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史记》
上面这段话选自司马迁的《史记.汲黯传》,司马迁对这位汉武帝重臣的评价中,有一个词相当显眼:游侠。
是啊,中国人似乎都有一种侠客情节,尤其是得益于金庸、古龙等作家,武侠文化几乎成为了中国特色文化的代表,何谓“侠”?“侠”似乎是一种独特的行事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准则,“侠”有着豁达的气质、坦荡的胸怀,惩恶扬善的正义感。但是,司马迁形容汲黯为“游侠”,恐怕很多人第一感觉还是有些不协调,为何呢?因为汲黯是大臣,而且是重臣!
是的,所谓的“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侠在江湖,而不在庙堂!“侠”应该是在民间,为百姓匡扶正义。对抗邪恶的官府,是“侠”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然,官也有好官,比如包拯、海瑞等,但他们绝不能说是“侠”。
“侠”是江湖人,和“官”应该是两路人
可司马迁为何会评价汲黯这么一个大臣为“侠”呢?在真实的历史上,“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脱离罗曼蒂克式的文艺,分析一下“侠”这个群体的特质:侠有着超过一般人的知识或者武艺、侠有着极高的社会人脉和威望,这说明侠在社会上属于水准较高的一批人;但是,怪异的是,侠在某种程度上又和主流社会脱节,他们既没有融入国家体制(当官),也没有稳定的经济产业,这导致他们的行事有着独特的潇洒与不羁。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什么样的时代会出现这么一类团体,还能给予他们舞台呢? 答案是:春秋战国。
春秋中期开始,中华大地渐渐发生极大的变化,由于农业革命(牛耕与铁制农器),生产力大大发展,这使得中华大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传统的奴隶贵族体制渐渐褪色,相当多的底层奴隶主,即“士”开始丧失了传统地位,一部分平民阶层通过工商业等崛起,这使得社会阶层变化剧烈。此外,各国直接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贵族博弈式的传统战争渐渐变得残酷,世界越来越动荡;但同时,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大一统政权还未出现。
这些没落的“士”丧失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但他们同时又有着很高的知识水准或武艺,于是他们形成一种独特的游民团体。而社会此时激烈动荡,各路势力都需要人才,这样他们又有了舞台。于是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这一种独特的“流士”团体,这其中有些人凭借着政治权谋,当了谋士;而还有一批人,则凭借着武艺闯荡江湖,加之底层一些豪杰之士,他们就变成了“游侠”!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法家崇尚中央集权,对于这种“流士”团体相当反感
不过,此时的“游侠”和大家印象中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些游侠并不是毫无羁绊的,他们很多是依附于团体的。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社会长期动荡,各国的政治团体为了在国内的政治倾轧和国际间的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大力拉拢人才,这些“游士”团体纷纷投入其麾下,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麾下就有相当多的门客。
动荡时期,一些失意团体往往便会兴起并在社会上产生强大影响力,比如日本幕末的中下层武士团体
尽管游侠对于社会和政坛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的气质和官员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官家为上”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 “侠客”们往往有着相当的自由性,他们轻爵禄、重私交,很多原始道德,诸如“复仇”、“义缘”、“盟誓”等在游侠群体身上残存地相当明显, “侠客”们往往快意恩仇,重义重诺,而不顾法律约束,而这,也是后世各类侠客小说中游侠气质的根源。
豫让、荆轲、聂政、专诸,战国四大刺客的行事风格有着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以及忠主的伦理色彩
不过,游侠也并不是流氓团体,除原始道德外,他们也有着自身更高一层的信条和信念,这一方面和他们的身份有关:很有“侠”本就是没落贵族,格局较高,自然会关心天下;此外也和当时多元化的思想有关,尤其是墨家,由于其主张“兼爱”,“非攻”,所以墨家子弟对于行侠仗义极为热衷,而儒家伦又理提倡血亲复仇,重恩义,这也影响了相当一批人。
