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农村集体经济增收经验——四川崇州模式

股份合作是以合作制为基础，将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有机结合，是在城镇化和农业适度规模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制度创新，由此衍生的崇州“共营制”则是政府主导的，以农地经营权股份化合作为基础、社会化服务和职业化管理为支撑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崇州是四川成都下辖县级市，农业人口46.2万人，占比68%, “四山一水五分田”的地理分布，是国家级产粮大县。近年崇州农业人口大量转移，出现了农业兼业化、生产非粮化、土地细碎化、劳力弱质化等问题。

从1998年开始，崇州市政府从鼓励生产大户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到引入龙头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再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出了诸多尝试，但都由于生产技术不精、缺乏管理经验、利益联结松散等原因，出现了企业失约、农民失利等情况。截至2010年，“地碎、人少、钱散、缺服务”的制约和“谁来经营”、“谁来种地”、“谁来服务”的难题仍得不到解决。

难题倒逼之下，崇州尝试推进土地股份合作改革。2010年5月，由隆兴镇黎坝村15组30户农户发起，自愿以实测确权颁证的6.75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每公顷作价13500元出资，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进行粮食种植。合作社由理事会、监事会和社员共同组成，除此之外，职业经理人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关键，由理事会聘请，签订任务书。同时，借助成熟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服务超市，实现技术咨询、劳务雇用、机械化服务、农资配送等全程社会化服务， 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合作社利润按1∶2∶7分别作为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职业经理人工资和农户土地入股分红。2014年，杨柳合作社种植的大春水稻亩产576公斤，比未入社农民亩产高87公斤，每亩分红569元；轮作种植的大麦和油菜每亩分红328元，社员全年股份分红897元/亩。合作社的工资性支出每亩287元，共带动“务工”社员农内工资性增收145222元。

此外，入社社员新增外出务工37人，短工变长工52人，户均增加“农外”务工性收入6000元左右。对职业经理人而言，其年收入共106241元，包括为合作社提供农业劳务、农机等专业性收入11480元和合作社分红94761元，除客观的经济收益外，还能够兼顾家庭。

截至2015年底，崇州市已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26个，入社面积2.07万公顷，占全市耕地面积的59.57%;入社农户9.09万户， 占比59.14%。

就改革要素而言，可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资产确权——土地。从2008年开始，崇州开展确权颁证工作，共颁发农村产权证书78.4万本。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证3520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5.6万本。集体产权的明晰，为土地经营权合作奠定了产权制度基础。

二是财政扶持——资本。其一是政策性投融资平台。截至2015年底，崇州农业政策性投融资担保平台对14个项目实施扶持，总投资26.3亿元。其二是产权抵押贷款。截至2015年3月，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木 (竹、果) 权等农村产权流转、抵押融资和农业职业经理人信用贷款共5.91亿元。其三是政府风险保证金。市级财政500万元用于抵制融资风险，并持续补充。其四是其他补贴。省市两级政府给予“农村地理支持保护补贴”, 根据种植面积，标准不一， 50~100亩补贴200元/亩，100~500亩补贴240元/亩，500亩以上补贴300/亩，特殊品种的补贴单独计算。

三是专业管理———企业家才能。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介入提升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生产管理水平，崇州建立了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组建了由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院和成都农林科学院，以及优秀农业技术人员为主的培训团队，开展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协同的分类培训，评定初、中、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并颁发“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职业经理人竞争上岗，“理事会+农业CEO+监事会”的企业化管理体系，创新了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有效实现形式。

四是配套服务——技术。崇州“共营制”中，关键环节在于“专家+农技人员+经营主体”的技术服务模式，解决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技术问题。

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在省市各级财政的支持下，在新型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的支撑下，在集体成员的积极参与下，在“农业CEO”和“农业服务超市”的辅助下，成效显著。既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弹性，又实现了集体成员农业经营性收入和农业工资性收入“双增长”。

崇州“10万亩”基地 (土地股份合作社) 的培育是整体规划和财政支撑的成果，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共营制”农业经营方式的基本单元，是以农地经营权集中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创新。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离，进一步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

“集体”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发挥了组织、监督、管理功能， 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也逐一实现，“集体”的所有权益主要体现在从利润中提取的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集体成员的土地承包权益则体现在股份分红，而职业经理人的参与，对产权主体的产权实施能力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在代理行使经营权过程中获得了经营佣金，三大主体互利共赢、权益紧密联结。

然而，“共营制”同时存在以下前提条件：一是劳动力大量转移，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的离农率；二是能够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产业；三是达到机械化生产条件；四是具备足够高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另外，崇州白头镇白头村的调研发现，伴随土地股份合作出现的是生产集中和生活集中，也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如集体成员集中居住后，在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生活成本也随之提高， 不仅增加了农副产品消费支出，其他生活成本 (物业费、水电费等日常开销) 也大幅提高，需要更高的家庭收入予以弥补。因此，如何进一步拓宽农户家庭的收入渠道，是“共营制”后续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来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例证与理论逻辑

作者：张应良 杨芳 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