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长沙保卫战》
2015年抗战剧《长沙保卫战》热播,薛岳被捧为“抗日战神”。但很快被学界“打脸”,特别是剧中演绎的三次长沙保卫战,更被某些人斥为“神剧”。
如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有某知名大号指日方战史(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长沙作战》)中,并不存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作战目标并非占领长沙,而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冈村宁次也在战后总结教训时强调:“(重庆军已)决心放弃长沙。但我军对之攻而不取,回师原防,敌则立即宣传业已反攻夺回长沙……”。
某大号文章截图
而第9战区关于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报,毙伤敌三万人,国军伤亡四万余人;争议颇大。据赵子立(时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光伦(时任滇军第60军第183师营长)《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记载:日军未至长沙而退,“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
至于“天炉战法”,实际制订者也不是薛岳。那么三次长沙会战到底是不是“神剧”?
笔者将依据两岸及日本官方最权威的史料,再加上“蒋介石文胆”秦孝仪和会战亲历者陈寿恒将军的文献佐证。讲述最真实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以纪念抗日英烈。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薛岳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王陵基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麟征致蒋介石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8年版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1940年出版
秦孝仪等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蒋介石致薛岳陈诚手令》)时间注1939年4月15,8月27日
蒋玮国等著:《抗日御侮》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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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
二.日本设立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企图打破僵局
1939年1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政府认为英美法更无力顾及在华利益,决定借机彻底解决“中国事变”。首相阿部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帝国不介入欧战,一意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为加速对华侵略的步伐,统一在华的政略,战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新成立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以指挥全部侵华海陆空三军。
1939年9月12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司令由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担任,参谋长由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担任。9月23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命令,规定华北方面军、驻武汉的第11军、驻京沪的第13军、驻广州的第21军统归中国派遣军指挥。
大本营授予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应尽力摧毁敌继续作战之企图,并迅速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之战备(指苏联)。”
依据此制订了7项具体任务:(1)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指绥远德王伪蒙势力)、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域之安定,尤应首先恢复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各地域,以及上海、南京域之治安。(2)确保自岳州起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域大致应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3)占据广州附近、汕头附近以及海南岛北部要域,切断敌之南方补给路线,广州附近之作战域大致应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以及自三水起至西江下游之间。(4)超越上述各项地域作战,须待另行命令。(5)应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压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防止敌空军之再建。(6)上述各项作战,关于在海岸、水域之作战以及航空进攻作战应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密切协作。(7)为了促进抗日势力之衰亡,应加强有效的谋略压力。
