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他乡异客

身在他乡为异客，中国艺术家刘小东因突然爆发的疫情滞留在美国纽约长达数月，绘画成为了他消磨时间的最佳方式。在这不曾预料到的漫长“假日”里，他得以从日常忙碌中、从制造惶恐的即时信息轰炸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思索着眼下困境的“无”意义。近日，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于线上展厅为刘小东近来新作举办了名为《纽约之春》（Spring in New York）的展览。

>“我家门前”（At my Doorstep），纸本水彩，2020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在时评《新冠病毒所 致的歇 斯底 里中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一文里曾“偷偷地遐想身处于”疫情下空荡的中国都市里。不料紧随其后，疫情于美国更大规模地爆发，多个地区发布“就地避难”（shelter- in- place）的紧急指令。人们仅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必要的活动。以往熙熙攘攘的城市变得静谧，如同废弃的鬼城，商铺纷纷关闭，道路亦不再拥堵而只有零星的路人及车辆——仿佛是后末世（post- apocalyptic）电影中的场景。齐泽克将此般情境称作“怡然自在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刘小东的画作正是对此图景的写生。他漫步于有限的生活半径内，随时拿起手机拍下细节，握着画笔快速地打着草稿。而蜗居于住所中时，刘小东则专注于完成细节描绘，画面风格依旧平静且生动。与以往的大尺幅作品不同，这些小幅水彩画、照片画犹如一张张快照轻松自在，犹似在以优雅、不声张的语调将艺术家所经历的故事娓娓道来。

> “儿童公园”（Children’s Park），纸本水彩，2020

>“帝国大厦：红色警报” （Empire State Building – Red Alert ）纸本水彩，2020

必然会有激进的批评者利用这些清新明亮的纽约街景将刘小东置于如下的伦理困局内：绘画者仿佛是置身事外、安全的，他的艺术没有直接表现慌张和恐惧，这是否是在美化或者犬儒地合法化人们正在遭受的苦难及暴力呢？对于此问题的断言必将制造出更多的悖论。批评者不如将观察转向画作本身，通过其中某些核心存在——人物及他们彼此间的距离窥见艺术家真诚的现实关切。刘小东的现实主义是将人物作为主体，背景则是主体生存的真实情境。

本次展出一些“风景”里的确没有人的形象，但主体仍是以缺席状态存在着的，此种缺席恰恰是现实中的禁令所致。而那些绘有人物的画作，画面内人物的数量稀少且保持着固定的“社交距离”。不过，此类情况到了6月份的创作中随即改变。“黑人的生命很重要”(BLM) 抗议运动使得美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占领城市，毫不客气地对执政当局、警权表达改变及平等的诉求。刘小东写生中的人物开始变得多而密集。街头抗议被艺术家记录了下来，同时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还描绘了不同肤色种族的人们共同享受绿地上休闲时光的场景，此情此景令人联想起马奈的画作《草地上的午餐》。在同期的日记里，刘小东表露了对于时势抱有的同情，但也保留着对“政治正确”的独立判断及反思。

>图左：“中国城的警察”（Chinatown Police），激光冲印丙烯画，2020

>图右：“花开”（Liu Wa and Yu Hong Under Flowering Trees），纸本水彩，2020

艺术家即刻地进行着对于某一瞬间景象的再现，这像极了法庭画师的工作方式。此行为的效果用一个具有司法属性的词而言便是“见证”。画作成为对过去表象的记录，确证着绘画者“我曾在此地”的声明。而当观众步入“线上”展厅，在Instagram（疫情期间，刘小东注册了Instagram账号并乐于在上面分享生活及创作）上滑动浏览着一幅幅画作的时候，前述的见证者自我指称便不够充分了。见证者被推上了作证席，化身为相对于所有行动当事人的第三方。此刻，其所有叙述都将被合理地怀疑。“请相信我”——刘小东的日记或许可以被用作排除怀疑的利器。日记的内容琐碎却饶有生活趣味，其中当然不乏忧思、乡愁以及关乎当下的彷徨踟蹰。图像与文字的互文、相互指认形成了叙述的闭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予采信呢？

>“站后”（The Back of the Line），激光冲印丙烯画，2020

刘小东见证了美国两段交错的例外状态：疫情及骚乱。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其《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中说道：“像梦一样，城市也由欲望和恐惧造成。”纽约，这座资本主义的中心城市构成了故事本身的活性 成分，而非静止的背景幕布；它亦未吝啬向这位 来自东方的艺术家展现其嬗变的面貌。刘小东画出的“可见的纽约”好似误闯入梦境的他者见闻，其内包含着强烈的现代性体验——不确定性（欲望和恐惧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矛盾性（自觉欲望和潜意识冲动之间明显的矛盾）。当然，还有超越了此种体验的部分——疾病及暴乱的蔓延洗劫着城市，给既存秩序造成猛烈、难以修复的冲击。

>“不飞的麻雀”（The Sparrow who does not fly），纸本水彩，2020

被宏大叙事架构起的历史眼光或许很难被破除，对刘小东以往创作的阐释造就了此种惯性。展览介绍依然将艺术家的实践定义为对“所处时代剧烈的变迁而发声”，创作则被视为对“历史性时刻”的见证。此种“图像- 记忆-历史”生产模式于当下“后疫情时代”里重新登场，个体经历被强行纳入大历史事件背景之下并被要求与其他“见证者”互相对质。然而，艺术表达真的可以被如此简单化、工具化吗？

>“查尔斯大道”（Charles Street ），纸本水彩，2020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言：“如果你把一个文本看成是文化生产机制的产品，你就不可能 发现它的启迪价值，因为你 获得的是理解而不是希望，获得的是知识而没有完成自我改造。”这些 纽 约春天里的小幅写生不应被独断地视作历史档案或是新闻报道，即便它们具备此种潜力。个体叙述所建构的并不是真实世界的绝对镜像，画作和日记交织书写的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身为公共领域内部的小说读者，我们亦应当带着某种“异乡异客”式的视野悬置起不信任及怀疑，将“何处是吾乡”的命题转换为“何处觅他乡”。我们应不再苛求“政治正确”，从而避免落入宏大 历史叙述的窠臼、避免从某种附庸于政治的立场空洞地谈论刘小东的最新创作。唯有如此，那些生动画作独有的浪漫和美才能被感知，“启迪价值”方可被 释放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