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与大明王朝的理想：“协和万邦”困难重重，远洋行动被迫告终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为建立大同世界梦想的努力。在那个时代，明朝作为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想将儒学文明传播于海外，创造一个“仁爱”的大同世界，因而选择了“协和万邦”的海外发展道路。

一、儒学与明朝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

明太祖朱元璋

自汉唐以来，中国经济发达，文明昌盛，东亚国家羡慕中国文化，积极引进儒学因而造就了东亚的儒文化圈。不过，自唐末以来，中国陷入了近400年的战乱，历经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又有宋、辽、西夏、金、西辽、大理诸个政权之间的纷争；即使元朝统一之后，仍有许多战争和动乱。于是，当统一昌盛的大明王朝出现于东亚世界，人们都感到这是中国又一个文明昌盛时代的到来，因而对中国寄有希望。

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东南滨海区域迅速成长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区域和海外有着天然的联系，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不断。南海周边国家十分欢迎中国的商人，宋元时期的南海，几乎每一个港口都有华商在活动。有些华商一生涉沧溟数十万里，南海、印度洋成为他们闲庭信步的地方。因此，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明朝发展与海外的关系，就可知道它是宋元以来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交往的延续。

朱元璋画像

明朝的统治者十分在意与周边诸国的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马上派出使者到周边国家宣告明朝的建立，要求诸国向明朝进贡，不要与元朝往来。用今人的观点来看，朱元璋急需周边国家承认大明王朝已经取代了没落的元朝，以便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回顾历史，中国没有一个朝代这么主动地派遣使者到海外，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这体现了明朝不同以往的国际视野。

明朝与元朝的不同在于：元朝经常对海外国家使用武力，曾派出大军征讨日本、占城、安南、爪哇等国。但朱元璋对海外国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云：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东北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在明太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征战不已，大欺小，强欺弱，几乎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律”。明太祖却有超越时代的认识，将海外用兵当作大忌，用以教训子孙，这是儒家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传统的体现。明太祖又强调要警惕来自北疆的威胁。这表明朱元璋感到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他深怕继位者在海外滥用兵力，消耗中国力量，不利于抵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的南下。明太祖圣训使明朝历代皇帝都慎重地对外海外世界。

明太祖提倡和平的另一面是积极经营海外世界。中国儒家的理想从来是天下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明代的儒者认为自己的治国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要凭借明朝的力量，将明朝的影响扩及海外，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儒家理想世界。

明代疆域

洪武三年，明军北伐蒙古高原，消灭北元军队大部，得知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已死。朱元璋“以平定沙漠颁诏：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莫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安，而后四方万国顺附。”可见，由儒者草拟的这封诏书自信明朝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不过，在明太祖时期，明军的主要力量是对付北方草原的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遣大军北伐在大漠深处游击的残元军队，取得多次胜利，但因地理的因素，明军无法彻底消灭残元势力。除了来自北方传统的威胁之外，明军还要面对不断袭击中国沿海的倭寇，为了防止倭寇，明太祖一度提出海禁政策，在这个时代，明朝无法大力向海外发展。

迨至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内部已经稳定。对明朝北疆形成较大威胁的“北元”，经过明军的多次打击，大都逃往北疆深处，已经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威胁。明朝若想有所作为，向南海进军的时代已经到来。明成祖朱棣上台后，结束内战，立刻恢复积极进取的海洋策略。“中官四出，实始永乐时。元年李兴等赍敇劳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三年，命郑和等率兵二万行赏西洋古里、满刺诸国，此将兵之始也。”

明成祖朱棣

朱棣的海洋政策比朱元璋更积极，朱元璋不过是想取得周边诸国的承认，建立有来有往的朝贡关系。而朱棣的目标，是建立遍及四海的朝贡体系。因此，他要派出使者出使海外，促使那些边远的国家向中国进贡。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郑和远航海外？学界争议很多。《明史·郑和列传》这样解释：“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见，《明史》的作者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朱棣疑建文帝未死，逃亡海外，所以派郑和前去侦察；其二，明成祖想在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扩大中国的威望。这都是后人的推测。从郑和航海行动的直接目的来看，它就是邀请更多的海外国家到中国来进贡，建立“万国来朝”的朝贡关系，从而将明朝的统治秩序推及天下。实现明朝带动世界各国进入大同世界的理想。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二、郑和下西洋及明朝朝贡体系的形成