上述各项任务从1939年10月1日零时开始执行。尽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名义上统辖关东军以外的全部驻华日军,然而大本营的命令又规定,华北方面军、第21军只在作战和政务大纲方面归派遣军总司令掌握,其他方面有自主权。而第13军又主要负责京沪地区的治安,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中实际只有驻武汉的第11军是打击中国抗日力量的野战部队。这也预示着未来正面战场的战斗将主要集中在武汉附近地区,第11军将成为国军的劲敌。
在变更指挥系统的同时,日军对其在华部队的编制也作了调整,除武汉及华南地区外,逐步以用以警备的新制师团(由3个步兵联队和骑兵、炮兵、工兵、重兵各1个联队组成,相当于乙种师团编制)和独立混成旅团取代主要用于野战的旧制师团(由两旅团四联队组成)。旧制师团调回国休整,以为将来的南进或北进作战之用。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表明日军想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加速解决“中国事变”。但总体战略仍以 “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军事上以确保占领地的安全为主,同时相机消灭中国主力部队;这也显露出侵华日军经过中国战场两年多的战争,已疲态尽显。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国民政府方面曾“一时为之震动”。该部建立后不久,就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
大汉奸-汪精卫
三.日军第11军作战目标:消灭第9战区主力,攻取长沙及经济资源掠夺
早在1939年9月初,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就已制订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目标是消灭中国第9战区主力部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就立即作为“湘赣作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
另外“湘赣作战”的军事目的还有多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为汪精卫叛国集团撑腰打气,在华中地区树立所谓“(汪伪)中央政权的气势”,以促进亲日伪政权的尽早建立;其次在经济资源上,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美誉,湖南是战时国军粮食、物资和兵员供应地,日军占领此地区既可扩大经济掠夺,满足“以战养战”,又可切断国军部队的补给线。当然,日军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军事方面;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粤汉铁路之要冲,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占领长沙,将给国军抗战予重大打击。可见攻取长沙仍是第11军最重要的作战目标之一,不过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以歼灭第9战区主力为目标,并不攻取长沙。
时任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
四.国军战略判断错误,日军不攻取长沙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重要党政军机关及工厂的西迁,大多是经长沙而完成的,不少军政机关还曾在长沙办公。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成了正面战场上与敌军对峙的最重要城市,成为拱卫西南诸省的门户,战略地位益显突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派驻了大量部队,负责该区防务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武汉会战后就已改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军政事务由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负责)下辖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其兵力高居当时中国各战区之首。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成立,冈村宁次的第11军就将长沙附近地区作为首战目标;企图既歼灭国军野战主力,消除武汉周围的威胁,又炫耀中国派遣军的“战力”,压迫国民政府投降。此外,当时第9战区宣称即将发动“九月攻势”,日军遂决定先发制人,以抢先掌握战场主动权。