在“墨子救宋”的故事中,墨子劝说楚王时表示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在宋国严阵以待,这极大震慑了楚王,这表示墨家集团里的侠客团体当时也是华夏社会的重要政治团体。
著名动画《秦时明月》中,反秦势力便是集合于墨家之下,虽然此动画偏离历史实在太远,但此方面对于“墨家”江湖地位的描述还是准确的
但是,游侠们这种富含浪漫色彩的理想和价值观,似乎与历史大潮有些偏离。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秦朝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权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不可忤逆的最高权力,地方上的政治真空,也渐渐由隶属皇权的国家行政机构代替。
这种中央集权是天生排斥游侠的:他们绝不容许任何民间势力有威胁政权的能力。
然而,秦朝的建立虽然开启了中华大地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但秦国过于超前,秦朝刚刚建立便在整个国度推行大一统的秦制,这招致了关东地区的猛烈反弹,毕竟中华大地列国并立已经有两千年历史,当时大一统的体制还未深入人心,诸侯并立的列国体制才是大部分人心中正统的文明格局,秦朝不但强行推秦法,还统治严酷,于是遭到了天下极大的非议,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残暴的邪恶政权。
“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所以,地方反秦势力四起,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崩溃,而在反秦战争中,各地游侠自然也是当仁不让,关东地区隐藏的民间力量蓬勃而起,或依附于项羽,或追随于刘邦,将秦帝国埋葬。
秦朝灭亡后,经历过短暂的楚汉相争,中国进入了汉朝。
历史在此处陷入了短暂的停顿: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加之东亚地区的地缘环境,以秦为代表的大一统体制是历史大势;但是,第一个大一统的秦国却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政权,大一统的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汉朝初期一切体制的构建仍处于摸索阶段,虽然刘邦仍然和秦始皇一样称帝,但体制上仍出现“郡国制”等先秦遗风,比起秦国的大一统有些回退。加之多年战乱导致民生凋敝,汉朝初期采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政府控制不严密,那游侠自然又有舞台了。
白马之盟,这本来属于相当严肃的政治盟约,但表现形式却有强烈的江湖色彩,这实际就是刘邦集团草莽气质的体现
甚至不止是民间,就连汉帝国的开创——刘邦集团就是游侠的一部分,这导致汉帝国政权在前期也有着强烈的游侠色彩,民间亦是如此。上层的游侠风气加之严密的统治体制还没形成,任侠之风盛行全国。豪侠亦往往与官员结交,成为地方官府的吏役,甚至做地方官的爪牙,成为整个社会体制重要的一部分。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高祖本纪》
但,帝国体制的形成是必然的,毕竟任何一个政权的中央朝廷绝不会放任游侠这支不可控的势力,随着汉帝国机制的越来越完善,游侠的社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且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户籍制度的加强,客观上促使侠的活动相对的固定于某一区域,成为强大地方势力,严重影响政府权威。从汉景帝开始,那种势力特别强大的豪侠,朝廷视为对皇权和秩序的严重威胁,设法打击。
吴楚七国之乱时,地方刘姓诸王麾下便有大量游侠
到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机制已经完善,随着对社会控制力的增强,对游侠的大规模打击也开始。
郭解,西汉时期游侠人物,《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主角,汉武帝预定他的墓所在地为茂陵(今陕西兴平),强迫全国各地富豪移民至此。郭解资产不到搬迁的标准,但被列在移民中。大将军卫青为他对汉武帝说话,汉武帝反驳:“如果一个平民的权势能请得动大将军替其说话,那他家绝对不穷。”这实际反映了皇权对于民间力量的高度警惕。郭解一家之后被满门抄斩,郭解的死,标志着“游侠时代”的彻底落幕
汉武帝时期,西汉政权早已褪去早期游侠色彩,中国也渐渐脱离了先秦古风,人多势众号令一方的豪侠,便几乎再未出现。而侠客,也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这之后的游侠,通常只是一些单人匹马,独来独往的武林高手而已。
但,侠客的气质却并未消散,比如文章开通提到的汲黯,便有着浓重的游侠遗风。
