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记者 张文艳
“物理学很难学。当我上中学时,许多同学考起物理来常吃一个鸡蛋。我比他们有办法,常用一根筷子吃两个鸡蛋。后来我考上了物理系,他们都很羡慕。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许多人都成了知名的教授,而我则依然故我。物理学研究的问题太根本了,而研究的范围也太广,从macroscopic(宏观的)到microscopic(微观的),真是太广了。要做出点成绩就得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来我国的物理学发展,就要靠你们了”。
陈国柱先生在《中国现代早期物理学家王普》一文中回忆,1956年9月的一天,山大物理系主任郭贻诚教授把王普先生请来给毕业班学生讲话,他幽默而又深情地讲了上述一番话。
1939年秋,留学归来,王普先生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1939年到1946年)当教授,并兼任北平临时大学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他又于1946年春重返山大,在多年的教学经历后,可谓桃李满天下。
王普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知道科学必须注重基本的研究,发现是不能用命令方式求得的。我们必须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学生们对他印象深刻,因为回忆文章非常多。
张礼先生在他的《怀念我的恩师、中国核物理学先驱之一——王普教授》一文中提到,1942年他在辅仁大学物理系学习时,对王先生的印象:“当时学校是天主教圣言会主办,系内有三位德国教授,中国教授只有王普先生一人。王先生主讲物理系第一门核心课程——普通物理学。课程是理科几个系学生合班,在辅仁的阶梯教室上课。一排15人,每个人有固定的座位,女生在前、男生在后,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教科书是英文的,作业也用英文。有一件事,当时学生议论纷纷——先生上课时一定穿着洁白的、熨得十分平整的实验服。学生们不能理解。王普先生生活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直到有一次王沂光先生提到,我才明白——先生在工作时一定要明确显示出自己的实验物理学家身份,这是他敬业的表现。这已经成了他工作作风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原中国海洋大学物理系教授于良也是王普先生的学生,他2010年在《迟发中子的突出贡献于大师风范——纪念恩师王普教授一文》中称,王普先生领导他们进行多种专业课程学习,并鼓励他们深入调研新成果,师生编译了不少论文,还印了文集,在扉页上,王普先生提出“轻车褴褛辟疆域,艰难创业共进军”的口号,“这甚至使我到现在一直保留着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探索的兴趣”。
除了课堂上的风范,王普先生还用科学家的严谨和耿直要求自己。1947年秋,美国国家标准局聘请王普从事辐射物理的研究工作。按照最初的聘约,他可带家眷同去。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去搞研究工作,带着家眷会造成困扰,因此遂单身赴美。
而身体力行,给学子以榜样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在辅仁大学任教授时,正值抗战时期,王普先生“在讲德文课时,就借解释文字或介绍外国知识之机,对德、日法西斯进行抨击”(《王普先生的生平与贡献》)。抗战胜利后,同盟国方面决定拆毁日本的回旋加速器,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使用。当时王普在报上发表《我国应令日本交出磁电谐绕机》一文,大声疾呼,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交涉,把日本所有三部回旋加速器交给中国,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他指出回旋加速器的重要性“实在飞机战舰制造之上”,“也不亚于重工业与纺纱设备”。这些见地是眼光远大、理直气壮的。然而,当时的政府官员忙着敛财,根本无视王普先生的疾呼,最终希望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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