1939年9月1日,冈村宁次以“吕集作命第343号”下达给参战各师团,命令称“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可见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企图歼灭国军第9战区主力而不是占领长沙为主要目的。
日本王牌-第6师团(南京大屠杀罪魁)
为便于作战,冈村宁次于9月13日将第11军指挥所从武汉迁往咸宁。王牌第6师团及第33(乙种)、第103(乙种)、第106(乙种)等4个师团的全部及其他部队约10万人也集结完毕,准备在海空军配合下发动进攻。日军依预定作战区域将会战定名为“湘赣会战”,中方则称之为“长沙会战”(亦称“湘北会战”)。所以并不存在日军战史没有长沙会战的记载;只是记载不同。
中国第9战区负责湖南全省和湖北部分地区的作战,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战区最主要的任务是确保长沙,长沙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其北部的地势却是由湖滨冲击而成的,比较平坦,无险可守,可谓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并非电视剧《长沙保卫战》演绎的国军占据地理优势。
由于第一次长沙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及第9战区。认为日军作战意图是攻取长沙,这导致日军自始自终掌握会战主动权。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张治中
六.薛岳主政湖南,力主守长沙
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在湘部分官员认为长沙弃守势在必然,准备实行“焦土抗战”;结果,日军尚未开打便惊慌失措,竟满城放火,酿成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千年古城毁于一旦,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蒋介石盛怒之下,下令枪毙了负责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职;同时调派亲信薛岳赴湖南主持军政。
薛岳随即与参谋人员研究地形时,认为长沙以北无险只可作防守之助,若仅凭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根据无法阻挡日军;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为转兵之用,潜力颇大。
薛岳等决定使用“天炉战法”的后退决战办法,作为未来湘北会战的指导。其作战要领是日军来攻,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予敌以重大杀伤后转移至两侧山地,丘陵;继续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逐次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待敌人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使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敌人一举围歼。
蒋介石与赵子立将军
不过“天炉战法”确实不是薛岳创立,来源于赵子立等参谋在苏联军事顾问团武汉会战总结报告建议基础上提出。并在1938年11月底的第一次南岳会议上,由蒋介石首次介绍。不过第一次长沙会战,确实是薛岳等人首次使用,而不是电视剧中演绎第三次长沙会战。
“天炉战法”此后也成为第二,三,四次长沙会战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尽管长沙战略地位很重要,但因其地势所限,守之不易,故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该城的弃守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蒋介石早在1939年4月致电薛岳等人,指出一旦日军在湘北进攻“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应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则起而予其致命之反攻,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这等于是放弃长沙的打算。
但是4个月后(1939年8月),蒋又命令薛岳须固守长沙,指示“长沙核心工事,应即加强。先作一师兵力配备之阵地,并作固守二星期时间之准备,则长沙可永不失守,不可以兵力单薄则不能守也”。薛岳等人立足于战,制定了未来湘北作战的基本方针:“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与汨罗江线)时,我军应以幕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
1939年9月上旬,第9战区侦知日军在湘北等处集结兵力,估计敌人有进攻长沙的可能。下令以一部配置在赣北、鄂南阻止进犯之日军;主力于湘北方面,以逐次抵抗消耗日军,挫败其进攻。各部队一旦日军来攻,要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然后“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
第9战区参战各部队调整部署,加固工事,尤其注意对交通线的破坏,不仅要毁坏铁路、公路,就是乡间小路也动员民工挖窄,“稻田全犁翻放水”;这大大限制了日军机械化兵团的优势和重武器的威力。从双方的战前部署看,是针锋相对,都是要消灭对方主力,决战地点也均选在长沙以北地区;只是日方期望能速战速决,而国军则计划在决战前尽可能多的消耗敌人,只有在敌人消耗很大的情况下再进行决战。
蒋介石与爱妻宋美龄(很多事蒋依赖宋)
