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册封了六个“开国公爵”，为何只有徐达的爵位能延续下来？

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式颁诏，对于那些在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的过程中的有功之臣进行了分封。

实际上，众位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们对此早已是望眼欲穿，可谓是翘首期盼了多年，特别是此时已经距离朱元璋正式称帝过去了三年，如今爵位与名分最终得以厘定，也算是让他们此前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所拼的的功绩得到了最为真切的肯定与褒奖。

而在这份总数多达150人的分封名单中，爵位最为显赫、同时也是最引人关注和羡慕的，无疑是被册封为“公爵”的六人，按照排名顺序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 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朝开国六公爵”。

只不过，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在朱元璋的眼中，权势、地位越是显赫，则对皇权统治产生越大的威胁。最终，这六位“开国公爵”中，只有徐达的“魏国公”爵位得以真正的世袭罔替，直到明朝灭亡，至于其他五位，则在短时间内就遭到了废黜，只历经了一世或者两世，就戛然而止了。

韩国公李善长。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都认为朱元璋手下的重要谋士刘基刘伯温是绝对的“半仙”般的存在，无论能力还是功绩，都应该排在文臣的第一位，并且应该远胜李善长。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刘伯温能力固然非常出色，同时在朱元璋一统天下以及后来明朝法度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贡献较之李善长还是逊色不少，而人们之所以会对其有着如此高的认识和评价，更多的还是因为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平定滁州的时候，主动前往拜见投靠，就此成为朱元璋的重要参谋，参与了所有重大事务的决策，并主管军队的物资供应，同时还负责为其延揽人才，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正式建立大明王朝后，依旧对于李善长非常的倚重和信任，不仅让其参与决定军国大事，明朝整个的行政、法律、礼仪等制度，也均由李善长主持编修与制定。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将李善长册封为“韩国公”，这是对于李善长功绩的极大肯定。

“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

“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

并且，朱元璋更是将李善长，比作是帮助汉高祖刘邦鼎鼎天下的功勋之臣萧何，就此明确了李善长“开国六公爵”之首的位置。

“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又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李祺，两人正式结为“儿女亲家”，李善长的权势地位达到巅峰。

然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李善长开始居功自傲、恃宠自纵，朝中也逐渐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朱元璋也开始对李善长有所不满。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一大批官员受到了牵连，然而作为当年引荐胡惟庸入朝的李善长却逃过一劫，并没有为朱元璋所处分，但是李善长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也就此破裂。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随着“胡惟庸案”的影响在继续发酵，越来越多的矛头开始指向李善长，特别是李善长曾藏匿胡惟庸通敌的罪证，以及李善长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两件事情，更是引得了朱元璋的极大不满。于是盛怒之下的朱元璋下令，将李善长全家同其妻女弟侄等全家七十余口一并处死。

随后，李善长之子李祺与临安公主先后去世，其孙李芳、李茂，因为临安公主的关系没有被朱元璋处分，李芳得以任留守中卫指挥，李茂则担任旗手卫镇抚，只不过其家族的公爵爵位被废黜，“韩国公”的爵位世袭也就此终结。

魏国公徐达。

徐达与朱元璋从小结识，并且与朱元璋、汤和等人早年共同在郭子兴帐下效力，之后便一直追随朱元璋左右，并且在此后伐灭陈友谅、张士诚的过程中，立下大功。

当然，徐达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率兵北伐，攻灭蒙元王朝。

朱元璋在确定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口号后，便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上灭元。而徐达则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攻入元大都，并且在这之后，又数次击退北元政权的南下入侵。

就这样，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正式被封为魏国公。

相比于李善长，徐达的性格则更为谦逊与谨慎，与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的和睦。并且他的女儿还嫁给了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这便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代贤后”徐皇后。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朱元璋追封其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后又让其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将其奉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徐达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令行禁止。不居功自傲，不贪图女色财宝，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没有过失。当世有此美德者只一徐达。”

徐达的“魏国公”爵位由其长子徐辉祖继承，可由于其反对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进而被朱棣下令削爵禁锢，不过在永乐五年（1407年），徐辉祖去世后，朱棣还是命其长子徐钦继承“魏国公”的爵位，使得“魏国公”成为了“明朝开国六公爵”中，唯一一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的爵位名号。

