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姓皇族延绵四百年的王朝落日，看汉代宗族力量由鼎盛走向衰竭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在诸侯的拥戴下走上了天子的宝座，与此同时刘邦的家族也就成为了尊贵显赫的皇族。汉代的全部宗室都是来自于刘邦家族的分支和后裔，子孙昌盛，力量壮大。但是随着王朝发展的前进，国家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开始调整了自己的宗族政策。原本是血浓于水的亲族，但是一旦涉及到了权力和政治，兄弟阋墙、骨肉相残也是难以避免。汉代的宗族力量也就逐渐开始由鼎盛走向了衰竭，直到汉代末期刘姓的正统宗室连守护自己的江山社稷都是有心而无力。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汉代宗室力量的盛衰兴亡

刘邦登基称帝时，身边的宗族亲戚还有很多都没有亡故，这些人也组成了第一代宗室群体。包括了刘邦的兄长刘喜（刘仲），弟弟刘交，族中亲戚刘泽、刘贾等人。加上刘邦的几个儿子刘肥、刘如意等，这些人都在刘邦登基之后获得了皇室的身份。这些人基本上也都享有了王爵的待遇，比如刘喜封代王，刘交封楚王，刘肥封齐王，刘贾封荆王。据《汉书》记载：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王爵的身份世代传承，除非犯罪或者绝后才会被终止。从刘邦称帝到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作乱之间，宗室力量是最为强大的一个时期。作为诸侯王，他们拥有很庞大的兵权。汉朝初年，由于战争的缘故很多人口都没有得到户籍的确认，大量的流民进入了诸侯王的地盘之中。这无形造成了中央力量的削弱，而助长了诸侯的实力，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兵员和生产力。按照汉代的法律，诸侯王还可以获得国内财政和人事任免的专权，所以诸侯王不断坐大。

到了吴楚七国之乱前后，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开始采纳当时晁错的观点进行削藩。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地方上的反弹，吴王刘濞率先开始发难。在刘濞串联南方诸王的书信中提到：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山、故长沙王子：幸教！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

从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诸侯王力量之强已经可以和汉朝中央分庭抗礼。吴楚七国之乱也是西汉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内乱，在平定之后，汉朝皇室彻底硬下心肠，将整个宗室系统进行重新洗牌。自此之后，汉代的宗室力量就开始不断衰落。

从汉武帝开始，原本的诸侯王力量不断下降，加上推恩令的实行，地方上的王国面积不断萎缩。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酎金失侯”事件，王侯的数量也不断下降。到了汉宣帝时期，王国的力量已经无法再与中央等量齐观。所以元成二帝时期的外戚势力才会一骑绝尘，朝廷内外再也没有可以与之抗衡匹敌的力量。甚至于在王莽篡位时期，各刘姓诸侯只能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很少有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反抗王莽篡逆，直到王莽改革彻底失败，天下大乱之时才有刘姓子孙出面讨伐王莽。由此可见，刘姓宗室的孱弱已经到了十分衰竭的地步。

而东汉建国之后，身为刘氏子孙的刘秀却十分排斥同宗势力。也许是因为真定王刘杨和梁王刘永等人在他建国过程中屡屡作梗，以至于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东汉的诸侯包括皇子在内都非常的弱势，成为了王朝当中的陪衬，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东汉的外藩入继也打破了一贯的传统，连列侯之后都可以作为备选项，这也是一大奇闻。比如汉桓帝、汉灵帝都是列侯之子，这在之前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东汉末年活跃在政坛上的刘姓宗室，主要都是西汉皇族的后裔，有些早已失去了贵族的爵位，只是血统意义上的皇族。比如荆州刘表、益州刘焉都是西汉孝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的后代。刘备是西汉孝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些人都是依靠自身的能力才获得了政坛的地位，和东汉皇室严格说来已经没有直系血缘。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孝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和刘表等人已经从属于不同的血脉分支。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皇族宗室力量已经接近于泡沫化，不仅皇室的血统经常断绝，地方上有实力的刘姓宗室之中也全部都是旁系杂支。可以说从刘邦开始的刘姓皇族到了东汉末年就已经在多位皇帝的刻意打压之下名存实亡，成为了名义上的家族，实际上的陌路。虽然在总体数量上还有不少后裔，可是能够借助的力量已经是微乎其微。这也是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无论是董卓入京还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没有势均力敌的正统刘姓皇族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

为何刘姓皇族会逐渐走向衰亡

首先，主体皇族的繁衍时断时续，不能保证一以贯之的法统延续。在两汉时期曾经有过多次皇位绝嗣、外藩入继的情况。西汉时期的汉惠帝之后、汉昭帝之后、汉成帝之后都没有合法的子嗣来继承皇位。东汉在汉和帝之后，皇位更是几次易手，继承顺序混乱不堪。这样的情况一方面造成了外藩入继导致的政坛混乱，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皇族主体枝干的子孙数量。皇帝的皇子减少，新封的诸侯王也就减少了，这从力量上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削减。这一点在史书记载上体现的也非常明显：“高五王传，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武五子传， 宣元六王传。”可以说西汉皇帝的生育率从景帝之后就开始急速下滑，皇族的核心基础自然不稳。而其他的旁系杂支虽然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失去了权力和地盘，只能是成为普通的平民。仅仅只能维持一个汉室宗亲的名头，却难以有所作为。

其次，皇帝的错误政策。政治是一种平衡之术，好的政治家能够在多种矛盾之中寻求到平衡之处，但是汉代的皇帝行事作风却往往过于极端。的确，汉代早期的地方诸侯王是汉朝中央的离心力量，为中央的大一统集权体系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也不应该将其连根拔起，让他们彻底缴械，完全失去力量。因为王朝的运行往往需要依靠大量的人才资源，在没有科举制的汉朝社会中，举孝察廉很难满足国家的正常需要。刘姓诸侯王是稳定地方的良好人选，只要把他们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可以让他们成为足以替代地方行政官员的有生力量。汉朝中央与地方诸侯王虽然有矛盾，但是也可以对立统一。西汉时期打压了地方的诸侯王，结果外戚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强大的西汉王朝被王莽平白篡夺。东汉时也打压诸侯王，结果宦官势力坐大严重威胁了国家的正常运行。这样的不稳定状态导致国家长期处于一种政坛混乱之中，但是却没有外援可以依靠。东汉桓帝时期外戚梁冀专权，桓帝逼不得已只能在如厕时召见宦官等人密谋诛杀梁冀。据《后汉书》记载：

“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

如果当时有可靠的忠义宗室起兵勤王，那么东汉末年的宦官之乱也许就不会出现。汉朝中央也不会出现真空局面，使得奸险小人趁虚而入。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的记载：“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由此可见，宗室在皇帝眼中是危及自己江山的不确定因素，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囚徒困境”。以至于在中央和地方上排除了宗室的力量，却造成了宦官和外戚的交替执政，彻底破坏了国家的根基，使得汉朝走向了灭亡。

综上所述，汉朝的宗室力量在西汉初期最为强大，甚至可以与中央分庭抗礼。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对于宗室再也没有信任可言，不断地排除宗室的力量。但是这样造成的权力真空却给外戚和宦官留下了可乘之机，最后汉朝未亡于宗室，却亡于外戚和宦官。可以说汉代的皇帝是走进了自己亲手修建的陷阱，最终被完全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