战争已迫在眉睫,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却在长沙的弃与守问题上的争论仍未结束;薛岳等前线将领主张守,而白崇禧等高级幕僚人员倾向弃。战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甚至到株洲,要求薛岳弃守长沙以北地区,把部队后撤至醴陵、衡山、湘潭一线。薛岳力陈守长沙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坚持己见,并以“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立誓;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为尽早结束争论,薛岳于1939年9月15日深夜向宋美龄电话报告,“声泪俱下”地陈述理由,并说:“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以死报效蒋委员长”。保卫长沙的意见终于得到蒋介石等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纳。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关麟征(绰号关铁拳)
七.关麟征集团威震新墙河,史恩华营五百壮士千古流芳
反观日军第11军方面,则行动迅速。早在1939年9月14日,驻赣西奉新附近的日军第106师团与第101师团一部就首先向会埠中国第184师阵地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整个会战过程中,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其主力置于湘北主战场,而赣西、鄂南均为策应性进攻。
9月18日,日军集中了王牌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共约5万人;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国军第52军张耀明部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守卫湘北的为中央军关麟征将军第15集团军,其第52军是台儿庄大捷的英雄部队。中央军官兵坚持逐次抵抗、消耗敌人的方针,打得英勇顽强。在会战最初几天,双方的战斗异常血腥,不少阵地几经肉搏易手,“失而复得者数次”。
抗日英烈-史恩华
其中草鞋岭战斗最为血腥,中央军战至仅剩一名新兵;仍洒尽最后一滴血。特别是覃异之将军第195师(隶属第52军)第3营五百壮士,在营长史恩华(湖北仙桃市沔阳县人)率领下;血战三天,全部壮烈殉国。战至22日,第52军因伤亡太重,被迫撤退到河南岸;新墙河以北的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
9月23日晨,日军王牌第6师团5000多人在80余门重炮的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国军乘敌人行至河中央时,轻重火器齐发;日军死伤无数,还击毙联队长山村治雄。日军先后8次渡河,均被击退;为减少伤亡,竟施放大量毒气弹,并调集重炮,飞机狂轰滥炸“乃以气球升空俯瞰,导重炮远击,毒气烟幕弥漫如云出岫,飞机13(架)游弋掷弹,步兵五六千乘时强渡,我军浴血杀敌,浮尸满河,水流遽塞”。国军官兵毒毙甚多,日军主力成功渡过新墙河。
日军在正面渡河作战的同时,又以上村支队一部在海军支援下,从洞庭湖东岸登陆,准备拦腰截断新墙河一线的国军部队;9月23日晨,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罗奇第95师(原马鸿逵“安宁军”改编)戒备不严,加之日军事先施放了烟雾,直到敌人上岸,才仓促应战。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国军阵地,并施放大量毒气弹。由于洞庭湖岸多为沼泽地带,日军重武器难以使用,日军便动用飞机狂轰滥炸,为地面部队开路。“营田为之炸为焦土,营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国军虽数次增派援兵,终因敌方火力太猛,“伤亡太大,营田遂失守”。
国军新墙河防线的侧翼,因日军在营田等处登陆成功,而陷入日军南北夹击的危境,难以再守。23日当天,第9战区急电各部“于新墙、汨罗两河间地区予敌彻底打击,以减耗敌之战斗力”,“达成消耗目的后,转移预定地区,续求消耗,不求一地得失”。从24日开始,关麟征将军第15集团军主力便撤向汨罗江南岸的第二道防线。至此,国军构筑一年之久的新墙河防线完全被敌人突破。
浴血拼杀的国军官兵
八.蒋介石,薛岳决定与日军决战长沙,冈村宁次撤兵
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仍错误的判断日军作战目标在于攻占长沙。于1939年9月25日命令第9战区,湘北作战应“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袭敌侧后,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情况该战区主力应依次转移至株洲、浏阳、醴陵地区”。第9战区随即将兵力向长沙及其以东地区集中。
9月25日,26日两天,日军在大量飞机的掩护下,强渡汩罗江,攻击汩罗江南岸的国军第二道防线;但国军官兵誓死如归,浴血奋战;激战竟日,日军迭次受挫,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9月18日开始,双方在新墙河,汩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虽突破了国军两道防线,占领了湘北不少城镇;但未到达预定的决战区域前,其人员伤亡、物资消耗就很大,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被破坏,这大大影响了之后会战的进程。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时代周刊上的蒋介石)
