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革徒从宜----读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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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陀序论：人与时间、空间促成了历史。钱穆先生尝言：“历史只是许多人事之丛业，此一件件的人事，即成为历史之内容，亦可说即是历史之本身。除却人事，将不复有历史。”故中国传统史学常以人为中心。

西风东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遂开此下史学之新路。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论衡历史，着眼土地为之主干，此空间也。然所以演绎历史者，仍难脱离于人。故历史的演进，常以少数人之领导，多数人附和。而所以附和者，实为少数倡导者回应多数愿望者的心理来团结完成此愿望，来推进此历史。

子长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为其立足于其所在的时间、空间看历史。王先生著《中国历史通论》亦何尝不是如此乎！作《因革徒从宜----读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重印后，三联书店的朋友以微信相告，遂在一万册告磐之后，意外收到一册。这使得鄙人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商周鼎革之际中国人信仰的形成，也对近时学者的“走出中世纪”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从文字上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

按照近时学者的观点，中世纪是夹在古代和近代之间一个晦暗的历史时期。在欧洲，它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持续千年。而在东方的中国则开始的早而结束的晚，从秦汉直到民国长达二千年，此间历史并非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而是一直起起伏伏。唐时期的中国达到了中国中世纪的顶峰，此后的文明则一路下行，社会停滞不前，从晚明到晚清三百五十年间竟然进入解体过程，从中世纪向近代缓慢过渡。

关于“走出中世纪”一说，这其实仍为1840年后，东方文明被西方以坚船利炮夹带的文明击败后，知识分子奋发图强的思考，而思考的本身，即是以西方为镜鉴而观察东方自身。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依旧沿着这样的思路，反思中国的历史。与其它文化、制度立论者所不同，王先生重点通过东方农业立国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属性向外延伸，解读中国历史。在综合了此间诸多论史者的观点后，他提出中国缓缓走出中世纪的原因。王先生认为，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殷周之际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制度革命’，”正是这次“共主联邦制”向“大一统”转化的过渡意义的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对于经济体制的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诸侯国君在承诺“以藩屏周”义务的同时，也获得了“受民受疆土”的特权。而这政策的目的是“西周王朝为了避免重蹈殷商‘大而松驰’管理体制的覆辙，建立起新的‘封建’管理体制，以强化中央核心即‘共主’的地位。”政权的稳定时，土地“国有制”有效维系王朝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转，时异势移，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为“自诸侯出”，诸侯国取得了实际的独立地位，并向君主集权制的方向发展时，国君也就站到了“国有”的实际地位上，清除所谓“黑田”，将其重新纳入“国有”的范围，也就是迟早的事了。尽管“国有制”随着权力的盛衰而消长无定，但法定意义上的“国有”还是万世不易的“祖宗之法”，具有“合法”的意义。

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产权状态随时势的演进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国有”的、“私有”的甚至是“宗族”、“部落”式的产权，兼收并蓄地共存于帝国体制之中。这种“和衷共济”，很可能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曾有过的。联系秦以后历代王朝兴替，大致可以推断：严格的授田制或国家按户允许农民自占一定量的耕地，都只能在建国初期或新开辟的区域才可能被较认真地实施。时间长了，多容易名存实亡。从发生学的过程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是沿着一条自然演变的路线前进的，个人的“主体性”从来没有独立过，安全最初只是交付给贴身的小共同体（氏族—部落），随后一步一步地不断上升，直至大一统国家成立，氏族—部落外壳剥离而变成府县乡聚，“朕即国家”“君临天下”，“天下”之人也就尽人“吾彀中”，为“君父”的“子民”，仰天翘首等待“皇恩浩荡”的“雨露滋润”，很自然就成了唯一选择。“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前者是人，后者是天，这八个字很实际，试问除了国家，还有什么实际的社会力量能从根本上保证老百姓的安全？总体而言，这两千年内，大一统体制内的产权“国有”底气，仍然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在发挥其无所不在的能量。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历经挣扎，也仍然逃不脱私有产权不完全的困境。中国传统农业产权的“国有”性质，根植于政治制度化与产权非制度的体制环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策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的无处不在，根深蒂固。王先生引用程念祺先生的观点说：“中国古代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看不到这一关键性的特征，不仅会掩盖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这一历史真相，同时也会在土地占有关系问题上，制造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假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学者和理论家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这一提示是意味深长的。沿着这一思路体验其进退演化，也才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后来为什么会难以“走出中世纪”。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产生反作用。王先生在用了三分之二篇幅在从“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时代、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深化、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不断申论后，从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对造成这一东方历史个性的问题从政治上予以解读。他在罗列了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韦伯有《儒教与道教》后，他认为，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对“稀缺资源”的配置与支配的体制。这些资源包括经济的、财富的，也包括文化的、情感的，例如权威、声望、荣誉等资源。在传统中国，则表现为皇帝以“全国”或“全体国民”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于“国家”，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都被“权力化”，全部“官僚”都是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由此造成了与西方不同的社会进路：在集权体制下，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紧密结合的程度为世界之最。如此特异的社会现象就必出现于中国：只要这种单一的权力决定财富占有的国家集权体制存在，它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就难以动摇。

历史实是人们不断选择自身存在方式的历史。曾经有过的历史选择，后人固无权苛责，但在今人再选择时，检讨前人各种选择的得失成败，斟酌取舍，思远慎终，亦当是后来居上者应具备的智慧。如何走出“中世纪”？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情结。百年来中的时代精神，就是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压力，重新审视和检讨全部中国历史，期望中华民族再度复兴，重铸辉煌。王先生在从世界范围分析了美英等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后来者”的实践后，他在和诸多学者一样提出的体制制度设计论之后，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的长过程，不可能很短，很快完成。从一个阶段的巅峰状态下落，即意味着新一轮发展时机的到来，两者之间称作“瓶颈效应”，最容易产生危机，能不确立新的目标，敢于冲破、越过是一种考验。市场经济会有它自身的规则，有不可捉摸、不可预测的方面，其中能否及时反省，不回避矛盾，不讳疾忌医、讳莫如深，非常重要。正确看待分化，适度控制分化，这是市场经济下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的一门新的领导艺术，不容易，但非做好不可。社会发展从每一段落看，都不完美，完善的追求存于全部过程之中。

书尾，王先生说这部他花了十年功夫的著作是他“讲义”性质，亦即他所理解的“中国通史”。

由农业立国及以土地权的演变来分析中国历史所谓“迟滞于中世纪”，当然是一条鲜明的历史线索，但这一线索固然可以解释为其阻碍历史上中国“迟滞于中世纪”，因为这是以西方的发展为借鉴的。但西方学者所说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17世纪以来西欧与北美的社会为标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西方现代生活是十全十美、足供借鉴的。英、美、德、法各国尽管同属西方文化一系，其间仍多差异，各具独特的历史传统。即就中国历史演进及其历史的经验说，其自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完美性。如何走出“中世纪”？以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的经验看，具有极强自我修复与完善功能的中华文化应会在“融会东方与西方、接通古代与现代”中再次复兴。同时，以世界历史演进的经验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现代的处境时，它们都是以个性展现出来的，而不是生搬硬套模仿或类测。因为任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上千年的演进早已融入到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也表现在他的集体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走向现代化世界潮流中，古老东方农业文明其必然是以东方独有的、而非以西方模式的方式出现。因为在中国史家看来：“仁为名所败，义为利所挤。治乱不自己，因革徒从宜。”任何时候历史前进领导者与社会民意如同“榫”与“眼”，只有这两者的有力对接，才能兴起一个时代的高潮，而这恰恰是历史提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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