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研究有多深？白岩松：日本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解刨”

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小型战斗还是在规模较大的战役中，无论是对待平民还是战俘的态度中，无论是处理内部士兵关系还是外部敌方关系的过程中，日本人的残忍行为随处可见，这种残忍有时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战后来华祭拜的日本士兵

然而，正是这些行为被贴上“残忍”标签的日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却一直没有中断到遥远的中国战场遗址拜祭。

随后，在二战的废墟上，他们20世纪60年代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性的民族。

在古代，由于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吸纳，中华民族充盈着自豪的感情；在近代，由于战争，仇恨的感情占据了上风；在现代，由于杀戮，愤怒的感情弥漫开来。

在当代，由于历史进程的延续，仇恨与愤怒的感情也在继续；由于日本技术的领先，亲睐有加的情绪并不缺乏市场。

这一切，究竟是自己民族的感情在产生着变化？还是客观事实也即对方民族的本质属性在发生着改变？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变化，以对事物客观、全面的了解作为前提而得到的认知或评价都应该会更为切中肯定一些。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日本礼仪

回顾国人对日本民族的了解，除了历史上的“遣唐使”、“倭寇”，似乎就是“小日本”、“鬼子”、“侵略者”，还有今天的动漫、相扑和汽车。

在古代的历史进程中，事实上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国形成了万方来朝的天国心态，认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在中国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中，除了“唐僧取经”到天竺学习佛学的故事，到外国学习的并不多见，倒是多少有些外来的学习者。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不乏关于日本的记载，但专门关注和研究日本或者日本民族的资料则付阙如。

随着近代的西力东渐，国人的认知开始走向“师夷长技”。虽然留学国外以赴日本者居多，国内效法日本事物者众多，也有“倭学”一词的出现，然而研究日本的学者却寥寥无几。

国内有人曾经提出，中国的日本知识，在‘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日本文化属中国文化末流’这个判断下止步，放弃对日本的现实思考，不对日本民族特质深入考察，也忽视其中国观的流变。

这种思考的怠惰值得反思。因为，文化是一种生长的东西，是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土文化传至日本，经异国风雨孵化早有嬗变而我们必须省察。

日本茶道

我们曾看轻日本，以为‘小国’无须认真研究。即使有些研究，也仅是皮毛，结果非常严重，近代中国外交失败、军事失败乃至文化失败就是证明。每念及此，令人不禁怵惕。

蕞尔

2007年，中日两国之间政治高层出现了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的互访后，记者白岩松在对日本进行采访报道时也感慨地说：

“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菊花与刀》等一些文章对日本分析上，而日本已经开始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解剖，没想到现在依然是这样一种状况。”

这样，中国人对日本民族的了解正如戴季陶曾经感叹的那样：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换句话说，由于关注和研究日本或者日本民族的甚少，了解的也甚少，甚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了解。

白岩松

反观日本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则可以概括为范围广、程度深。范围广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主体的范围广，二是研究内容的范围广。

日本研究中国的主体包括了官、学、研三个体系。官是指政府投资的研究机构。日本政府中的外务省、防卫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警察厅警备局和公安调查厅等都从各自的领域、职责对中国进行研究，外务省和防卫省几乎每年都会拨出大量资金委托民间研究机构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对华专题研究。

学是指大学，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基地。著名的大学有许多终身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教授，也有专门研究中国各方面问题的专家。

研是指独立法人研究机关。民间除了有诸如日本中国学会、现代中国学会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一些大企业中都设有中国部。这种官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效率高、成果多。

在这三个体系所构成的研究主体关注之下，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仅仅在大学里，研究中国的内容涵盖了从先秦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朝廷制度到客家语言等诸多方面；专家研究的问题则覆盖了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妇女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粮食问题等方面。

日本书店

程度深则意味着日本研究中国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在上面大学里专家研究的问题范围中已经可见一斑。无论是来华修学或旅行的日本人，崇尚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重视文献解析、实地勘察，这样对中国的了解事无巨细都相当得深入。

从二战时期的军事地图上对村镇、猪圈都有细致的标注，到今天的驻华使馆官员能够详细背诵“八荣八耻”的内容，这种习惯的形成是一脉相承的。

仅仅是在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

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

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正因为日本对中国研究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人们大多将其比喻为用显微镜来看中国。

日本书店

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超过了对其最大盟友美国的报道，日本投入研究中国的资金也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此间固然有历史的惯性，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为其国家利益所作的考虑。

相对于日本的“中国热”，中国是“日本冷”，对日本的研究滞后了些。这些研究更多还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对微观层面诸如社会问题和人物进行研究。

正如《大公报》刊文所言：

“与我们对日本的了解相比，我们了解的日本只是表面的，甚至只是片面的、敌意的一面；而我们在日本面前，却是透明的，人家对我们了如指掌。”

这样的结果往往容易造成对于日本的社会问题和现象的反应较为被动。于是，日本像一面镜子被许多人涂黑或不愿意观看，结果看不清日本也看不清自己。

结果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得甚多、甚深、甚细，而中国人对日本则了解得较少、较浅、较粗。这种在国民层面相互间并不对等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较之贸易的不平衡更令人担忧。

日本留学生

1990年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在北京的讲演中声称：

“据我所知，在中国几乎没有关于日本天皇制与日本人，或者关于日本天皇制与日本社会的研究著作。如果要想更好地理解日本，研究日本，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我认为很有必要研究关于日本天皇制与日本人，日本天皇制与日本社会的问题。”

中国古书云：“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此处“战”的含义，并非全然指称“战争”之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

但即便是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对彼此双方的了解也是必需的和必要的，更何况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国内有人提出“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的新思维，认为“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

脚力

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为此甚至应该“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这类观点强调的中国应该以韬光养晦、稳定发展作为战略原则，在未来三五十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

对此，笔者丝毫没有异议。但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来迅速增长”着“厌恶和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么多年来，中日之间交往政治冷经济热的表象之下，究竟潜藏着何种原因？

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善良的国人仍然认为可以把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区别而论；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善良的国人仍然认为搁置历史的“外交革命”可以转瞬变为现实。

所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依然不能够忘记，尤其是在日本社会出现了右倾化的今天。

因为人们从历史那里不仅能够读出今天的影子，甚至还能够揣摩出明天的消息。 造成中国对日本冷的原因，有心理因素方面的根源，也即在看待日本时存在一定的“情绪化倾向”和“文化优越感”。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研究容易流于皮相之谈，而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性格的掌握实际上是在相互交往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重要手段。

所以，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蒙古。

满州

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正如《大公报》所评论的那样：

“我们要做的，是像他们研究我们那样研究日本，发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把他们的长处变成我们的智慧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