汩罗江南岸的攻防战尚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认定日军必占长沙,决定不计长沙一城得失,要相机在其附近地区予敌重创,这扭转了整个战局。26日蒋电令第9战区:“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薛岳据此制订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将战区部队分为正面部队、伏击部队,分别负责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区和围歼敌人;具体作战指导方案:“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9月2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南迁衡阳,薛岳则带少数幕僚到株洲设立指挥部,战区各部队纷纷按指定位置重新集结,准备在长沙周围与敌人决战。27日下午,日军王牌第6师团先头部队约1000人南下进攻福临铺。覃异之将军第195师已在长沙以北筑起新的防线,选择背山面水的有利地形,埋伏重兵,同时派小股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引诱日军追赶。日军上当进入伏击圈。国军火力全开,打了敌措手不及,当场毙命者达500余人。这是日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在全面侵华以来遭到的第三次挫败(武汉会战黄梅广济,随枣会战)。
日军立即派兵增援,双方又在福临铺一带展开拉锯战。日军为迅速突破防线,集中重炮狂轰国军阵地,并倾全力攻击国军战线一点。日军在激烈混战后占领福临铺,第195师按计划向南撤至上杉市布防。9月30日,第6师团从福临铺向上杉市进攻,再遭到伏击,伤亡700余人。30日,日军一部攻破国军捞刀河防线,直扑仅距长沙以北30公里的永安市,在与国军张汉初第25师激战后,占领该市。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以来,所达的最远点;也是整个会战中距离长沙最近的一次。同一天,日军奈良支队已沿汨罗江东侵,攻占了平江,并和自鄂南而下、从东北方向威逼长沙的第33师团主力会合于三眼桥。
至此,日军的三条战线中已有两条汇合起来,进军的直线距离达130公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为其侵占。但作战过程中,不断遭到国军的顽强阻击、伏击,已耗时近半月,战力损失颇重。而且国军主力尚存,并采取较为灵活的战术,既不轻易放弃阵地,又不固执死守,且战且退;层层消耗,伏击日军。
日军战前所订“以期在最短时间捕捉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目标,在时限上和地域上,都已化为泡影。同时,日军又侦知大量国军主力正在向长沙集结,有围歼日军的企图。而赣南、鄂北策应湘北战场的另两路日军,也受到国军的不断阻击。冈村宁次意识到危险,决定停止攻击;撤回原驻防地。
1939年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筹划退却。当天,侵占永安市的日军退回捞刀河北岸。双方进退态势开始转换,会战进入国军反攻追击阶段。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薛岳
九.国军全线反攻,覃异之将军扬威湘北
就在日军退却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第6战区的防卫区域一划为二:以湘江为界,湘江以东归第9战区,薛岳为司令长官;湘江以西归第6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正式成为战区司令长官,但因会战的几个战场均在湘江以东,故这次战区的重新划分对战斗结果没有什么影响。
1939年10月2日,与敌人交战多日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将军发现了日军战术的变化,成功判定出日军退却后,他命令所辖各部改变与敌人在长沙附近决战的配置;转为追击阵形,并确定以汨罗江南岸为第一步追击目标。当天下午,正从上杉市回撤的日军6000人遭覃异之将军第195师夹击,“死伤甚多,残部向福临铺溃窜”。
次日,第195师和第25师追击到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又向汨罗江北岸退却。汇合于平江以东地区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遇到川军杨森将军第27集团军的打击,敌不敢恋战,分路回撤。奈良支队向南江桥一带退却,第33师团则经长乐街退回原阵地。10月4日,第15集团军各路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安定桥、新市、营田等地。
冈村宁次于10月5日下令全线撤退,命令还称国军已潜伏于汨罗江、修水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这一命令是由飞机空投的,但飞机被国军士兵击落,命令不仅未能传达;其命令也被国军获知。薛岳立即向各部队发出命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他要求已深入敌后的国军挺进部队破坏交通线(不是电视剧中的新四军),阻止日军退却计划的实施,追击部队要赶到敌人前面去,力行“超越追击”。
抗日悍将-覃异之
国军各部虽接到“超越追击”的命令,但害怕日军是佯退,会突然反攻;再加上前线各部已与敌军鏖战旬日,损耗很重,所以都未能突到日军前面,奋力歼敌;只是远远地尾随日军之后,收复失地,导致错失歼敌良机;因而日军的撤退进行得十分顺利。
