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两次罢相始末：变法为什么没取得成功？

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被称为“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罢相。 说起来，这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了。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官迷，他生活简朴，在物质方面无欲无求。 苏洵曾经这样描述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但王安石却是一个要做大事的人，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为了实现自己济世治天下的抱负，王安石就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入仕。 王安石自小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属文动笔如飞，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

入仕后的王安石表现得很冷静。他知道，光有理想、光有热情、光有书本知识还不行，必须实践，积累经验。所以，在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他放弃京试入馆阁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

到了地方任上，王安石关心民生，鼓励发展，思索和探究富国强兵之路，以地方作为自己变法的试验田。 事实证明，王安石是一个能干实事的人。他在所任职的地方，政绩斐然。 实验成功，王安石当然不甘停留于地方的小打小闹。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期间，他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很遗憾，王安石的主张未能引起宋仁宗的重视。

于是，王安石继续在地方官任上打磨，不求高官厚禄，拒绝了朝廷委任的馆阁之职。 王安石的高姿态也为自己赢来了更高的声誉，朝廷多次以要位、高位相授。宋仁宗死后，宋英宗继位。宋英宗倾慕王安石的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王安石却全都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个时候，国家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扩大。 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

俗话说，国难思良相，家贫想贤妻。 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巨大经济危机，宋神宗郑重起用人皆称赞为“匡世大材”的王安石，并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 王安石也深感“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以大无畏的担当精神，锐行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深刻改革，改革措施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对于这场变法，王安石的动机是良好的，决心也很大，变法过程中 会遇上的阻碍和责难，他也完全预料到了，放言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还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自信是好事，但盲目的自信就不好了。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 知府韩维将之上报朝廷。宋神宗忧心忡。王安石却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不要轻信传闻，就算不是传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试想，士大夫阶层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宋神宗错愕万分。

王安石无视民意民情，事件就越闹越大。一千多名东明县农民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示威游行。监安上门(吏)郑侠，曾得到过王安石的奖掖提拔，目睹新法给人民带来的弊害，仗义执言，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 民怨鼎沸，宋神宗坐立不安。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其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罢相后的王安石为了继续推行新法，就推荐了新法的拥护者吕惠卿和韩绛在朝中任要职。吕惠卿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掌权后，担心王安石会回朝威胁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就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 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竭力帮助王安石回朝。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吕惠卿被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的儿子王蚞对吕惠卿加害父亲之事耿耿于怀，要继续追究吕惠卿。 吕惠卿与王安石深交多年，存留有很多王安石写给他的书信，就别有用心地把其中的几封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图谋不轨。这几封信内有“无令上知此一帖”“无使上知”之句，“上”就是指皇上，意思是不要让皇上知道此信中的内容。至此，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之间顿生嫌隙，再也无法愉快相处。王安石也觉得新法难于继续推行下去，更兼儿子王蚞病故，遂托病请求离职。

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宋神宗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职。 王安石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按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成功，则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但是，王安石的多项改革，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因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黄仁宇是这样说的:“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也就是说，一场改革的成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王安石有着高度的智慧、高尚的情操、殚精竭虑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但他那超前的设计终究在残酷的现实跟前被撞得支离破碎。 王安石最为得意的改革之法是“青苗法”。

王安石在担任鄞县(浙江省宁波市)县令期间曾实施过此法，收到过良好效果。 的确，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项善政，主要是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期的吃饭问题。此前，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都选择在这个时期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很高，属于高利贷。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也属于“抵押贷款”。贷款有风险，一旦遇上洪涝灾害，田里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田卖地。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就是要济贫困、抑兼并、促生产。他的做法是由国家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从理论上说，这一举措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谓利国利民。 王安石也因此沾自喜地对宋神宗说: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可是，小庙的菩萨好做，大庙的和尚难当。鄞县试点是成功的，在全国推行时却完全走了样。

首先，各地方官员为了出政绩，把自愿贷款演变成了官府强制摊派，不管民众需要不需要，必须借贷，说这是“奉旨贷款”。 其次，各级官员把国家的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层层加码，致使有些地方利息远高于原先设定的十几倍! 再次，地方官吏雁过拔毛，借此机会向借贷民众伸手要钱。原先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

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胥吏衙役卡拿盘剥的关卡。而最最让人叫苦连天的是，官府的逼债手段比民间放高利贷的狠多了，农民因还不上贷，被逼迫得“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辞官在家的王安石听说包括“青苗法”在内的新法一项项被废，默然无语。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大感意外，他说:免役法的创立，我和神宗皇帝探讨研究了长达两年时间，实在是想不出它有什么缺陷了啊。“免役法”的初衷是想解除人民差役的一些弊端。 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是人民在赋税之外还要承担的一项义务体力劳动。

这些劳动包括保管公物、督收赋税、追捕盗贼、传递命令、修桥铺路，等等。由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所以人们在服役时就有不公平待遇。而且，由于劳役太多，也影响农民的耕种。王安石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以后无须服役，只要交“免役钱”给政府，由政府出面雇人服役就行。

王安石认为，这么一来，农民只要肯出钱，就不会耽误农时劳作了。而且，大家都出同样的钱，也公平公正。最主要的是，交了钱，可以让忙不过来的人专心忙更重要的事，而又给社会闲散人员提供了卖力气糊口的机会，好处多。

可就是这样一条新政，最终也被废除了。王安石怆然长叹，一个月后，郁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