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来客还是本土文明？“三星堆不是华夏文明”之商榷

在网络上，笔者不时会看到“三星堆不是华夏文明”的说法。具体来看，持有这些说法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说法称三星堆文明是古埃及文明迁徙过来的，故不能称华夏文明；另一种说法则称三星堆是西南蛮夷文明，故也不能称为华夏文明。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华夏文明”的定义说起。

（一）华夏文明的两种定义

学术界对“华夏文明”的定义通常采用两种角度。第一种是广义的角度，即以现代中国版图为依据，把华夏文明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的代称。从这个角度来说，凡地处今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文明自然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说三星堆文明属于华夏文明没有任何问题。

三星堆青铜神坛

另一种是狭义的角度，即以古代文献为依据，仅把与三代的夏有关联的文明称为华夏文明。按照这种角度来说，以殷人源出东夷这种观点而论，则殷商文化就将被排除出华夏文明的范畴。那么，采用这种视角，三星堆文明是否判定为华夏文明吗？其实这也没有问题，但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太复杂了。

大家一定了解，目前学术界大量学者是把二里头视为夏都的，而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这两个考古文化都有铜牌饰，都有形制相近的陶盉、高柄豆、玉璋等器物。因此，北京大学的孙华、湖南大学的向桃初、中国社科院的杜金鹏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二里头文化毁灭之后，夏人后裔进入古代蜀地与本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星堆属于华夏文明看起来也没有问题。

三星堆和二里头的玉璋比较

（二）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纠缠

以二里头为夏都说来推测三星堆的夏文化身份看起来逻辑是合理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其实还存在不少问题。因为这个观点的前提，即“二里头为夏都”的观点本身存在缺陷。因此，要说明三星堆文化的夏文化身份问题，我们不能不先说二里头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得出二里头为夏都观点的主要依据有两条：第一，二里头文化早于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文化；以夏、商相继而推之，故二里头应为夏文化。第二，《逸周书·度邑》称伊洛地区为“有夏之居”。

《山海经传》南宋刻本影印

首先，我们来看这里提到的第二条文献依据。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南阳郡、颍川郡均属夏人之居。而根据蒙文通先生对《山海经·中山经》的分析，结果表明《山海经》所称的“中”包括古豫州西部、古荆州西部及南部、整个梁州。[1]显然，《逸周书》和《史记》的记载与《山海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单纯根据《度邑》的记载，是无法把伊洛地区的“有夏之居”读为“有夏之都”的。同时，蒙文通进一步对《海内经》、《大荒经》诸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山海经》总体上是以成都平原为“天地之中”，也就是《海内经》所说的“都广之野”。“都广”也见于《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而《后汉书》记为“广都”，为蜀郡之地。《华阳国志》称广都、成都、新都为蜀之三都，故杨慎乃指出，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

其次，再来看二里头夏都说的第一条依据。这条依据是立足于《史记》给出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其实，这一条证据也经不起考验。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依据《史记》体系拟出来的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2]而社科院考古所出版的《二里头》考古报告表明，二里头文化结束于公元前1530年，[3]二者的年代并不能吻合。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二里头是跨夏商二代的遗址；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文化是延续的，不能分割，仍主张把二里头一到四期全部视为夏文化，但这种观点又无法解决《二里头》考古报告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结论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按照《史记》体系来说，二里头文化看起来是符合人们对夏代的历史想象的，但具体研究时却又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因此，据二里头夏都说来推测三星堆的夏文化身份显然就缺乏说服力。那么，三星堆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三）三星堆为夏文明的概括性论证

近年出土的文献材料为我们解决三星堆的身份问题提供了机会。

清华简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学界称之为“清华简”。清华简《楚居》记载，季连娶盘庚之子为妻，生下了二个儿子。同时，季连之孙穴熊又生了丽季，也就是传世文献中的熊丽。这条文献记载的世系尽管与《史记·楚世家》存在冲突，但却与司马迁写作《楚世家》时所依据的史源材料《帝系》（收于《大戴礼记》）相吻合。[4]同时，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有“皋陶遇武丁”的记载，[5]而按照《史记》体系的记载，皋陶和季连原本与大禹生活的时代相当，这样，郭店简《穷达以时》的记载再次与清华简《楚居》形成了对应，证明战国时代的人们确实认为皋陶、季连、大禹与武丁是大致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换句话说，在战国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夏与商应存在并行时期。

左传（局部）

同时，三星堆附近的竹瓦街窖藏出土了含“牧正”铭文的青铜觯，[6]而《左传》哀公元年有少康为有仍氏牧正的说法，把《楚居》、《穷达以时》和竹瓦街“牧正”青铜觯进行年代系联，结果可以发现这条时间轴线与夏代历史非常吻合。同时，我们知道《国语》又有夏人以颛顼为祖，以大禹为宗的说法，而《吕氏春秋》有颛顼生于若水（今四川雅砻江）的记载，汉初以来的大量文献又有“大禹出西羌”的说法，这也把夏人的生活空间指向了四川地区。

牧正父己青铜觯（四川博物馆藏）

我们已经知道，三星堆青铜文化是毁灭于殷墟时期的考古文化。以“夏商并行”而论，可以发现，把三星堆视为华夏文明在逻辑上是非常顺畅的。笔者已经发布的《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这篇文章对“夏商并行”的年代框架做了大致勾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四）结语

关于三星堆文化为夏文明的观点，笔者已经发表多篇文章进行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笔者已经发布的文章。总之，笔者认为，三星堆文明属于华夏文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成立的。

最后，我们顺便说一下三星堆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关系问题。根据段渝、范勇[7]等学者的观点，三星堆文化确实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等近东文明存在交流关系，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这种文化交流关系更多是建立在早期商业贸易基础上的，并不宜理解为文明迁徙现象。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曾做《埃及法老墓出土中国丝绸！从三星堆文化看先秦时代的丝绸之路》一文进行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
此外，网络上也存在称包括三星堆文明在内的整个中华文明都是古埃及文明迁移过来的说法。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中国青铜时代使用了一种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殊矿料，并认为这种特殊铅矿料来自于埃及。其实，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公开发布的信息表明，这个特殊铅矿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就在河南的南阳盆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曾发布《科技考古：三星堆、殷墟特殊铅来源之谜或解，学术界再迎新挑战》一文进行介绍和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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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8-1236页。

[4]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 徐在国：《释“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

[6] 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7] 段渝：《古代巴蜀的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成都文物》2001年第3期。范勇著：《解谜三星堆 开启中华文明之门》，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