1939年10月6日,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已分别退向新墙河、南江桥,国军部队才到达平江附近,速度最快的是覃异之将军第195师,其挺进部队也刚渡过汨罗江,主力仍在南岸,与日军隔着相当的距离。8日,日军全部渡过新墙河,重回北岸;覃异之将军第195师也抵达新墙河南岸,收复了鹿角、荣家湾、新墙、杨林街等重要据点,“并派一部渡新墙河搜索”。到10月10日,中日双方恢复战前状态,仍是隔新墙河对峙。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罗卓英
十.罗卓英,王耀武赣北告捷,遗憾未能围歼第106师团
在赣北方向,中日双方相持于靖安,奉新,高安一线。日军配备于该线的是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国军负责该区防务的是滇军第1集团军卢汉部、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由罗卓英将军统一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在1939年5月向第9战区指示未来赣北的作战方针为:“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诱敌深入而侧击之。”
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2000人,向会埠以北的国军第184师万保邦部进攻,守军经抵抗后即向会埠撤退;赣北方面的作战和整个第一次长沙会战也由此开始。赣北国军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判断日军在赣北的进攻主要目的是配合湘北主战场,“以欺骗我军,使我部队向该方面转移”。目的在于分散国军的兵力,相机消灭其当面的国军军队;且与湘北日军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第9战区主力。罗卓英决定“为掩护战区之作战右侧安全,准备攻击该敌之目的”,并对现有部队的配置作了调整。集中主力,发起高安争夺战和在会埠至甘坊攻势。
9月15日,日军第106师团又突破了第184师的防御阵地,一路转而向南,直奔战略要地高安。至18日,日军完全占领了高安附近的村前街、斜桥、祥符观,从三面包围了高安,并和已占领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滇军第60军(军长安恩溥)、第58军(军长孙渡)的围击。
孙、安两军为避免被歼厄运,奋力冲杀成功突围;退至宜丰、凌江口一线。日军围歼国军不成,便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高安。守高安的为晋军第139师李兆瑛部虽奋力抵抗,但不敌日军的猛攻,19日被迫退出高安。由于高安对双方都有很重要的战略作用,是必争之地;故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立即电令罗卓英,要以攻为守“予敌以重大打击,恢复高安”。第9战区早在战前就命令“高安万不可放弃”。
所以,赣北国军迅速组织反攻高安。第9战区将战区直辖头号主力王耀武将军第74军投入高安方面的战斗,该军是万家岭大捷的英雄之师,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都有优异表现,是国军仅有的六大苏械突击军之一,下辖第51,第57,第58师(著名三五师),战斗力最强。
王牌军-第74军
第74军到达指定位置后,王耀武将军即派李天霞将军第51师、陈式正将军第58师强攻高安附近的据点,以切断日军退路;与晋军第32军商震部联手将高安之敌反包围。1939年9月19日晚,国军发起进攻,第51师首先收复村前街。21日夜,第32军第139师乘夜色渡过锦江,驱赶石鼓岭等处之日军。
9月22日拂晓,国军向高安发起总攻击,由第32军第139师、第141师(师长唐永良)担任主攻。“高安城垣先为我军拆毁,故此际敌亦无法固守,经我某部反复冲锋,敌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我乃于21日辰时克复高安”。而后国军又分兵向北、向东追击撤退之敌,先后收复黄坡桥、祥符观、司公山等处,恢复了14日敌人进攻前的阵地。
高安激战之时,日军第106师团主力从奉新出动,经会埠西侵。9月23日在上富镇附近与滇军第183师权宏光部、湘军第15师汪之斌部发生战斗,凭借优势火力和毒气,打开了西行的通道。第106师团继续西行,攻占了横桥、甘坊,准备与从通城南下的第33师团协力围剿正在渣津、修水一带作战的川军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30军(总司令王陵基)。
英勇作战的国军官兵
国军为粉碎日军企图,消耗其战力,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反击。滇军183,第184师及湘军第15师分别从南、西和西北三面围攻甘坊。同时,国军另一部又攻克上富,成功切断了日军退路。27日,国军发动总攻,战况异常激烈,“在甘反复肉搏,不下数次”。日军被首尾截击,“处处受创”;不过日军顽强防守,一度保住甘坊不失,但其主力被牢牢牵制在甘坊附近。
被围在甘坊、横桥的日军第106师团不顾退路切断,全力向西突进;9月3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冲击国军包围圈的结合部,从滇军第183师的阵地冲开缺口(战后师长杨宏光受到处分)。10月3日。日军连续攻陷大街、石街。但此时,湘北日军已经开始反转,第106师团又受到湘军第15师等部的阻击,便迅速停止攻势,经沙窝里向武宁方向退败。
此时,国军虽形成对敌夹击之势,但是日军战力仍强,9月4日,国军组成奋勇队出甘坊追击北窜之敌,其中奋勇队30人“冲入厚田街之铁丝网,敌猛射,全部牺牲,敌旋施放毒气,我官兵中毒者颇多”。5日,薛岳命令罗卓英乘势全歼敌第106师团,以再创第二个万家岭大捷;蒋介石也急令王陵基:“积极攻击当面之敌,以行牵制而利全局。”