《明史》记载：明成祖于“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郑和下西洋一共7次，所以，民间有“郑和七下西洋”之说。

除了郑和与王景弘之外，明成祖还派遣了其他宦官出使外国。《明史》评价郑和等人：“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可见，当时明成祖有几个主要使团，除了郑和、王景弘外，还有出使西域的李达，出使朔北的海童，出使西番的侯显。其中侯显五次出使异域，曾经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印度国家，再由海路归国，他对明朝外交的贡献，可与郑和比肩。在这些着名使者之下，还有许多不太出名的中级使者。例如，宦官张谦多次往来浡泥国、麻剌朗国，迎接其国王到中国进贡，又护送他们回国。有一次，他们在海上遇到数倍于己的倭寇船队，“时官军在船者才百六十余人，贼可四千。鏖战二十余合，大败贼徒，杀死无算。余众遁去”。这些中级使者很多，他们所立功勋不如郑和等人显着，大都没没无闻。可是，若将他们的贡献累计，也不会亚于郑和。

郑和雕像

明宣宗时期有人说：“圣天子德加海外，间遣中贵人，总甲士，帆大舶穹舻，道海洋，抵暹罗、阿丹、爪哇、满刺加、古里、苏门、天方、真腊、锡兰山诸国，收其所谓麒麟、福鹿、狮、虎、象、犀诸异兽，驼鸡、囗鵧、墩铎、莺哥诸珍禽，金砂、珠香、翠贝、齿角与凡彼产所有、此蓄所无之奇货以入中国、以为苑囿之寔、府库之？，器玩服饰之用，使远方之人亦得因是以修其敬于朝廷。然必冒风潮，渉险阻，阅数岁而后至。”正是在众多使者的共同努力下，明朝建立了遍及四海的朝贡体系。

可见，在郑和等人的努力下，前来中国进贡的国家东至日本，南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西至东非国家。有些国家自古不通中国，是郑和的船队将他们带到中国，从而建立双方的关系。就明朝的角度来看，已知世界的国家都与明朝建立了关系。

按照儒者的理想，明朝在海外的作用是树立一个道德的标杆，逐步感化其他国家向中国看齐，从而带动世界走向和平的大同世界。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导下，郑和在西洋的行动十分谨慎，虽说他有强大的武力在手，但并不滥用。郑和几次用兵，大都是被迫出手。例如，平定陈祖义等海盗。更多的时候，郑和是引导其他国家前来进贡，交换各种商品。

今天的锡兰岛

东南亚的满加剌国和暹罗之间发生冲突，明成祖调解双方，使两国之间实现和平。从此，满加剌国和暹罗都成为对明朝最友好的国家。锡兰政权一时与郑和发生冲突，但郑和击败锡兰前来袭击的军队后，并未将其地化为殖民地，在明成祖的引导下，锡兰成为明朝的进贡国，国王家族多次到中国访问，双方友好关系延续上百年。

总的来说，郑和凭借为舰队为后盾，施展和平为主的外交手段，实现了中国统领海上世界外交目的。在郑和七下西洋时代，南海及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较为安全，周边国家的往来更加频繁。到明朝来进贡的国家，先是南洋国家，而后有印度洋国家加入，再后，西亚的和东非的一些国家也到中国进贡。在郑和及其同侪的大航海时代，中国与南海国家的交通空前频繁。据郑鹤声、郑一钧的统计，明朝洪武年间，来自南海各地的使团计183次，永乐年间，来自南海的代表团计318次，洪熙年间10次，宣德年间79次，正统年间达104次，明初五个朝代共计694次之多。

明宣宗

明宣宗时，明朝在海外的威望达到高峰。“伏睹皇明自太祖开业垂统，太宗、仁宗继宏，功德益远益隆。传至皇帝陛下，尤勤于任贤，急于劝职，以恢鸿图，以致环海内外，悉乂悉和，旁洽百夷，遐荒莫不宾来易。所谓万国咸宁，诚惟今日为然也。”可以说，明代前期中国已经建立了所知世界的朝贡体系。

明代官员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可见，明代前期的外贸虽然带来市场的繁荣，但其开支太大。

