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里的搞笑一幕，竟藏着大清衰亡的雷人原因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TVB的《鹿鼎记》里曾有搞笑的一幕：多隆误报韦小宝殉职，康熙在后宫为他发丧，几个把兄弟索额图多隆等人，知道小宝好赌，便给他烧大骰子，感谢小宝这个好兄弟讲义气。说到动容处，康熙听得也是眼泪一大把。然后感动无比的韦小宝现身，众人皆大欢喜……

这段剧情，每次说起来，都很佩服TVB编剧的脑洞，能想到如此令人捧腹的桥段，但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道具——大骰子，放在大清却是真的。对照一下清朝真实的赌风，会发现其背后有极强的现实映照。

甚至可以这么说，大清朝为什么会从“康乾盛世”急剧下滑，沦落到近代落后挨打的深渊？不夸张地说，正是清王朝自开国以来，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光顾给韦小宝抹眼泪的康熙大概想不到：这烈火中的大骰子，会把大清坑到什么地步？

一、“叉麻雀”：清朝创新研发的“国粹”

其实对照一下清朝真实的赌风，会发现《鹿鼎记》里对赌博的各种渲染描述，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

就以韦小宝的老家扬州来说，绝对算得上赌风昌盛。最简明直接的当然是掷骰子，押宝之类，另外还有樗蒲、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摇摊、掷状元筹、压宝压扠、敲诗、斗鹌鹑、斗鸡、斗蟋蟀、斗鹪鹩、花会、山票、诗票、铺票、白鸽票、女子花会等等, 林林总总各种赌法当真是让人咋舌。

连极其雅致的围棋也变成了赌博项目，在扬州瘦西湖的游船上，常有以围棋设赌的赌档。甚至当年连官位也可通过赌局定输赢：两个地方官曾听说某个候补小吏棋下的不错，便邀他下棋，言明下赢了进官署补缺，输了则要奉银一千两。最终该候补小吏侥幸胜了三子，棋局终了当即吐血一口，大概怕他有份当官，无命享受，当晚正式任命书就下来了。

可以说，清代的赌博既有继承传统的，也有从西方传入的，更有创新发展的。

民国时期被称为“国粹”的麻将，其实是清代才创新研发出来的赌博新方式，当时称为“叉麻雀”，最早于清朝中期成型，先流行于江浙一带，后来红遍南北，至晚清时盛极一时。而在文人雅士之间，又被称之为“看竹”，意思是“不可一日无此君”。而在当时真正的豪赌之局上，一局麻雀的输赢要五万金。

此外，清朝中期之后，大量从国外传入的“扑克、赛马、赛狗、打弹子和彩票”等赌博方式, 在沿海地区非常流行。扑克，是欧美叶子戏之总称,统一的外形特点是用纸做的，而类别玩法其实不计其数。

你看，大清学坚船利炮什么的不积极，学这些玩意当真应学尽学啊？

二、不拘一“牌”降人才？

至于参赌人员，那更是数量极大，绝不是一个韦小宝所能代表的。上至皇宫大内、高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妇孺老幼， 人人爱玩爱赌。

乾隆最爱掷骰子，他曾特地取了《列仙图》人物，绘出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另外一个众人皆知的麻将爱好者，是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她是经常召集“诸王福晋、格格, 凑一桌打麻雀也。”

上行下效，皇宫里头带头赌博，社会风气自然以此为乐。而那些后世颇为敬重的文士们，沾上赌习的也不在少数。如咸丰年间号称“一代文宗”的赵菁衫，嗜博成癖， “一日不博，若荷重负”，而且据说他技术非常好，极少输牌，导致别人都不愿意和他打牌。而那位写“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居然也很爱赌，他的牌技比较臭，输多赢少的他，牌桌上大概会疾呼：“不拘一牌降人才”了！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大量妇女也坐上牌桌消遣。而在清末的上海，竟然还开设了专供豪家闺秀赌博的场所──女总会，女总会是在夜间开张，女赌徒们日昏而聚，拂晓方散。

官吏们参与赌博更是一种常见现象。清中叶以后，所谓“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的民谚，非常明显的说明马吊等赌博项目,已经成为官员们在官场上厮混的必备工具和交际手段。

生活在康乾年间的学者龚炜，记录了一场官办书院里的聚众赌博案，他评论说“赌博之风”前所未有的兴盛，而这次学生聚众赌博，教官被革职处罚显然不够重，不足惩戒他人。他举例说，曾经有人自觉身受赌害，拿刀剁了自己左手的一根手指，看到的人都大惊失色，以为他定会痛改前非，哪想的到，他左手的伤还没好，右手又抓牌去赌了。因此龚炜评价官府应该处理得更加严苛，才能扭转风气，来消除赌博对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重刑也无法治愈的社会病