但同湘北的情况一样,敌军的后撤速度极快,国军只能跟在后面收复失地。10月12日,赣北日军分别撤回其在武宁、奉新、靖安的据点,赣北战火平息。
日军炮兵
十一. 湘北战场失利,湘鄂赣日军主动撤退
第一次长沙会战最后开战的是湘鄂赣边区。1939年9月21日,驻鄂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攻击第140师李棠部在米山等处的阵地,几天内即南下占领了麦市、龙门厂等战略要地。
日军的企图是从东边避开国军利用河流构筑的防线,同湘北日军夹击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9月底,第9战区决心歼灭由鄂南出发的敌军,以保证湘北方面的作战。29日,战区向川军第20军军长杨汉域、中央军第79军军长夏楚中(土木系)下令,要求将日军33师团阻击于嘉义以北;同时严令“如该两军作战不利,使敌窜过以西以南,影响湘北之决战时,唯夏杨两军长是问”。
两军遂在龙门厂周围地区全力阻击日军,战况异常血腥惨烈,双方伤亡均大。日军为达成战略目的,不避牺牲,全力南下;又南侵长寿街、嘉义等地。战至30日,日军第33师团与自平江前来接应的湘北日军奈良支队会合于三眼桥,攻势达到顶点。但因连日苦战,兵力损失严重,加上国军采取了灵活的外线作战方式;日军在湘北围歼国军第9战区主力计划破灭。平江附近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遂于10月2日开始撤退,分路逐次退往鄂南通城。
1939年10月10日,黔军第133师抵达麦市,与通城之敌形成对峙;鄂南方面的战事遂告结束。
长沙会战碑(长沙岳麓山)
十二.历史公论
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5日,国军第9战区部队与日军第11军在湘鄂赣三个战场上激战一个月。这次会战中,国军方面动用了24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日军第11军出动了4个师团,2个炮兵联队,另2个步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加上海空军,约10万余人。
国军官方战报称:中方伤亡失踪者有40293人;日方伤亡约在3万以上,各种损失均惨重。双方完全恢复了原有的对峙战线。(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该战果两岸史学界争议较大,不少研究者指薛岳等虚报战果。目前,中日两国就抗战(日方称中国史变)双方伤亡数字,普遍存在巨大差距,两国史学界争议也大。笔者认为不能单纯拿日方战史数据来打中方战史的脸;从整个会战进程分析,双方数据均存在问题,而造成问题原因是多方面。
当然薛岳等应存在虚报战果情况,但日方战报也明显缩水(有称伤亡数千人,笔者认为不可能少于1万);否则第11军10万重兵,又占有飞机,重炮,坦克战车及毒气弹绝对优势,怎么可能苦战一个月;既未能歼灭第9战区主力,又连长沙边也没挨到。而以此否认第一次长沙会战及薛岳将军功绩,实乃错误。
复盘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从主动进攻开始,到自动撤退结束;战场主动权基本被日方掌握。仅就局部而言,双方打了个平手。但是从中国抗战全局来看,却是中方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战前日军周密策划,出动精锐重兵,以消灭我第9战区野战主力的目的;结果并未成功,反而损兵折将,消耗不少,最后以撤退告终。
99岁时薛岳将军
虽然日军根本就未把攻占长沙作为战略目标,会战期间蒋介石也确曾放弃长沙。但如此重要的大城市未能攻克,是全面抗战以来少有。第一次长沙会战,也成为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以武力迫使日军恢复到战前原态势的战役。国军上下更视为敌人战斗力下降、士气不振,而备受鼓舞。冈村宁次战后的总结称:“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5页。)
相反,国军的战前准备较充分,战术成功,将士用命,湖南民众牺牲,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实为胜仗。尤其是长沙得以保全,打破了日军攻无不克的“神话”。会战结束之时,正值“双十国庆”,全国许多地方为此举行了祝捷大会“以川省之重庆,湘省之衡州,滇省之昆明,粤省之韶关,浙省之宁波,河北之恩施,广西之桂林,以及皖南、苏北各界……无不举行湘北胜利庆祝大会。参加民众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或飞电祝捷,或宣言讨汪,或举行提灯,或集合演戏”。蒋介石认为:“第一次长沙大捷,日军伤亡超过4万人,乃在国军大获胜利的情况下结束,这项捷报为民国二十八年双十节带来了光辉。”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为各战区准备1939年的冬季攻势,建立重大信心。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无愈于此。”他还下令给第9战区犒赏15万元,湖南省政府另出资2万,奖慰官兵。第9战区短时期内共收到各方捐款34万余元。各地还派出劳军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官兵。
质疑第一次长沙会战为“神话”;笔者认为是未能真正了解整个会战的进程及战略意义。薛岳虚报战果有错,但第一次长沙会战真有功。长沙死难的国军英烈更是民族脊梁。
下期讲述:桂南会战(含昆仑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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