八百壮士》等。

　　为配合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抗战电影，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战的诚意，积极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阳翰笙迅速写出了电影剧本《八百壮士》，并于1938年1月16日，将电影剧本刊于汉口出版的《中苏文化》第1卷第5期上。此时，谢晋元等守军仍被困在上海租界。阳翰笙希望通过《八百壮士》这部影片，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晚年，阳翰笙在谈到创作《八百壮士》的动机时说：“当时，郑用之要我写个剧本，不写不好；但不写国民党在那里抗战也是通不过的。这时，正是德国大使勾结蒋介石，让他对日妥协的时期。针对这历史背景，针对他们搞的片面抗战，我就写了《八百壮士》宣传全民总动员。”

　　剧本写好后，阳翰笙把应云卫、袁牧之和陈波儿叫到一起，将《八百壮士》的剧本交给他们，问他们能不能拍。应云卫和袁牧之都高兴地说：“这个题材好。”陈波儿一听是拍《八百壮士》的影片，异常欣喜，说：“拍，拍，我希望我能参加演出。”应云卫拿着剧本找到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表示要拍这个剧本，并把拟定的拍摄计划和演职人员名单报告给郑用之，郑用之立刻表示同意。郑用之能够痛快地同意拍摄电影《八百壮士》，一则在抗战热情高涨的情况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还是支持的；二则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员，是周恩来的学生，对周恩来非常尊敬；三则《八百壮士》表现的是正面战场英勇抗敌事迹，该剧本也符合抗战电影的拍摄需要。

　　最终确定电影《八百壮士》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饰演谢晋元团长，陈波儿饰演女童子军杨惠敏，张树藩扮演杨瑞符营长，王士珍负责摄影。当时，应云卫、袁牧之和陈波儿曾一度被人称为电影界的“三杰”，称他们三人“合作的影片虽不多，可是没有一本不是著名作品”。影片《八百壮士》的拍摄条件十分简陋，器材匮乏，也没有摄影棚，拍摄组就在汉口杨森花园布景进行拍摄。拍摄过程中，武汉保卫战打响，日军飞机经常对武汉进行轰炸，在敌人炮火之中，全体人员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极强的工作责任心，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完成拍摄任务。

　　电影《八百壮士》除了描写谢晋元团长和杨瑞符营长这两个爱国军人的英勇形象以外，还以不少战斗场面和情节表现爱国士兵的坚强勇敢、不畏牺牲、誓与国家共存亡的战斗精神。片中描写了上海各界人民广泛动员，募集大批物资给八百壮士以热烈支援，特别突出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广大市民冒险送去中国国旗的情节和场面。

　　影片不仅表现了军队的抗日，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抗日军队的支持和高涨的抗日斗争热情，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全民抗战的真实画面。正如阳翰笙所说：“在这个剧本中，我不单写八百壮士的英勇战斗，而且还写了工农商学兵、各人民团体对八百壮士的支持，这就是群众支持抗战，是全民的抗战。”

　　电影公映后的反响

　　1938年7月，电影《八百壮士》拍摄完成后，立即安排电影放映队在各地进行放映，并决定放映《八百壮士》的全部收入，悉数购买书报等慰劳受伤士兵。在“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前夕，影片首先在武汉连映5天。不过，由于当时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加之两家剧院同时上映、价格略微上涨等原因，刚开始《八百壮士》并不如电影《热血忠魂》火爆。

　　梳理旧新闻可见，虽然影片在武汉并未创下放映纪录，但全国各地对该片的热情却依然很高。1938年9月6日，影片在香港平安影院放映。10月8日，西北抗战剧团在青海西宁湟中舞台放映该片，同月在西安阿房宫公映。1939年2月，影片在上海新世界连续放映4天后，应市民要求，又在公共体育场连映2天。1940年，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在陕北榆林放映该片，观众达万余人。同年7月，影片在云南昆明南屏剧院放映。1941年4月，谢晋元夫人去世后，重庆唯一大戏院连续放映四场该片以示悼念。同年11月，电影放映第六队受邀在西安欧美同学会大礼堂放映该片。

　　影片《八百壮士》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发挥了鼓舞人民抗战的教育作用。该片还在纽约、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法国、瑞士的反侵略者大会上放映，反响也极为强烈。1939年初，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会同中国电影制片厂将《八百壮士》影片译成法文，在法国各地影院上映。1944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印度分会为宣扬祖国抗战精神，于“七七”抗战纪念日在印度加尔各答放映该片。

　　作家郁达夫看过《八百壮士》后，于1940年10月5日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上刊文向华人推荐《八百壮士》。郁达夫高度评价了电影《八百壮士》的价值，他说：“这影片的价值，是不可以和好莱坞或英德诸制片厂，在和平空气里所创制出来的诸种幻想的战事影片来相提并论的。因为一方面的作品，是技巧的搬弄和科学的运用；而另一方面的作品，却是事实的再现和血泪的结晶。”他还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谢晋元团长的如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八百壮士们的拼死的决心，我们在这里更可以看到女童子军杨惠敏女士冒水火去献旗的英姿，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到欧美各国的新闻记者和守军们对我们诸壮士的关心与同情。”郁达夫号召广大华人在抗战中，要“以八百壮士的孤军苦斗，来作我们的模范。我所以敢推荐这一个影片，希望我黄帝的子孙，都能一看此片，而来尽他们或他们对国家民族所应尽的责任。”

　　不过，也有人从影片制作技巧上指出该片存在的瑕疵。1941年2月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上，刊登了著名作家白薇的观后感，“看了《八百壮士》，感到很大的缺憾是：故事不大够紧凑地连接，几处应有的高潮，都没有把它强调起来，使它更紧张而感人。一贯是新闻式的纪录，一个个的镜头，平淡淡一连串过去了。”

　　尽管影片《八百壮士》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终归是瑕不掩瑜。在全民抗战时期，该片不仅生动直观地塑造了八百壮士的英雄群像，而且着力表现了上海各界人士积极支援抗战的动人场面，鲜明地突出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1996年，电影《八百壮士》荣获“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新进杯奖。

　　电影《八百壮士》是应云卫由上海回到内陆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唯一一部反映正面抗战的电影。该片也是陈波儿的最后一部作品。影片拍摄结束后，阳翰笙与应云卫即赴重庆大后方，继续以影视作品鼓舞民众士气、支援全民抗战。袁牧之与陈波儿则离开国统区，前往延安。在延安，袁牧之与陈波儿主要从事摄影工作，为抗战时期延安军民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影像资料。

　　来源：石绍庆/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