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柏杨：从情同兄弟到反目成仇，竟为争风吃醋！真不可同富贵

　　李敖与柏杨，都是当代文苑风流人物，都是风雨如晦时代篝火之光。他们生前身后，各自励教激志，各有名山事业，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本两不相防。但因时代之故，也遗留下很多八卦、很多谜团，一直来为人所闲话。

　　其中最著名的话题，当然就是两人为什么会从好友演为绝交，甚至仇敌相向。特别是李敖，从1980年代开始，几乎看到柏杨二字必要丑诋痛骂，必要羞辱一番，为我们所熟知。我看到很有朋友的议论，也都指明柏杨德行有亏，有负李敖，所以该骂。我觉得这是不客观的武断。

　　在我看来，如果要一句话总结就是：二人分合之理，不是李敖瞧不起柏杨，而是互相看不上。而要推断其原因，这里面，有各自性格的因素，也有不经解释而成芥蒂的误会。

　　李敖与柏杨，本是同道中人，在台湾最崎岖的历史之路上，有过很长的一段“蜜月期”，相携顾盼，惺惺相惜。

　　他们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境遇，都是朗然的汉子，也有极为投合的政治理念。柏杨要比李敖大上13岁，但他们都是从大陆渡海过去的北方人，都秉持“以骂世来救世”的心愿，都是当时抗争的知识分子，又都同时成名于1960年代，在那个恶劣而孤独的小岛中，他们会走到一起抱团取暖也是必然的。

　　他们入狱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在同时期。只不过，柏杨1968年身陷囹圄后，呆了10年才仓皇出来；而李敖呢，是从1967年开始，前后“三进宫”，累时6年两个月，才侥幸得出。那时的他们，是互致钦佩，也是能推诚相与的。李敖回忆录中说，自己待柏杨如同兄弟。

　　虽然都是狂人，但彼此之间，是同志，是战友，为了共同的理想，互相支援，共同受难。这些情况，现在看他们彼此的书信，还不难按查的。

　　我的感觉，他们二人，会“情同手足”是理所必然，但最后会反目成仇，也未尝不是各自迥异性格主导下的必然结局。

　　李敖对柏杨最大的不满，在他“忘恩负义”，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未尝不能成立。但是柏杨的“忘恩负义”，又极可能不是人格上的，而是建立在误会上的。总之，一个斗志昂扬好骂，“你欠我的就要讨回来”；一个性情温和不争不辩，“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又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谈过，误会越陷越深，最终成了彼此积存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死结，双方至死都无法澄清了。

　　我们从局外人看这段恩怨，反倒可能是清楚的：李敖当年确实对柏杨有恩，而他们最终凶终隙末，又确实源于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柏杨的前妻艾玫。围绕艾玫，两人出狱后数十年互相猜忌，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

　　话说，1968年，柏杨因文字狱坐牢，李敖是仗义执言大力援救的主力之一。据《李敖回忆录》所说，他当时曾依靠美国朋友的帮助，把柏杨的答辩书传到海外，使其冤情公诸于世，让其时的蒋家有所忌惮，不敢置柏杨于死地。

　　最终，在众多人士的奔走之下，柏杨从死刑被改判为12年徒刑，实际遭囚9年26天。

　　后来柏杨出狱，李敖自以为劳苦功高，柏杨该感激涕零才对。可没想到，柏杨此后无论文字还是言语，几乎都没有提及他李敖的贡献，甚至主动断绝了和他的任何音讯往来，没有说明一句说明。

　　李敖纳闷，到处打听，才是有人告诉柏杨，在他坐牢期间，风闻李敖和他彼时的妻子艾玫有染，他觉得自己的尊严、情感受到重创与欺骗。而据李敖在数十年后的辩护，柏杨坐牢后，他为营救，是与柏杨之妻艾玫有较多接触，但是艾虽美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况他李敖再风流，因有心理障碍，平生从不与朋友之妻有染，为了自明，他甚至在书中指明“真正奸夫”姓名与地址。这些说辞，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是可以看到的。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如果李敖的叙述可信，那二人的分道扬镳，实际起于一场风月误会，只是这种瓜田李下之事，要辩清确实也不容易，何况他李敖确实风流成性呀，而柏杨的性格其实并不好争辩。同时，熟读柏杨书籍的朋友大概也会知道，当年妻子艾玫在他落难之时的离去，确实是他一辈子的伤痛。

　　而要数落柏杨“忘恩负义”，大概也是说不过去的。在柏杨文集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对另外一位参与营救的孙观汉先生，是如何的感戴，念念不忘，至死弥笃，是非常感人的人间真情显露。除了李敖的呶呶不休，我也不曾见过还有其他人指责柏杨其人“忘恩负义”甚至品德问题。

　　有些朋友只看李大师的一面之辞，又对柏杨的书籍没怎么看过，先入为主成见在胸，不问其它“口径”，就贸然先判决柏杨“有罪”，多少是有失客观的。这些问题，其实稍微翻翻他的杂文集，还有那本 《我本陋民――柏杨自传》，都不难得到一些不同的印象。

