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新： 为四人帮殉葬的公安局长

老兵读史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据说“能文能武”。1967年年初，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拟抽调1000多军官进驻。在下达南京军区的名额中，指定要1名军职干部，南京军区推荐了刘传新。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刘传新任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是军管会的二号人物。

3月24日，刘传新对原市公安局作出了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

很快，敢于冲锋陷阵的刘传新成为军管会的一把手。1967年底，军管会出台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指控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搜集各级领导在侦察案卷中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之后又组织一个班子，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用一年多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00多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万余件，并将其中8.5万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各地进行追查，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材料，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根据一名汉奸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39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有300多名教授、干部、职工是日伪潜伏特务。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就牵连105人，其中91人长期成为“特务嫌疑”，3人被逼自杀身亡。

在康生、谢富治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罗织了原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原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由于这些“罪证”，北京市及公安战线的众多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其中，长期分管政法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冤死，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长期关押，4000多名干警被赶出北京市公安队伍。

“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安排人夺权。尔后担任公安局长的刘传新，紧跟康生和江青等人，使公安局沦为“四人帮”迫害他人的工具……

刘传新与妻子吴淑坤

军管

1966年5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3月24日，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8月23日，刘传新将814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8月29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领导人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干将

早在1967年12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他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坚持说前17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 “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 “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深得“四人帮”的信任。他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

“双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四人帮”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4月4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派人到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紧接着，200辆卡车开进广场，2000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人们没有被吓退。4月5日9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了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四人帮”也在策划“反击”，出动了民兵5万人，警察3千人、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28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9点29分，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 “联合指挥部”下达了命令，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广场，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身上……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广场上偷记的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公安局还搜集了广场的诗词原件583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6.6万多份，照片10.8万多张。

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600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后拘捕与“四五运动”有关的群众388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双追”有功，江青夸他“干得好”。

下场

毛泽东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事先拟定的《应急方案》，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

1976年10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1977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的罪行。

文革后问责刘传新的大标语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5月18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终于，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