秦之后的中国是帝国体制,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分封完全不同,所以江湖力量很难再向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一样,在天下呼风唤雨;但是,中国人对于国家和民族普遍有责任感,所以在一些动荡时节,“侠”的精神便再度兴起,不过此时的“侠”的内涵变得宽广,“侠”不仅仅只是江湖义气,更需要忧国忧民;此外,由于封建价值观已经确立,此时的“侠”,一般也和正派政治家结合起来。
桃园结义,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浪漫的情节之一,刘关张三人显然不是游侠,他们的盟誓有着极高的政治理想,但这种盟誓亦有着强烈的侠客色彩。虽然此事不见于正史而出于文人,但同样体现出世人对于游侠气质的赞扬。而在正史当中,刘、关、张也同样是侠客气质极重的豪杰。
《三侠五义》中,这些江湖侠客已经不再是独立行事,而是辅佐包青天,说明明清时期“官府为上,江湖为辅”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
该如何评价“侠”呢?在中国文学中,“侠”通常是受赞扬的英雄形象;但是在史学当中,对“侠”的评价却是有分化的,司马迁等人对“侠”有着高度的评价,但韩非子等人对此嗤之以鼻,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侠”是越来越不受政府待见。
而且,历史上真实的“侠”也并不完全是小说中正大光明的形象,侠客虽然不乏惩恶扬善之举,但实际也劣迹斑斑,毕竟:一个无视社会规则和法律的群体,他们的经济来源在哪里呢?他们又没有破坏性吗?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是不会介绍这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些游侠经常通过盗铸铜钱、走私、盗墓、收保护费等形式获取利益,同时,他们好勇斗狠的行为,也经常伤及无辜。
《武林外传》中,白展堂对浪漫情结很重、崇尚“盗亦有道”的郭芙蓉的训诫,实际说明了不守秩序者对于社会整体的破坏,但郭芙蓉之后的疑问却道明了根本问题:为何“侠”古往今来一直受推崇呢?
事实上,“侠”只是对一个特殊群体的称呼,本身并不含褒义或者贬义。之所以后来渐渐成为正面人物,更多是来源于民间的美好愿望,游侠以武力行事,敌视公家,不讲法律,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眼光,个人的意气、个人的判断来决定是非和生杀。所以普通人往往将愿望寄托在侠客身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游侠文化的向往,是东方民族在集体主义的人文特质下,对于自由、洒脱等品质的追求与憧憬。而当公道无法被官家主持之时(在封建时代,这是普遍现象),人们期待着有其它人来主持正义。
金庸、古龙等大家构建的“武侠世界”当然只存在于文人的憧憬之中,那是否“侠”的世界不存在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真实历史中的“侠”其实是更加震撼与浪漫,中国人心中憧憬的“侠”,实际是那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高贵品质;是为国为民,胸怀天下的政治使命感;是潇洒不羁,纵横天下的潇洒气质;是锄强扶弱,扶危济困的光辉人性。
而这些美好品质,中华民族从来是不缺少的。
林觉民,视荣华富贵如粪土,血荐轩辕,悲歌慷慨,是否有“侠”的精神的一部分呢;徐霞客,放弃功名,醉心于山水之间,这是否有“侠”的精神的一部分呢?谭嗣同,看淡生死,胸怀天下,是否又有“侠” 的精神的一部分呢?
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但其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往来于疆、陇、秦、直、豫、鄂、湘、苏、赣等行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国难之时振臂高呼,为国奔走,极具侠客古风。
而且,某种程度来说,这种 “侠”的精神,正是这个民族最旺盛的生命力所在:谭嗣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但其影响力却火遍三湘,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这其中有一个人叫杨昌济;杨昌济也是一介书生,无法救国救民,但他却教出了一个学生,这就是毛泽东。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七绝·改诗赠父亲》,毛泽东
恐怕,这才是真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参考文献: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
王巧昱: 《"任侠"风尚对秦汉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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