　　总之，这段故事，如果真要给个总结，我个人挺认同潘采夫所说的：二人交恶，与柏杨小心眼有关，可李敖的风流远播也难脱干系。

　　此后近三十年，听说此“内情” 的李敖，开始对柏杨口诛笔伐，甚至动辄人身攻击，更是将此恩怨火上浇油，而柏杨还是一味沉默，本来也可以澄清的误会就此永不可解开了。

　　而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关二人交恶的记载和传言，现在被搬来弄去的那些，证言也好，材料也好，罪状也好，基本都来自李敖一方的笔下口中。柏杨对于此事，几乎不置一词。他晚年写回忆录，都不怎么提及李大师，仿佛生活中、台湾历史里，都没这个人啥事。他什么都隐约谈了，对于曾经的“朋友”李敖、对于那个社会影响既深且巨的李敖，却刻意忽略。

　　而李敖本就是三国祢衡式的人物，使酒骂座，快意恩仇，有恩涌泉相报，有仇睚眦必还。在他笔下，本来当世但凡出名的基本就没一个好人，一生痛批人数超逾三千，更何况让他感觉受到“背信弃义”之人，岂会轻松放过。于是他用了三十年痛贬柏杨，甚至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去料理这人。这些责骂，大部分就见于他写于1989年、有近300页厚度的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的书籍。

　　这本书虽名为《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但改为《柏杨人品之研究》似乎更合适吧。全书就柏杨的著作极少评论，几乎都是就柏杨的人品大做文章，明眼人都会看出，这早已不是学术研究了，差不多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人身攻击。比如，他认为柏杨是丑陋中最丑陋的中国人，是只会耍嘴皮子的，是忘恩负义的；说柏杨的文化水准不足以谈历史，更不配谈“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命题，没资格翻译《资治通鉴》一书等等。

　　几十万字的书，拉拉杂杂来来去去，其实就是说了被柏杨误会戴绿帽子，还有柏杨学问不行、人格这么三件破事。

　　李敖说的都是事实吗，柏杨真的有那么卑鄙吗？我自己阅读过后的认知，当然不会全面否决，也不会完全认同。

　　有一些，看书中列举的信件和资料，可推测应该是事实。比如，李敖确实在柏杨入狱之时无私营救，而柏杨后来的做法，不管是否误会，确实对李敖有点忘恩负义了。但平心一点同样可以看到的是，李大师又确实是明显地在泄私愤，很多论据也有意混淆。比如，他说柏杨坐牢前曾跟他讨教坐牢的经验，而其实他忘了，那时他自己并无坐牢的经验，而柏杨早在初抵台湾不久的1950年就曾因“收听匪区广播”而入狱六个月过，何以会向他“讨教经验”；

　　再比如，他一再讽刺柏杨蹲狱十年后吓破了胆，后来一心投靠权者，这也是不确的，因为柏杨后来也并没有在此中捞取什么好处，只不过是他的心态有了转变，从一味地谩骂转到了有所寄望。毕竟，权者以不是过去的权者，早已走在转型的历史之道上。可以说，从1980年代开始，两人的政治态度、思想理念其实已经出现分歧。

　　而且，就为人处世而言，正如早先就有人指出的，虽然他们的笔锋都那么凌厉，对世界的批判那么不留情面，但是实际生活中论为人大相径庭。总体而言，李敖其人，东北汉子，凡事有仇必报，睚眦必较；而柏杨生平性情实有河南人的朴厚，重以德报怨，息事宁人。是以柏杨朋友多，怨敌少；李敖则朋友几无，敌人遍布四海。

　　可以说，这两人的为人、理念，有那么多的不同，实际早已预告着他们之间的情谊终究会出现裂痕，只是世事弄人，他们应该都万万想不到，彼此裂痕的导火线，竟然是一个女人的“为情”问题吧。

　　不终

　　只因一场误会，造成这两位“文坛英雄”反目成仇，“别有参商之阔”，老死不相往来，无疑是令人惋惜的悲剧。

　　人生之难，在“兼忘是与非”，谁对谁错，真的难以说清。但我想肯定可以说清的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不该是柏杨，更不该是李敖，而是"权力之恶”。试想，如果因为他们不是动辄制造冤案，把柏杨投进监狱，还可能发生日后的这些事情吗？

　　不过，如今这两位大陆人，都已经魂归西去，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更值得欣慰的是，最后的他们，一个归骨新北白沙湾高塔上，倚窗真龙殿，面朝海峡，眺望故乡哈尔滨，聊解思乡之愁；而另外一位，骨灰则终于回到了老家河南新郑，实现了百年之后叶落归根安息于中原故土的遗愿。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回家”了。

　　为了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一生都如杜鹃泣血，家破人亡，历经磨难。渡尽劫波兄弟在，倘若地下有缘邂逅，以他们的胸怀，想应该也能一笑泯恩仇吧。