当然，这里还要额外说明的是，徐达家族不单只有一个“魏国公”的世袭爵位，朱棣自己的“大舅哥”徐寿辉是自己的反对者，但是他的“小舅子”徐增寿则是朱棣坚定的支持者，甚至为此还被建文帝所杀。最终，朱棣在登基称帝后，也没有忘记徐增寿，于是将其封为“定国公”，子孙世袭，而这一爵位也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而这也使得整个徐达家族出现了两个延续后世的公爵爵位世系。

郑国公常茂。

常茂能够跻身“明朝开国六公爵”之列，并且排在李善长与徐达之后，位列第三位，并不是他本人的功勋有多么出众，而是得到了他的父亲常遇春的萌阴。

常遇春也是在很早的就是就追随朱元璋，并且作为副帅，在北伐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只不过在洪武二年（1369年），也就是朱元璋论功行赏、册封爵位的前一年暴毙而亡。所以朱元璋为了感念常遇春的功绩，让其长子常茂封为“郑国公”，而实际上这份殊荣是给予常遇春的，至于常茂，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袭承而已。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常茂去世，由于常茂无子，由其弟常升袭承了公爵爵位，并改为了“开国公”。之后，常升因为受到“胡惟庸案”的牵连，被朱元璋所杀，同时爵位也遭到了废黜。

至此，“郑国公”的爵位世袭也就此中断了。

曹国公李文忠。

历史上的“明朝开国六公爵”，实际上是受封的是七个人，李文忠及其父亲李贞，皆被授予了“曹国公”的爵位。

李贞是朱元璋的姐夫，经常接济朱元璋家，因而他与朱元璋的关系是非常之好，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位姐夫也是充满感激。与此同时，朱元璋在起兵后，对于自己的外甥、李贞之子李文忠也是非常的喜欢和欣赏，便要求将其过继给自己为子，并让其跟随自己姓“朱”，后来在李文忠夺取杭州后，才恢复了自己本来的“李”姓。

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再加上李文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被晋封为最高爵位的公爵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朱元璋也没有忘记那位从小就对他有恩的姐夫李贞。

所以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群臣的时候，李文忠及其父亲李贞，同时被封为了“曹国公”，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洪武十七年（1384年），李文忠病逝，其子李景隆继承曹国公爵位。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李景隆担任统帅时，一再为朱棣送上“神助攻”，硬生生的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而在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又是他主动开门投降，让朱棣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南京，进而被朱棣列奉为“群臣之首”。

当然，这样的和谐只是暂时的，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李景隆就受到连番弹劾，进而被朱棣下令削爵圈禁，他本人也黯然去世。

而曹国公的爵位也伴随着李景隆的陨落而就此中断，不再袭承。

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冯胜和邓愈，也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追随朱元璋，并且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不世功勋，在这之后他们也继续南征北战，为确保明朝的疆域开拓与边境安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如此，洪武三年（1370年）的时候，朱元璋将冯胜封为了“宋国公”、邓愈封为了“卫国公”，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然而，由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爆发，让朱元璋猜忌之心加重，很多功勋旧部都受到了牵连。冯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遭到了朱元璋的猜忌，并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朱元璋下令赐死，同时宣布其子孙不能继承其爵位，因此冯胜的“宋国公”爵位只历经了一代便宣告终结。

邓愈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便去世了，并且收获了朱元璋极高的评价，并命其子邓镇袭承了其公爵爵位，改为“申国公”。由于邓镇是李善长的外孙，进而受到了李善长的牵连，被朱元璋诛杀，其爵位也遭到了废黜。直到嘉靖年间的时候，其后世邓继坤，被嘉靖皇帝重新封为“定远侯”，只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爵位已经变为了侯爵，而公爵爵位也只邓愈和邓镇两世而终。

综上所述，“明朝开国六公爵”中，只有徐达的“魏国公”爵位传承到了明朝灭亡，至于李善长的“韩国公”、常茂的“郑国公”、李文忠的“曹国公”、冯胜的“宋国公”、邓愈的“卫国公”，皆是只袭承了一世或者两世便遭到了终止。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还有一位朱元璋在位时期受封的公爵，这便是“信国公”汤和。

洪武三年（1370年），汤和只是被朱元璋封为了“中山侯”。之后汤和继续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最终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被加封为“信国公”。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汤和因病去世，被朱元璋追封东瓯王，谥号“襄武”。而他也就此成为明朝开国功臣中，少数得以善终的人之一。

只不过由于汤和子孙早逝，“信国公”也只一代便中止了。到了嘉靖年间，其族人重新获封“灵璧侯”，并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