在明朝与海外国家的大交换中，明朝是获利还是亏损？明朝明显获利的有两个阶层：其一，皇室贵族；其二，买办阶层。郑和航海归来，带来大量的钻石、宝石、珊瑚、黄金，海外奢侈品，大都是供给皇室消费，例如湖北省钟祥市郑和时代的梁庄王墓出土大量的金银珠宝，其中一块金锭上刻：“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五十两重。”说明这块金锭是郑和从西洋购得。全墓出土的金银玉珠饰器件达5100余件，仅宝石就有700多颗。其中墓主人的一条金腰带上镶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等宝石达84颗，专家认为，这些宝石主要来自海外。王室如此，皇室的豪华更不可想象。

梁庄王墓出土的部分精品文物

此外，从事居间贸易的商人获利也多。明朝在朝贡中获得的海外奢侈品除自用之外，多数由商人承包销售。大量东南亚香料、珠宝流入市场，也活跃了商业经济。如杨荣说福建“：岁时诸番宾贡，海舶珍奇之货，率常往来于此。”正如严丛简所说：“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总之，郑和时代的海上贸易给皇室和民众都带来了好处。问题在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大增。永乐年间前来进贡的海外国家增加到几十个，而每个使团都有数十人至上百人，他们抵达中国口岸之后，要跋涉数千里到南京或是北京晋见皇帝。明朝廷迎往送来，头痛不已。他们每到一处都被官员视为贵宾，官府赠给他们丝绸衣服，每天供给山珍海味。皇帝经常有新的赏赐，结果每个使团都使官府开支浩大。

如前文所说，有时为了赏赐前来进贡的海外国家，国库都被掏空！当时的海上交通不便，这些使团每次进贡都要在中国待上一二年，有些使团因一时没有便船，会在中国住上好几年。明朝文武官员加上军队达百万人，常年支出之外还要以高规格供奉这些使团，明朝财政无法长久支持如此巨大的额外开支。因此，到了明代中叶，朝廷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变化，主政的官员对前来进贡的外国不是太欢迎，这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又增大了。

明英宗

明中叶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崛起，瓦剌、鞑靼等游牧部落多次突破长城南下，掳掠中国北方城乡。明朝为抵御这些南下武装，不得不加强长城一线的驻军，这使明朝的财政压力巨大。每次大战，都会透支数年的军费。这一时期的明朝廷只想着多方节约，以便应付军费开支，所以，只好废除经营海外的行动。明英宗上台之后，掌管内府支出的宦官再次提出派人下西洋购买珍宝，却被户部官员抵制，其原因在此。对于常年到中国进贡的海外国家的使者，明朝采取限制人数、次数的策略，并在礼品交换中，单方面提高中国商品的价格。例如《明会典》记载的“折还物价”：

“各色紵丝每疋折钞五百贯，绫子各色每疋三百贯，纱各色每疋三百贯，绢各色每疋一百贯，青绒氁子每疋六百贯，驼褐氁子每疋六百贯，青花白磁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文，豆青碗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麝香每斤一千五百贯，樟脑每斤一百贯，良姜每斤二十五贯，大黄每斤三十贯，铁锅三尺阔面毎口一百五十贯。”

嘉靖皇帝

如以前史料所示，当时明朝赐给进贡国的一个青花瓷碗或是瓷盘，竟然定价五百贯！可见，在明成祖朱棣的大方慷慨之后，明朝廷感到财政不足，对外也不再随便花钱，有时想从高定价中捞回一些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反而恶化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前来进贡的海外使团越来越少。迄至明代嘉靖年间，前来进贡的东南亚使团已经很少了。可以说，明朝前期大力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已经崩溃。

郑和下西洋画像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偶发事件，应当是宋元时期中国人向海外开拓的必然。当时的明朝作为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想将儒学文明传播于世界，因而选择了向海外发展道路。在儒学文明的主导下，远航的郑和舰队实行“协和万邦”的友好行动，因而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他促使西洋诸国前来进贡，使大明的声望扩及印度洋周边国家。

通过郑和的远航，中国让世界认识了自己，宣扬了儒学文化。明朝的企图是引导世界，结束混战不已以强凌弱的人类历史，实现儒者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然而，明朝的财力有限，明中叶以后，逐渐成长壮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再次成为威胁明政权安稳的力量，这一时期明朝更多关心本国的利益，对外经营已是有心无力了。明初费尽力量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逐渐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