那么问题来了，庙堂和民间都赌成这样了？

清朝的统治者，当真是聋子瞎子，真的像鹿鼎记里的康熙那么不闻不问吗？

当然不是，“天下之恶，莫过于赌”。清王朝对赌博的打击，但从律法的制定来看，其实力度是很大的。入关之初，清律就明确了禁赌的规定。自康熙到雍正, 特别是雍正颁布了一系列上谕，形成了历史上最完整、全面和严厉的禁赌法规。乾隆则将赌博视为社会风俗的四大恶习之一，仍补充了部分规章，表明了禁赌的态度与决心。

我们可以简略看看一些禁赌法规：对于赌博之人枷号两个月, 鞭一百。而开设赌场聚赌抽头者, 初犯杖一百,徒三年; 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存留赌博之人, 初犯杖八十,徒二年, 再犯杖一百,徒三年。倘若是旗人，则处罚要加重，初犯就要充军，再犯则要绞监候。 而官员参赌，皆“革职枷责, 不准折赎，永不叙用。而对于制造及贩卖赌具的,为首的要发配充军……

清朝中前期的皇帝们，特别对八旗军队的关注度最高，生怕这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腐化堕落了，因此皇帝们发布的禁止旗人赌博的诏谕连篇累牍，而各地驻军也有具体措施来监督管理，基本方法是和地方上的保甲一样, 如有发现赌博，相关人员要一体连坐。

但在此严厉的禁赌条例下, 抓来抓去，这赌博之风却越演越烈，成了清王朝的一种无法治愈的社会病。

四、“嘉庆抓赌”：专案组组长竟是黑保护伞？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子就一条，那就是大清的腐败

清代的吏治败驰始于康熙朝，雍正朝虽极力纠偏但成效不大。乾隆朝之后, 已是积重难返之势。此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 执行过程中自然大打折扣。

有一个颇为讽刺的抓赌故事，晚晴时京城捕快抓了一群赌徒，男女80余人，其中多半为京官。捕快便问：你们是什么人？要知道平常民众罚20两银子就了事了。若是官员则按律重责，还要牵连监管的官员。别人都知道这番话什么意思，随便报个假名，交了罚款走人。偏偏其中有位不懂事的，自报真实姓名以及何处任职。捕快便对这个家伙说，你自己行为不检点，还想连累别人吗？于是给此人填上假名字，到了官衙，谁想此公竟站出来质问，为什么擅自改了他的名字？

这个故事，其实非常清楚表明官府当时“抓赌”，不过是个索贿的筹码而已。京城如此，其他各地更是草草了事。即使在赌禁最严的雍正朝,巡察御史宋筠就报告了他在山西查赌的情形。他在一户卖烧饼的魏姓之家, 见到有十余人聚赌，便问他们“赌博新例甚严, 为何不怕官。”答曰:“官离此数十里, 不得知道。”又问:“衙役稽查如何?”答曰: “送他几百文钱, 就可完事。”再问: “地方乡约士绅如何?”答云: “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不好意思。”

而到嘉庆年间，赌博之风已成燎原之势。御史韩鼎晋密奏嘉庆皇帝，说内城有人开赌场聚赌。接到密奏后，嘉庆帝大为恼火，赌场都开到皇宫附近了，当即成立专案组抓赌。很快案子被破获了，但却有人密告嘉庆帝抓赌中的蹊跷事，专案组的行动似乎总是被泄露，多次抓捕行动都抓不到大鱼，这分明是有保护伞啊？嘉庆帝让人继续严查，这一查大吃一惊：原来九门提督、负责查获此案的专案组组长禄康，竟然是幕后保护伞，而兵部尚书明亮在地下赌场里是大股东。

这次大规模的抓赌行动，嘉庆帝最终严惩两位高官，但就是皇帝亲自下重手抓赌，依旧没办法扭转官场风气，腐败已是大清王朝身上越长越大的毒瘤，而完全贯彻禁赌法令，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这场赌博潮还波及到接下来号称“风雅”的民国时代。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禁赌态度似乎是坚决的，并且从法律上予以禁止，其中也搞过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而蒋经国在赣南禁赌措施之严、力度之大，一时曾被传为佳话。

但是不得不说，南京国民政府在禁赌上往往是前院紧后院松，禁民不禁官。当时舆论曾指出:“官府严禁赌博，对人民雷厉风行，监禁者有之，罚办者有之，而官署深处，依然呼卢喝雉，此固人人所知，而亦人人所不敢过问者也。”

如今看来，赌博形成的泥潭，捆住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手脚，小小骰子背后，是多少警钟长鸣？

参考资料：赵英兰《民国恶劣风气：赌毒泛滥 嫖娼盛行》、潘洪钢《清代的赌博与禁赌》、杨彦林《晚清社会赌博现象刍议》、涂文学《泛滥成灾的民国赌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