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怡｜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运动，他会看到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爱因斯坦发展出了广义相对论。艾伦·图灵问了一个问题：机器会思考吗？从这个问题出发，图灵打下了人工智能大厦的地基。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往往比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更重要。

这本书也是从一个问题出发，那就是：当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新的交流伙伴之后，传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深知这个问题难度的我，并不敢奢望能在一本书里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做的，只是在这本书中，从各个方面把这个问题问清楚。然而，我发现，即使只是想提出问题的各个方面，已经是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的交流，从来都没有简单过。

交流的目标是思想的无障碍分享。然而从古至今，这样朴素的目标几乎没有被实现过。从西方巴别塔的隐喻，到东方“道可道，非常道”的箴言，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苦于交流的困境。失望之余，人类把目光投向其他智能体，动物、外星人、超自然力量，甚至鬼魂……我很赞成美国传播学家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03）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表达的那种略显悲壮的观点：人与人之间是“无限遥远的距离”，而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人类的身体很遗憾地并不具备完成这样一个“没有保证的冒险”的生理条件。我们的视觉受限，听觉不足，词不达意，思想含糊不清。我们每每需要借用外力才能将交流深入一步。在这些外力里，机器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人与机器的关系却随着两者的力量对比变得时好时坏。从蒸汽机的第一声轰鸣划过长空开始，形形色色的卢德分子和技术乐天派就展开了拉锯战。他们并不总是不同的人，他们可能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今天，即使技术已然与我们水乳交融，我们仍然有抑制不住的冲动想将技术排除在身体之外。我们幻想能通过技术实现交流的理想，却不得不祭上我们的自由。

我们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就被抛进一片未知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将遭遇一个全新的交流对象——人工智能。它是否会像美国著名媒体生态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恐惧的那样：“一旦造出机器，我们总会大吃一惊，发现机器有自己的想法；除了有能力改变我们的习惯，还能改变心智的习性。”除了拭目以待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准备。

当智能与机器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撞击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重大发明。弗洛里迪（Floridi，2014）将这一次的变革称为继哥白尼革命（日心说的提出）、达尔文革命（进化论的提出）以及弗洛伊德革命（精神分析法的诞生）之后人类自我认知的第四次革命。这次以英国人艾伦·图灵为先行者的“图灵革命”消除了人类独一无二的错误观点，我们主动或被迫开始拥抱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不过是拥有信息的一种智能体而已，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与人类共享这些信息。

早在人工智能发展伊始，领域里就形成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智能增强（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IA）两大阵营（马尔科夫，2015）。以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约翰·麦卡锡为首的AI阵营积极模拟人类的能力；而以道格拉斯·恩格巴尔特（Douglas Engelbart）为代表的IA一派则坚信计算机应该被用来加强和扩展人类的能力，而不是取代或模仿这些能力。

造成两派之争的原因除了是在关于人类终极地位的价值体系中存在差异之外，还反映出对这种崭新而陌生智能体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对普通人而言，智能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部分，我们只能看到冷冰冰的机器外表。我们的潜意识里依然流淌着对非血肉之躯的机器的不信任。人类在习惯了与血肉之躯交流的上万年之后，突然面对一个崭新的毫无任何生命体征的交流对象，难免会无所适从。正如图灵所说：“要判断一样事物在多大程度上以智能方式运转，不仅受判断者主观心智与阅历的影响，也会受判断对象的客观属性左右。”人类尚未调整好自己的认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正在崛起的全新交流对象。我们对人工智能心怀恐惧，是否也是源自人类对自身不完美的自卑呢？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人工智能这个交流对象已经开始全面进入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这样一个全新的交流玩伴毫无疑问会带来交流方式的改变。

本文摘选自牟怡

《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

版权归作者所有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王玲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